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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7章 声桥沉入雾中（第2页）

叶葆启走神了。他想起那位城管局长，姓韩，一个彪形大汉，却在接听一个卖菜老太太的电话时，突然哽咽。老太太说她儿子死了，媳妇跑了，只剩她和孙女，靠一个小菜摊过活，城管却天天来赶。“我也要养家啊，”韩局长当时对着话筒，也对着满屋的记者说，“但规矩就是规矩。。。”那天晚上，他自掏腰包买了老太太所有的菜，还帮她找到了一个合法摊位。这事从没见报，只留在值班记录和叶葆启的记忆里。

“。。。所以即使形式终结，其精神遗产将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变异、延续。”教授结束了发言。

会议室响起礼貌的掌声。叶葆启看见，在掌声中，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里的人物，似乎也轻轻点了点头。

退休老区长王志国的发言把大家拉回到更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我第一次来‘听潮’，是2001年，管城建的时候。”老王的声音沙哑，像老旧收音机，“那天接了四十多个电话，全是骂我的。道路施工扰民、拆迁补偿不公、规划说变就变。。。挂掉最后一个电话，我衬衫湿透了，不是热的，是冷汗。”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但那是我从政二十多年，上过的最重要的一课。在办公室看文件，那些‘群众诉求’只是数字和案例；在这里接电话，你能听见呼吸声，听见哽咽，听见绝望或者希望。政策不再只是文本，而是具体人生的转折点。”

随着他的讲述，叶葆启又产生了幻觉：会议室里浮现出不同年代官员接电话的剪影——有人正襟危坐，有人抓耳挠腮，有人对着空气比划，有人把脸埋进手掌。这些半透明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合唱，虽然无声，却充满了语言的能量。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下岗工人，”老王继续说，“他说一家三口住十五平米，女儿十六岁了，还和父母睡一屋。他打了三十多个部门的电话，没解决。在我们栏目，我接到了。三个月后，他们家分到了廉租房。搬家那天，他打电话到报社，不是找我，是找接线的记者，说‘替我谢谢那位领导，虽然他可能不记得我了’。”

老王停下来，喝了口水：“我怎么会不记得？我记得每一个。”

叶葆启在记录本上找到那条记录：2003年5月17日，下岗工人张建国，住房困难，转交王副区长。边缘有一行小字，是老王后来加的：“已解决，两室一厅，女儿有了自己的房间。”

随着座谈深入，房间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叶葆启不是唯一感受到的人。李兰主任小声对旁边人说：“怎么觉得人越来越多了？”老陈则不时看向墙角，仿佛那里站着看不见的听众。

这种氛围在叶葆启展示那些实物时达到顶峰。

又拿出一沓信，用橡皮筋捆着。“这些是没能在栏目中解决问题的读者来信。每一封我都读过，很多问题超出单个部门权限，或是制度性难题。我留着它们，作为提醒。”

最后，他按下老式录音机的播放键。磁带嘶嘶转动，然后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九十年代特有的电话音质：

“。。。我丈夫在工地摔伤了，包工头跑了，医院要钱才给治。。。求求你们，帮帮我。。。”

接着是一个男声，2000年代初某局长的声音：“您别急，告诉我工地位置，我们马上介入。。。”

然后是2010年一个年轻人的声音：“我们小区的物业和开发商勾结。。。”

不同年代、不同声音的片段交织在一起，在会议室里回荡。那些声音如此鲜活，仿佛说话者就站在房间某处。叶葆启看见，几位老读者在抹眼泪，连一向严肃的赵教授也摘下了眼镜。

磁带播完了，但余音似乎还在空气中振动，融入房间本身的声音记忆层中。

自由讨论环节，大家开始谈论栏目的局限与终结的必然。

“有时候只是个出气筒，”一位退休局长直言，“老百姓知道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想找地方喊一喊。”

“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太快了，”李兰主任说，“我们社区现在有微信群，发现问题拍照上传，比打电话快多了。”

“但那些碎片化的投诉，能形成真正的压力吗？”赵教授质疑，“‘听潮’的仪式感和媒体曝光度，是随手发条微博能比的吗？”

叶葆启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记录本的封面。他能感觉到，这个陪伴了他十七年的“孩子”正在一点点消散，如同晨雾在阳光下。但他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凝聚，在转化。

一位一直沉默的老读者，退休教师周文，缓缓举手。他八十岁了，说话很慢，但每个字都清晰：

“我孙子教我用微信，我也在群里看消息。但那些碎片，就像沙滩上的脚印，潮水一来就没了。”他停顿，寻找着词语，“‘听潮’不一样。它是一棵树，长在固定的地方，年轮一圈圈增加。你打电话时知道，会有个真人接听，会有记录，会登在报纸上，会留在某个地方。这种‘实在感’，现在越来越稀罕了。”

叶葆启感到心头一震。老人说出了他自己未能表达的感觉——在这个日益虚拟化的时代，那种具身的、有仪式感的、留下物理痕迹的沟通，正在变成奢侈品。电话机、记录本、签名、盖章、纸质报纸。。。这些看似陈旧的形式，却承载着某种不可替代的“真实权重”。

座谈会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