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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9章 铁锚与白菊（第1页）

那一年，雨水来得特别早。才过谷雨，铅灰色的云层就沉沉地压在城市上空，像一块浸透了煤油的破毡布，随时要滴下些什么。街巷里的梧桐刚抽出嫩芽，却被连日的阴雨打得抬不起头，湿漉漉的叶子贴在枝干上，像无数只溺水者求救的手。

消息是在一个午夜抵达的，像一柄烧红的铁钎，猝不及防地捅进了这座沿海城市的梦境。起初只是电话铃声在少数几户人家响起，接着是压抑的啜泣，随后哭泣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穿过雨幕，顺着电线杆和老墙的缝隙，渗进了千家万户的睡梦。天亮时，整座城市都醒了，却醒在一场共同的噩梦里。

报社的老印刷机在凌晨三点开始轰鸣。叶葆启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楼下陆续聚集的人群。他们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脸颊流下，与泪水混在一起。人群是沉默的，沉默得可怕，只有雨水敲打柏油路面的声音，啪嗒，啪嗒，像谁的心跳正在慢慢冷却。

“三位记者，”总编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沙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其中一位，是咱们这座城市的姑娘。”

叶葆启转过身。总编辑手里捏着一份电传稿，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五十多岁了，鬓角已经全白，此刻那些白发在日光灯下泛着潮湿的光。

“朱颖。”总编辑吐出这个名字时，嘴唇在颤抖，“二十七岁。”

办公室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秒针每走一格都格外沉重。叶葆启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字迹因为潮湿有些晕染：贝尔格莱德，轰炸，三名中国记者罹难。他的目光停留在“朱颖”两个字上，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说过——名字是有重量的，有的人名字轻如柳絮，风一吹就散了；有的人名字却重如铁锚，沉下去就能定住整艘船的摇晃。

“她是咱这儿的闺女。”总编辑又说了一遍，这次用的是方言，“从小在南巷长大，吃海盐、吹海风长大的。”

叶葆启没说话。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从抽屉深处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支点燃。烟雾升腾起来，在日光灯下扭曲成奇怪的形状，像某种古老的象形文字，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悲伤。窗外，人群越聚越多，沉默开始发酵，变成低沉的、涌动的、危险的东西。

雨还在下。

寻找朱颖亲属的过程像在迷雾中摸索。这座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三百多万人在此生息，每个人的故事都如珊瑚虫般悄无声息地堆积，最终形成坚硬的、错综复杂的珊瑚礁。叶葆启和同事小骆拿着街道办提供的模糊线索，在老城区蛛网般的小巷里转了两天。

第三天下午，雨势稍歇，天空露出一小块惨淡的鱼肚白。他们终于在一处墙皮剥落的老院里，找到了朱颖的五姨。

门是虚掩着的。叶葆启抬手敲门，木质门板发出空空的回响，像是敲在什么巨大的空腔上。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六十多岁妇人的脸。那张脸原本应该是圆润慈祥的，此刻却被悲痛侵蚀得沟壑纵横，眼窝深陷，像两口干涸的井。

“你们是……”老人的声音细若游丝。

“报社的。”叶葆启出示证件，“关于朱颖……”

“颖儿啊！”老人突然哭出声来，那哭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胸腔深处某个裂开的地方涌出来的。她拉开门，整个人几乎要瘫软下去，小骆赶紧上前扶住。

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冠如盖，树下积着一洼洼雨水。正屋的门楣上，不知谁已经挂上了一截黑布，被雨水打湿了，沉甸甸地垂下来。屋里光线昏暗，只有正对门的那面墙是亮的——那里摆着一张披着黑纱的照片，照片前供着三碟水果、一捧白菊。

照片上的姑娘在笑。那种笑很特别，不是冲着镜头的，而是冲着镜头之外的某个地方，眼睛微微眯起，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仿佛刚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又像是看见了什么特别美好的东西。她的头发被风吹起几缕，阳光洒在脸上，形成了细小的光斑。

“这是她去年春天拍的，”五姨被搀扶着在椅子上坐下，目光黏在照片上，“在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边。她说那儿的天特别蓝，蓝得不像真的。”

叶葆启在老人对面坐下，打开采访本。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他采访过火灾、车祸、凶杀案，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亡和悲伤，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死亡如此具体，又如此遥远；悲伤如此私人，又如此宏大。

“您能跟我们说说她吗？”小骆轻声问，递上一杯热水。

五姨捧着杯子，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她开始说话，起初断断续续，后来越说越流畅，仿佛打开了一个封存已久的闸门。

朱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她从小就在几个姨家轮流住。南巷的老房子，推开窗就能看见海——不是那种开阔的、蔚蓝的海，而是被码头、渔船、防波堤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灰色海面。空气里永远弥漫着鱼腥味和盐碱味。

“但她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五姨说，嘴角浮现出一丝近乎骄傲的苦笑，“别的小姑娘玩跳皮筋、抓石子，她就爱看书。家里穷，买不起，她就去废品站淘，去图书馆借。有一次，她捡到半本被水泡过的《红楼梦》，纸都粘在一起了，她就一页一页小心翼翼地揭开，晾干了，用米汤糊好，当宝贝似的。”

“她是什么时候想当记者的？”

五姨想了想：“初中吧。有一年台风过境，海水倒灌，南巷淹了大半。水退后，她在淤泥里捡到一本记者证，塑封的，照片已经模糊了。她揣着那本记者证揣了整整一个夏天，逢人就说：‘我长大了也要当记者，要去最远的地方，写最重要的新闻。’”

叶葆启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忽然想起自己年少时，也曾在某个黄昏，对着西沉的太阳发誓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肩膀被生活磨出了老茧，手也习惯了键盘的触感。而那个在南巷捡到记者证的女孩，真的去了最远的地方，写了最重要的新闻——用生命做了最后的注脚。

“她走之前回来过一次，”五姨的声音把叶葆启拉回现实，“是去年中秋。她黑了，瘦了，但眼睛特别亮。她说贝尔格莱德的天空总能看到战斗机拉出的白线，像谁用刀子在蓝布上划出的口子。她说当地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警报，警报一响，不是往防空洞跑，而是先抬头看天，判断轰炸的方向。”

老人停顿了很久，久到叶葆启以为她不会再说下去了。窗外的雨又下起来，敲打着槐树叶，发出细密的、悲伤的声响。

“她临走时，抱了抱我，说：‘五姨，别担心，我会小心的。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话总要有人去说。’”五姨抬起泪眼，“她身上有股味道……不是香水，是纸和墨的味道，还有……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像铁锈一样的味道。”

采访持续到傍晚。雨停了，西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夕阳像熔化的金子般倾泻而下，把院子里的积水染成血红。叶葆启和小骆起身告辞时，五姨突然抓住叶葆启的手。

她的手冰凉，皮肤薄得像纸，能感觉到下面骨头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