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姓杨,是个精瘦的中年人,左手少了三根手指。“开山炸石时没的,”他轻描淡写地说,用残掌给他们递烟,“但值。你们看现在这村子。”
他带着他们走访。村民马大爷的家宽敞明亮,地上铺着瓷砖,反着冷白的光。老人执意要他们上炕坐,炕桌上摆着苹果和枣子——苹果是外地运来的,表皮打蜡,亮得不自然。
“以前住窑洞,”马大爷比画着,“一下雨就怕。现在这房子,雷劈都不怕。”他说起搬迁过程:如何拆旧窑,如何学用抽水马桶,如何在塑料大棚里种第一茬辣椒。“江苏来的技术员教我们,辣椒要夜里浇水,白天浇会得病。你看,种地都有新法子。”
叶葆启注意到屋角的神龛,供着观世音,香炉里积着新灰。传统与崭新在此诡异共存。
采访杨起之是在一个傍晚。他临时挤出时间,见面地点就在政府大院的一间小会客室。杨起之穿深色夹克,说话慢而沉,每句之间都有停顿,像在权衡字句的分量。
“这个华西村,是个镜子,”他说,“照出东西部,照出过去未来。但镜子里的像是反的,你们明白吗?江苏的华西村是靠自己富起来的,宁夏这个却是靠别人帮起来的。我们要的,是某一天,这镜子两面照出的都是堂堂正正的人。”
这话太深刻,叶葆启当时没完全领会。夜里在招待所整理笔记时,他忽然懂了:援助不是目的,而是让受援者最终不再需要援助。
那晚他梦见无数镜子,镜中都是同一个村庄,但细微处不同——有的镜里村口老槐树还在,有的镜里已经换成路灯;有的镜中人们穿传统服饰,有的已是西装牛仔裤。他在镜迷宫里行走,每个转角都遇见自己的背影。
甘肃的河西走廊像一条巨大的疤痕,横亘在中国地图的脖颈处。行驶在连霍高速上,两侧景色单调得催眠:左是祁连山残雪,右是无垠戈壁,中间这条黑色公路像切开大地的刀痕。
在敦煌,他们住进一家老招待所。院子里有棵胡杨,树干扭曲如挣扎的人体。老板娘说这树三百多岁了,“见过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见过斯坦因的车马,现在又见你们”。
莫高窟的讲解员是个年轻女孩,嗓音沙哑,据说是在洞窟里说话太多伤了嗓子。她带他们看第96窟,那座九层楼里的弥勒大佛。仰头望去,佛的面容在昏暗光线中模糊,只有眼睑低垂的弧度清晰,悲悯而疏离。
“这是唐代原作,但历代重修过,”讲解员用手电照亮佛身下部,“你们看这里,衣纹的雕刻风格不一样。明代重修时加高了基座,清代又加了一次,佛像就‘长高’了近一米。”
手电光斑滑过佛脚、衣褶、莲台。叶葆启忽然生出幻觉:那佛在缓慢生长,像一棵树,年轮在不可见处累积。每个朝代都来添一层泥胎,刷一遍金粉,于是佛越来越高,离地越来越远,离最初的工匠——那个无名无姓的塑像师——也越来越远。
“为什么加高?”摄影记者问。
“信仰需要威严,”讲解员答得简洁,“佛越高大,人越渺小,就越虔诚。”
当晚在招待所,叶葆启睡不着,披衣走到院中。胡杨树在月光下投出狰狞影子。他点起烟,火星在黑暗里明灭。忽然想起祖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是越积越厚,而是越磨越薄——像老铜钱,字迹磨平了,重量却还在。”
他回屋写下《莫高窟大佛“长高”之谜》。不是简单的考据,而是借佛的身高,写时间的沉积、权力的更迭、信仰的变形。写到结尾时,天已微亮,窗外传来第一声鸟鸣。他加了一段:
“佛不会真的长高,长高的是人对神圣的想象。而这想象本身,也是一尊不断被重塑的佛。”
稿件传回报社后,总编辑亲自打来电话,只说了两个字:“好文。”
西行愈深,人烟愈稀。青海湖像一块被遗弃的蓝宝石,嵌在枯黄草甸中。他们到的时候正值湟鱼洄游季节,湖边浅滩里密密麻麻全是逆流而上的鱼群,河水被搅成浑浊的奶白色。
藏民向导才让说,这些鱼每十年才长一斤肉,“慢得像高原上的时间”。他带他们去祭海台,那里经幡密如森林,在风中哗响。才让教他们撒龙达——印着经文的彩色纸片,抛向空中时如蝶群纷飞。
“每片龙达上都写着祈愿,”才让说,“风把愿望带到神那里。”
叶葆启也撒了一把。纸片在上升气流中旋舞,有一片粘在他袖口上,他小心取下,见上面印的藏文如虫迹蜿蜒。他不懂意思,却觉得那形状本身就有某种神力,像古老的密码。
那晚他们住在湖边帐篷。深夜,叶葆启被寒意冻醒,钻出睡袋走出帐篷。银河正横贯天际,星光稠密得几乎流淌下来。湖面映着星空的倒影,天地在黑暗中连成一体。
他忽然感到一种渺小——不是沮丧的渺小,而是释然的渺小。在这样浩瀚的星空下,个人的悲喜、事业的成败、甚至时代的更迭,都轻如一片龙达。他想起来西部前总编辑的嘱托:“记录变化。”但此刻他觉得,真正值得记录的,也许是那些不变的东西:星空、大地、人对美的向往、对意义的追寻。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摄影记者。
“睡不着?”叶葆启问。
“太安静了,耳朵嗡嗡响。”摄影记者点起烟,火光映亮他半边脸。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葆启,我拍了一万多张照片了。但最好的瞬间,往往是没带相机的时候。”
比如昨天在公路上,他们遇见一家磕长头的朝圣者。夫妇俩带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额头上都绑着厚木板,手肘和膝盖裹着牛皮。每走三步便全身伏地,额头轻叩地面。动作机械而虔诚,像某种古老的钟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