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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里的案卷与心尖上的牵挂（第2页）

他放下酒杯，语气沉了些：“但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帮过多少人。有个老太太，儿子在我那个连，牺牲了，就埋在哨所旁边。我每年都去给她贴春联，贴了十五年，直到她走。她总说，看见春联，就像看见儿子回家了。”他看着我们三个，眼神里有期待，也有嘱托，“当警察，别总想着抓多少贼，破多少案，得想想护住了多少人，暖了多少心。案子办得再漂亮，人心凉了，也没用。”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那天下午，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把雪地照得白茫茫的，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三个带着所里买的糖果和饼干，去看望辖区的孤寡老人。李婶是个瞎子，住在村东头的小屋里，屋子很小，就一间，里面摆着一张床，一个破柜子，还有个小炉子。

我们进去时，她正摸着墙想往外走，手里还拿着个扫帚，想扫门口的雪。段旭赶紧扶住她：“李婶，我们来看您了，给您带了糖。”

李婶听见声音，笑了，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像朵盛开的菊花。她摸索着拉住我的手，粗糙的手指在我身上的棉背心上来回摸着：“这是你娘给你做的吧？针脚这么细，线拉得匀，比城里买的暖和多了。你娘是个巧人。”

我看着她浑浊的眼睛，突然明白，有些牵挂，早就从老家的院子里，延伸到了昝岗的烟火里，缠缠绕绕，分不开了。就像这棉背心的温暖，从母亲的手里，传到我的身上，又要传到更多需要的人心里去。

走出李婶家时，段旭正在给门口的春联描红，去年的春联褪色了，他带来了红漆，一笔一划地描着，嘴里哼着《东方红》。刘长坡在帮李婶劈柴，斧头落下，“咔嚓”一声，柴块裂开，露出里面的纹路。阳光落在他们身上，落在皑皑的雪地上，落在远处袅袅的炊烟上，一切都那么安静，又那么有力量。

我知道，这就是昝岗的冬天，冷，却藏着暖；苦，却透着甜。而我们这些穿着警服的人，就该是这寒冬里的一把火，不只是照亮路，更要暖透人心。

二：麦浪里的警徽与成长的印记

开春后，昝岗的土地像醒过来似的，冻硬的泥土开始发软，冒出嫩嫩的绿。麦田绿得能滴出水，风一吹，像一片起伏的绿海，浪头从村东头滚到村西头，带着股清甜的草香。我跟着王指导去张庄走访，远远看见地里有个身影在忙活，锄头抡得高高的，落下时带着股劲儿，走近了才认出，是上次偷鸡的那个少年刘军。

他晒得黝黑，皮肤像涂了层油彩，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手里挥着锄头，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常干农活的。看见我们，他直起腰，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笑，挠了挠头，手里的锄头还没放下：“周警官，王指导员。”

“干活呢？”王指导笑着问，往地里瞥了一眼，麦苗长得齐膝高，绿油油的，“你娘咋样了？咳嗽好点没？”

“好多了，能下床走动了，还能帮着喂喂猪。”刘军的眼睛亮了起来，像被阳光照到的湖面，“多亏了您上次给的钱，买了药，咳嗽轻多了，晚上能睡踏实觉了。”他从怀里掏出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层层打开，是两个烤红薯，焦黑的皮上还冒着热气，递过来，“俺娘让俺给您的，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甜得很。”

我接过来，还热乎乎的，烫得手直抖，赶紧换了个手。剥开焦黑的皮，金黄的瓤冒着热气，咬一口，又甜又面，暖流从喉咙一直淌到心里。“好好干活，别再犯傻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比上次结实了些，能摸到硬硬的骨头。

“嗯！俺知道！”刘军用力点头，脖子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村支书说，等收了麦子，就让俺去村办的砖窑厂干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三十块，能挣钱给俺娘买药了。”他的嘴角咧得大大的，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阳光照在他脸上，汗珠闪着光。

回所的路上，王指导看着远处的麦田，慢悠悠地说：“这孩子现在是村里的好劳力，上次李婶家的水缸冻裂了，挑水得去村西头的井，他帮着挑了半个月的水，李婶直夸他懂事，说比自家小子还贴心。”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掌心的老茧蹭得我脖子有点痒，“你看，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时候，拉一把比推一把管用。推一把，可能就把人推沟里了；拉一把，说不定就能把人拉回正道上。”

那年夏天，昝岗出了件大事。县化肥厂的工人因为三个月没发工资，气不过，约好要去县里上访，还说要去堵县委的门。赵所长接到公社打来的电话时，正在院子里给那棵石榴树浇水，石榴树是前几年他亲手栽的，现在已经枝繁叶茂了，枝头挂着几个青涩的果子。

“走，去看看。”赵所长把水壶往墙根一放，拿起搭在晾衣绳上的警服穿上，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明森，你跟我去，长坡和段旭在所里值班，保持通讯，有事我给你们打电话。”

化肥厂在昝岗的东头，离所里有三里地，是县里的老厂，主要生产氮肥，供应周边几个公社的农田。我们赶到时，厂门口已经聚了百十来号人，男男女女都有，有的手里还攥着铁锹、锄头，脸上带着怒气，像憋着一团火，嚷嚷着要去找厂长算账。

