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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7章 声桥沉入雾中（第1页）

那是2014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内海市的天空呈现一种罕见的铅灰色，像是有人用蘸满陈年墨汁的毛笔，在天幕上缓缓拖过。风从渤海湾吹来，带着咸腥与煤烟混合的气味，钻进《内海都市报》报社老楼的每道缝隙。

叶葆启站在六楼会议室的窗前，望着窗外。他五十九岁的眼睛已有些浑浊，但此刻却异常明亮——仿佛有两簇小小的火焰，在瞳孔深处摇曳。今天，他要为自己“十七岁的孩子”举行一场庆典式的告别。

会议室里漂浮着旧纸张、旧地毯和旧时光的气味。墙上挂着的那些照片，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灰白光线中，仿佛有了生命。1997年春，第一场“听潮阁”的照片已经泛黄，画面中那位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年轻得让人心疼，他紧握着黑色话筒的手指关节发白，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那时谁也不知道，这个略显仓促的开场，会延续十七年。

“它们在看我们呢。”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叶葆启转身，看见退休的区长老王正仰头端详那些照片。老王今年七十三了，背微驼，但眼睛仍像鹰一样锐利。

“是啊，”叶葆启轻声说，“每一张都在看。我有时深夜加班路过这间屋子，能听见他们在里面低声交谈。”

老王笑了，露出几颗银色的假牙：“你这老记者，还是这么会说故事。”

但叶葆启没有笑。他说的是真话。至少在他的感知里是真话。那些照片里的面孔，那些记录本上的字迹，那些录音带里尚未完全消散的声音，都在这个空间里形成了某种场域，某种记忆的结界。十七年来，数十万个电话，数万人次来访，无数被解决的问题和未被解决的遗憾——所有这些能量都沉淀在这里，如同古老庙宇中积累的香火。

下午两点，与会者陆续到来。

七十八岁的社科教授老赵拄着拐杖，他的眼镜链子闪闪发光，像某种神秘的装饰。街道居委会主任李兰提着一袋自家种的枣子，硬是塞给每个到场的人。还有几位老读者——王大妈穿着二十年前流行的绛紫色外套，口袋里露出一角泛黄的报纸；退休工人老陈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他十七年间写给栏目的二十七封信的复印件。

最后到场的是几位曾经“听潮”的领导，如今大多已退休。他们彼此握手、拍肩，称呼着彼此过去的职务，声音里有一种卸下重担后的松弛，又夹杂着一丝对往日权力的微妙眷恋。

叶葆启看着这些人，突然产生一种幻觉：他们不是走进会议室，而是从墙上的照片里走下来的。他们的年轻版本仍固定在相框里，而年老的自己则在房间里移动、交谈，形成一种奇异的时间叠影。

“开始吧。”他对自己说，也对着满屋的幽灵说。

座谈会以叶葆启的发言开场。他没有拿讲稿，只是将一摞厚重的记录本搬到桌上。那些本子的封面磨损严重，边角卷起，纸张因为常年翻动而变得柔软如绒。

“这是第一期到最后一期的值班记录，”他的手指拂过封面，灰尘在光线中起舞，“每一页都记着来电人的诉求、接听官员的答复、后续处理情况。有些字迹工整，有些潦草；有些页面沾着茶渍，有些角落画着无奈的简笔画。”

他翻开其中一本，1998年夏天的记录。某页上有一滴已经变成褐色的血迹。

“这是房管局老刘留下的，”叶葆启的声音很轻，“那天他重感冒，流鼻血，但坚持接完了所有电话。晚上十点，最后一个电话是城中村危房户打来的，说屋顶漏水，不敢睡觉。刘局长听完，直接去了现场，变成了雨夜抢险指挥。”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那滴干涸了十六年的血，仿佛能听见当年电话里的雨声。

王大妈是第一个发言的群众代表。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份珍藏的报纸，2002年11月28日的《内海都市报》，第四版整版是“听潮阁”特别报道。

“看，”她的手指点在泛黄的版面上，“这张照片里，供热公司的孙总正接我电话呢。我那天急啊，我们那栋楼老人多，暖气片都是凉的。。。”

她的讲述开启了某种闸门。随着她的声音，叶葆启看见——真的看见——会议室里浮现出当年的场景：年轻的王大妈站在寒冷的公用电话亭里，呵出的白雾模糊了玻璃；报社这间会议室里，孙总额头冒汗，一边接电话一边在便签上疾书；然后是换热站的工人在深夜抢修，蒸汽在冬夜里升腾如鬼魅；最后是温暖的房间里，老人们安然入睡的脸。

这些影像如薄雾般在现实空间叠加，又缓缓散去。叶葆启眨了眨眼，不确定是自己想象过度，还是这房间真的记住了太多故事，以至于能在特定时刻重演记忆。

“。。。所以我要谢谢这个栏目，谢谢叶记者。”王大妈结束发言，擦拭眼角。

叶葆启点头，在记录本上写下：“暖气，2002年冬，已解决。”其实不用写，他记得每一个细节，包括王大妈当时电话里的哭腔，和三个月后她送来的那面锦旗上略显蹩脚的绣工。

老赵教授从学术角度发言，但他的话语间飘散着某种超现实的意味。

“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褶皱里，‘听潮阁’这样的实践，就像一株奇异的植物，在缝隙中生长出来。”他的眼镜反射着灯光，让人看不清眼睛，

教授说话时，叶葆启注意到那些记录本微微颤动，仿佛书页中的字迹在窃窃私语。有一本自动翻开到2005年春天的部分——那是城管人员“听潮”的日子，当天接听了七十二个电话，大部分是投诉占道经营的。

“这种直接沟通的形式，将官员置于一种‘被观看’‘被质询’的透明状态，”教授继续道，“就像古代县太爷升堂，但这次，围观的不只是堂下百姓，还有数十万读者。产生了奇妙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