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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8章 铁笔锈蚀时（第1页）

2015年6月30日的黄昏，天空呈现出一种熟透了的柿子般的橙红色。叶葆启站在《内海都市报》五层红砖楼的窗前，看见西边天空裂开一道口子，光从那裂缝里倾泻而下，浇在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那些光是有重量的，他二十三年来看过无数次这样的黄昏，每一次都感觉光像麦粒般砸在肩上。

今天是他作为在编记者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七月一日，他将满六十周岁，正式退休。这个数字在他舌尖上滚动时，尝起来像一枚生锈的硬币。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听见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同事们正在准备一场“突袭”。二十三年前，1992年那个雨夜，他抱着纸箱子忐忑地推开这扇门时，地板还是新漆的，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如今地板被无数双脚磨出了凹陷，那些凹陷里积淀着二十三年的灰尘、汗水和掉落的头发——他自己的头发，也从浓密乌黑变得稀疏花白。

下午四点半，门被推开了。

第一个进来的是陈秉烛，已经退休七年的老主任。陈秉烛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像一棵被岁月压弯的枣树。他的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但叶葆启看见他身后跟着一串影子——那些都是已故的、调离的、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老同事们的影子。魔幻的是，在黄昏的光线里，那些影子确实拉得很长，在绿色的水磨石地板上蠕动。

“葆启啊。”陈秉烛的声音像从一口深井里打捞上来的湿漉漉的石头。

接着涌进来一群人：现任群工部主任，一个四十出头、头顶已现荒原的男人；解平生，他的老搭档，右眼在1998年抗洪报道中被树枝戳伤，如今看人时总是斜着；曹东方，因报道化工厂污染被威胁，左耳听力只剩三成。

还有那些他带过的年轻人——如今也已不年轻了。他们的脸叠加在一起，像一本快速翻动的相册，叶葆启能在每张脸上看见自己曾经播下的种子：有人学会了他的追问方式，有人继承了他的书写习惯，有人连拿采访本的姿势都和他一模一样。

“光荣退休”的红色条幅被挂上墙壁时，叶葆启注意到条幅的右下角有一小块暗红色污渍，像凝固的血。1997年，也是这样的条幅，欢送老校对员王师傅时用的就是这一条。王师傅退休三个月后脑溢血去世，条幅被收回仓库，如今又拿了出来。这些物件比人活得长久，它们吸食着人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沉重。

陈秉烛第一个握住他的手。老人的手像枯树枝，却出奇地有力。“葆启，你这三十多年。。。”他顿了顿，眼里泛起浑浊的光，“你记得1994年冬天，咱们去采访矿井塌方吗？”

叶葆启当然记得。那时陈秉烛还是主任，他们坐了八小时拖拉机进山，又在雪地里徒步三小时。塌方的矿井像大地张开的黑色嘴巴，吞没了十七个矿工。家属的哭声在山谷里回荡，被风拉长、扭曲，变成非人非兽的哀嚎。他们采访到半夜，手冻得握不住笔，就用嘴里呵出的热气暖一暖，继续写。

“你写的稿子，”陈秉烛继续说，“让十七个家庭拿到了赔偿。有个寡妇后来给你寄了一袋核桃，记得吗？”

“记得。”叶葆启说。其实那袋核桃他并没有吃，分给了办公室的同事。但核桃壳在抽屉里放了很久，偶尔拉开抽屉，能闻到一股山野的气息。

现任主任送上鲜花和纪念品。鲜花是百合，香气浓郁得让人头晕。钢笔礼盒是檀木的，刻着“秉笔直书情系民生”八个字。叶葆启接过盒子时，感觉盒子在手中轻微搏动，像一颗小心脏。他打开一条缝，看见那支钢笔静静地躺着，笔尖闪着冷光——那是一支新笔，还不曾吃过墨水，不曾犁过纸张。

“谢谢。”他说。声音有些哽咽，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突然涌上来的疲惫——一种积攒了二十三年的疲惫，在这一刻决堤了。

解平生走过来拥抱他。这个独眼老伙计身上有股永远散不去的烟草味和旧纸张的气息。1998年长江抗洪，他们在溃堤处站了三十六个小时，解平生的右眼就是那时受的伤。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他只用脏袖子擦了一把，说：“妈的，这下看得更清楚了——用一只眼才能看见真相。”那是解平生说过的最像诗人的话。

曹东方拍他的肩，拍得很重。这个耳朵半聋的男人，如今说话必须很大声，像是要穿过一堵厚厚的墙才能让人听见。“老叶！以后钓鱼去！”他吼道。2005年，曹东方因为报道化工厂污染，接到匿名电话：“再写就让你全家喝污染水。”他没停笔，只是把妻儿送回了老家。报道发表后，工厂被关停，但曹东方的左耳在一个夜晚突然失去了大部分听力。医生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也可能是某种未知的毒素。曹东方自己说：“是那些被污染的水鬼捂住了我的耳朵。”

年轻人们围上来，说着感谢和祝福的话。他们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变成嗡嗡的合唱。叶葆启在这合唱中听见了自己二十三年前的声音——年轻、急切、充满确信。那个声音如今藏在他的喉咙深处，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蛋糕被推出来，上面插着“60”字样的蜡烛。烛光摇曳，在每个人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叶葆启看着那些阴影，突然想起自己报道过的一场火灾——1999年城南老街区失火，烧了十三户人家。他在现场看见一个老妇人对着废墟哭泣，她的脸在消防车旋转的红光中明明灭灭，像一幅破碎的油画。那一刻他明白了，记者的职责就是收集这些明明灭灭的脸，让它们不被遗忘。

吹灭蜡烛时，他许了一个愿：希望自己写过的那些故事，能像这些烛烟一样，升到某个地方，被储存起来。

欢送会结束，同事们陆续离开，留下他一个人整理物品。办公室突然空旷起来，但那些刚刚离去的人的气息还悬在半空，与灰尘共舞。黄昏的最后一道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光柱中无数尘埃旋转，像微型星系。

他的办公桌用了二十三年。木头是实木的，被岁月盘出了包浆，有些地方被胳膊磨得凹陷下去，正好契合他小臂的弧度。这桌子记得他的体温，记得他伏案写作时的每一次叹息、每一次兴奋的轻敲、每一次愤怒的捶打。

他开始整理抽屉。

第一个抽屉里是采访本。一本挨着一本，按年份排列，从1992年到2015年，二十多本。他抽出一本——1993年的，黑色硬皮，边角已经磨损。翻开，密密麻麻的字迹像蚂蚁军团，爬满每一页。

1993年4月12日，晴。采访城西棚户区拆迁户。李桂花，62岁，丈夫早逝，独子工伤瘫痪。拆迁补偿不够买新房，她说：“我就死在这里，让他们把我埋在这块砖下。”

他记得李桂花。干瘦的老太太，眼睛却亮得吓人。报道发表后，区里重新评估，提高了补偿。李桂花搬走前，托人给他带来一双纳好的鞋垫——粗布，针脚密实，绣着简单的花纹。他没舍得用，收了起来，后来不知所踪。但此刻，当他抚摸着采访本上那些字，鞋垫的触感突然从指尖传来：粗粝、温暖，带着老人手上的茧。

继续翻。

1997年6月30日，那一夜他写了五千字的特稿，写完时天已微亮。走出报社，晨光中的城市安静得像刚经历完一场分娩。他在早点摊喝了碗豆浆，卖豆浆的妇人哼着歌，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一刻，他前所未有地爱这座城市，爱它的肮脏与辉煌，爱它的眼泪与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