“都别吵了！厂长呢？让他出来！”一个高个子男人喊，声音嘶哑，他是厂里的搬运工，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

“三个月不发工资，还让不让人活了？家里等着米下锅呢！”一个妇女抹着眼泪，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孩子吓得直哭。

“走！去县里！找领导评理去！不信没人管这事！”有人喊了一声，立刻有不少人附和，人群开始往前涌动，像潮水似的。

段旭要是在，估计得攥紧警棍了，他年轻，容易冲动。我也觉得手心冒汗，悄悄看了眼赵所长。他却很平静，走到人群前面，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股穿透力：“大家静一静，我是昝岗派出所的老赵！”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都看着他。赵所长在昝岗待了八年，处理过不少家长里短的事，说话算数，大家都信他几分。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气，三个月没发工资，换谁都急，谁家没老婆孩子要养活？”赵所长站得笔直，警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精神，“但堵着厂子不是办法，耽误了生产，最后亏的还是大家的工资，是不是这个理？机器停一天，就少一天的产值，工资就更没指望了。”

一个领头的老工人站出来，他是厂里的老钳工，姓王，脸膛黝黑，手上布满老茧，手里攥着个扳手，估计是刚从车间里出来：“赵所长，不是我们想闹，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家小子考上高中，学费都欠着呢，老师天天催，我这当爹的脸都没地方搁！”

“我知道。”赵所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是那种最普通的牛皮纸笔记本，翻开来说，“我刚从厂长那儿过来，他说资金被压在了一笔货款上，对方是邻县的农机站，答应了，下周五之前肯定把钱打过来。我跟他立了字据，这上面有我的手印，还有他的签字和厂里的公章。”他把本子举起来，让前排的人看清楚，“周五中午十二点前，工资要是发不下来，你们不用去县里，去我派出所搬东西抵账，桌椅板凳，自行车，能搬的都给你们搬去！我老赵说话，唾沫星子落地都算数！”

人群里议论起来，有人点头，有人还是犹豫。“赵所长说话算数不？”有人在后面喊了一嗓子，声音有点发颤。

“我老赵在昝岗待了八年，处理过的纠纷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啥时候骗过你们？”赵所长拍着胸脯，声音洪亮，“去年张庄的水库漏水，淹了三亩麦田，我是不是说三天修好，就三天修好的？最后还帮着补种了麦子。前年昝岗村的电线被风刮断了，全村停电，我是不是说两天通电，就两天通的？半夜三点还在电线杆子底下盯着呢！”

他说的都是实情，大家都知道。我看见人群后面，刘军也在，他手里攥着个啃了一半的馒头，估计是在附近帮人干活，听见动静过来看看。他正使劲给旁边的王师傅使眼色——想来是李婶他们提前跟村里人打过招呼，让大家信赵所长一回，别瞎闹。

僵持了半个钟头，王师傅终于松了口，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放，“哐当”一声：“行！我们信赵所长这一回！但周五要是见不着钱……”

“你们砸我派出所的牌子！”赵所长干脆地应下来，眼神里没有丝毫含糊。

人群渐渐散去，有人走的时候还跟赵所长说：“赵所长，那我们就等周五了啊！”

“放心！”赵所长挥挥手，看着人群走远，才松了口气，额头上全是汗，把警服都浸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问：“所长，您就那么信那个厂长？万一他到时候还是拿不出钱咋办？咱派出所那点家当，可不够抵账的。”

“不信也得信。”赵所长叹了口气，路边的玉米叶子划过他的裤腿，留下道绿痕，“硬来只会激化矛盾，万一闹起来，伤了人，那就更麻烦了，说不定还得抓几个，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咱得给双方找个台阶，让这事能顺顺当当过去。”他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点期许，“下午你去盯着厂长，让他赶紧催货款，别出岔子。有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再去公社那边协调协调，看能不能先借点钱周转。”

我在厂长办公室守了三天。那厂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都急白了，像顶着一蓬霜，天天打电话，声音都哑了，打了几十个电话，跑了三趟县城，总算在周四下午把货款催了回来。看着他把一沓沓钱从银行取出来，锁进保险柜，钱的油墨味混着他身上的汗味，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周五那天，我跟着赵所长去工厂，远远就听见里面传来笑声，像开了锅似的。工人们排着队领工资，手里攥着崭新的钱，脸上都带着笑，眼角的皱纹里全是喜气。看见赵所长，纷纷跟他打招呼，有人还塞给我个苹果：“周警官，谢了啊！这下能给娃交学费了，不用再躲着老师了！”

夏末的麦浪翻着金浪，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像喝醉了酒的老汉。我站在田埂上，看着收割机在地里穿梭，轰隆隆地响，金黄的麦粒被装进袋子里，空气里都是麦香，混着泥土的腥气，好闻得很。

王指导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边，递来一瓶冰镇汽水，玻璃瓶上凝着水珠，凉气顺着手指往上窜：“想啥呢？看麦子看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