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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8章 铁笔锈蚀时（第2页）

采访本一本本翻开，字迹从青涩到成熟，从工整到潦草。有些页面有水渍——是雨水，还是泪水？他分不清。有些页边有茶渍，有烟灰烫出的小洞。这些本子记录着城市的夜晚、百姓的呼声、突发的事件、远方的见闻。它们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无数个瞬间。

最厚的一本是2008年的。那一年有大悲大喜：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他在汶川待了二十八天，笔记本里夹着地震废墟的照片、失去亲人的灾民写下的字条、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有一页上，他用红笔写着：“5月19日，全国哀悼日。下午2点28分，鸣笛声响起时，整个灾区的哭声像大地在呜咽。”

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贴着奥运火炬在内海传递的照片。照片背面，他写了一行小字：“从废墟到火炬，这个民族在哭泣后依然能奔跑。”

他把采访本整齐地码进一个纸箱。纸箱很快满了，那些本子的重量超出了物理范畴——它们承载着二十三年的记忆，比铅还重。

第二个抽屉里是获奖证书和奖牌。他粗略数了数，一百五十多个。最早的市好新闻奖，证书纸张已经发黄，印章的颜色褪成了淡红。最近的是2014年新闻奖的奖牌，铜质，沉甸甸的。

他抚摸着那些烫金的字，突然笑起来。2001年，他因为揭露医疗黑幕的系列报道获得第一个国家级奖项。颁奖典礼在北京，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站在领奖台上手足无措。回程的火车上，他把奖牌放在小桌板上，看了整整一路。邻座的小孩问：“这是金牌吗？”他说：“不，这是责任。”

如今这些奖牌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像冬眠的动物。他把它们放进另一个纸箱，动作很轻，生怕惊醒什么。

第三个抽屉里是读者来信。他保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用橡皮筋捆成几扎。最上面的一封，信封已经泛黄，邮戳模糊，但还能辨认出“甘肃”二字。

是郭熠轩的信。那个1996年因工受伤、求助无门的打工青年。叶葆启的报道让他拿到了赔偿，他送来锦旗，上面绣着“爱国主正义，为民解忧愁”。几年后，郭熠轩寄来这封信，报告近况：开了个小五金店，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取名“念恩”。信的最后写道：“叶记者，您是我命里的贵人。我常跟儿子说，长大后要像您一样，帮需要帮助的人。”

叶葆启记得郭熠轩送锦旗那天的情景：年轻人羞涩地笑着，锦旗卷得不太整齐，露出一角红色。那面锦旗后来一直挂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如今已经褪色，红色变成了粉红，金字也不再耀眼。他小心地从墙上取下，锦旗的布料脆弱得几乎一碰就要碎掉。他仔细叠好，放进装信件的纸箱。

下一封信来自吴老师。1999年“螺壳镇小学”事件，危房教室在大雨中坍塌，三名学生受伤。吴老师为了保护学生，自己的腿被砸断。叶葆启的报道推动全市校舍安全大检查，吴老师也得到了更好的治疗。她在信中说：“腿已经不太疼了，只是下雨天会酸麻。但我还在教书，换到了新校舍，明亮得很。孩子们的笑声是最好的止痛药。”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吴老师坐在轮椅上，被孩子们围着，所有人都笑得灿烂。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谢谢您让我们被看见。”

信件一封封整理，纸箱渐渐满起来。这些信件是有温度的，即使在空调房里，他也能感觉到它们散发出的微弱热量。那是人的温度，是感激、是信任、是倾诉的欲望。作为记者，他是一座桥，连接着个体的苦痛与公共的视野。这些信件证明，桥的那一头，确实有人走过来了。

桌角摆着全家福，五十岁生日时拍的。妻子素琴，头发还未全白，笑得温柔；儿子叶舟，那时刚结婚，西装笔挺；儿媳腼腆地笑着；还有刚满月的孙女笑笑，被素琴抱在怀里，一团粉嫩的肉。照片上的他自己，眼角已有深刻的皱纹，但眼神明亮，对未来仍有期待。

五年过去了。素琴的头发白了大半，叶舟当了父亲后稳重了许多，儿媳生了二胎，笑笑已经会上幼儿园、会画画、会搂着他的脖子说“爷爷我最爱你”。时间是一只贪婪的兽，吞食着青春，留下骨骼般坚硬的回忆。

最后，他拿起那支用了十五年的黑色钢笔。笔身已经被磨得光滑，镀层脱落处露出底下的铜色，像伤口结的痂。这支笔写过无数稿件：揭露黑暗的、颂扬光明的、记录平凡的、追问真相的。笔尖劈过叉，他用镊子小心修好；吸墨器老化，他换了新的；笔帽裂过缝，他用胶带缠好继续用。

此刻，钢笔静静地躺在掌心，他能感觉到它的“记忆”。那些被它书写过的文字，那些在深夜流淌的思绪，那些愤怒的颤抖和同情的叹息，都储存在这支笔的金属和塑料里。如果笔会说话，它会讲出多少故事？

他拧开笔身，看见墨囊里还有小半管蓝色墨水。二十三年来，他喝掉的墨水能装满一个浴缸吗？那些墨水变成文字，印在报纸上，被无数人阅读，然后报纸被用来包油条、垫桌脚、卖给收废品的，最终化为纸浆，轮回转世。文字不死，它们只是变换形态。

他将钢笔郑重地放进装采访本的箱子。当笔触碰到那些旧笔记本时，他几乎听见了一声叹息——不知是笔在叹，还是本子在叹。

整理完毕，两个纸箱：一个装满了“历史”（采访本、奖牌），一个装满了“情谊”（信件、照片、纪念品）。不算多，却是他二十三年记者生涯的全部家当。

他站起身，环顾办公室。绿色的台灯灯罩上积着灰，他曾在这盏灯下熬过无数个夜晚；红色的老式电话，听筒被无数只手磨得发亮，曾传来好消息、坏消息、威胁、感谢；墙上斑驳的内海市地图，他用图钉标记过采访地点，整张地图渐渐被图钉覆盖，像出过天花的皮肤。

窗外，城市已经亮起灯火。二十三年前，他第一次在这扇窗前看夜景时，远处还没有那么多高楼，灯光稀疏如散落的珍珠。如今，灯火连成一片光的海洋，淹没了一切黑暗的角落。这城市在生长，像某种活物，而他曾是记录它呼吸的scribe（抄写员）。

没有太多伤感，反而有种尘埃落定的踏实。他想，自己尽力了。有没有遗憾？当然有。那些没追到底的线索，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发表的报道，那些他本可以帮助却没能帮助到的人。但总体上，他无愧于这份职业，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锁上抽屉时，他听见“咔哒”一声，清脆得像时间的门闩被插上。抱起装采访本的箱子，另一个箱子由值班的年轻记者帮忙。他最后看了一眼办公室，关上台灯，绿色灯罩在熄灭前似乎闪了一下，像最后的告别。

走廊里，还有加班的同事在忙碌。键盘声此起彼伏，像雨点敲打芭蕉叶。新闻永不眠，明天的报纸还在等着填充版面。他走过一间间办公室，透过玻璃门看见埋头工作的身影——那些都是昨天的他。

在楼梯口，他遇见了儿子叶舟。叶舟也在这栋楼里工作，社会新闻部记者，今年是他入行的第八年。

“爸，都收拾好了？”叶舟接过他手里的箱子。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