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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里的星光与课余的风（第1页）

第9章课堂里的星光与课余的风

【本章摘要】：文章讲述了警校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在刑法课上，学生们讨论了紧急避险的案例，陈教授教导他们法律与人情的重要性。课余时间，他们一起看电影、打篮球、包饺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他们各自走上了警察岗位，但仍然保持着联系，互相鼓励和支持。文章通过这些故事，展现了警校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警察职业的责任和担当。

一：刑法课

刑法课的钟摆刚过三点，黄铜钟锤在空气中荡出最后一丝余响，像是为即将展开的法理探讨敲下了定音的节拍。老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镜架在鼻翼两侧压出两道浅浅的沟壑，那是常年与书本为伴的勋章。他转过身，握着粉笔的手在黑板上稳稳落下，“紧急避险”四个字骨节分明，粉笔灰簌簌落在他深蓝色的中山装肩头，像是落了场微型的雪。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棂，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银丝般的发丝间仿佛撒了层碎银，随着他低头的动作轻轻晃动。讲台下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黑板，笔尖在笔记本上悬着，连呼吸都放轻了些——这是陈教授的课独有的气场。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总能用最平实的故事，把枯燥的法条讲得像老槐树的年轮，一圈圈都藏着光阴的道理。

“1976年，北方有个供销社，”老教授放下粉笔，指尖在讲台边缘轻轻敲着，节奏不急不缓，像是在叩问时光，“售货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姓周。那天值夜班，后半夜正趴在柜台上打盹，突然被‘哐当’一声惊醒——有人撬锁进来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每个学生的眼神里都泛起好奇的涟漪。“进来的是个惯犯，手里攥着根木棍，上来就喊‘把钱交出来’。小周当时吓坏了，供销社里就他一个人，钱箱在柜台底下锁着，可对方已经举着棍子朝他扑过来了。情急之下，他顺手抄起货架最底层的一瓶硫酸，拔开瓶塞就泼了过去。”

教室里响起一阵细碎的抽气声。陈教授的声音依旧平静：“结果是，抢劫的人被烧成了重伤，脸和胳膊都毁了。小周呢，没被抢，也没受伤。现在问题来了，”他竖起一根手指，“小周这行为，算不算紧急避险？”

“算！”赵磊的声音像颗出膛的子弹，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响亮。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举起手，军绿色的袖口蹭着桌面，带起一小片粉笔灰。“他是为了自保啊！那人都拿着棍子要打人了，不反抗等着挨揍吗？换了我也这么干！”他说得理直气壮，脖子上的青筋都微微鼓了起来，像是已经代入了那个惊险的夜晚，连额角的汗珠都跟着激动地冒了出来。

“不对。”王超的声音紧随其后，带着与他年龄不太相符的沉稳。他翻开笔记本，纸页在指尖发出清脆的响声，笔尖在“超过必要限度”几个字下重重画了道线，墨色在纸上洇开一小圈。“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得是‘为了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不得已损害较小的合法权益’。硫酸属于致命性危险品，腐蚀性极强，而那个抢劫犯手里只有木棍，并没有持械伤人的直接威胁，用硫酸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这应该属于防卫过当。”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阳光，显得条理分明，连说话的语速都保持着均匀的节奏。

赵磊立刻扭头瞪他，椅子腿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怎么就过了？人家都闯进家里抢钱了，谁知道他会不会下死手？难道非得等被打趴下了，头破血流了，才算没超过限度？”他越说越激动，手猛地拍在桌子上，震得钢笔都滚到了地上。

“法律讲的是客观标准，不是主观臆断。”王超也不让步，弯腰捡起钢笔，轻轻放在桌上，手指在笔记本上敲了敲，“如果对方只是求财，没有危及生命安全，用足以致命的手段反抗，就是过了。这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刑法》第二十一条写得清清楚楚。”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眼看就要争起来，李阳突然“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她的脸有些发白，捏着课本的手指关节都泛了白：“我妈在县医院当护士，去年收过个病人，也是晚上下班遇着抢劫，那女的包里有把水果刀，是平时切苹果用的，情急之下就划了抢劫的人一下，也不重，就胳膊上一道口子。结果呢？最后她不仅赔了医药费，单位还给了处分，说她‘处理不当’。”她咬着嘴唇，声音里带着点委屈，眼眶都红了，“可要是不反抗，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被抢吗？钱是小事，万一对方还有别的心思呢？一个女孩子家，那种时候哪还顾得上想什么限度？”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李阳的话像块石头投进水里，荡开了一圈更复杂的涟漪。是啊，道理谁都懂，法条谁都能背，可真到了那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心跳得像要炸开，脑子一片空白，谁又能精准地拿捏住那所谓的“限度”？

我摩挲着课本上“正当防卫”四个字，黑体字的边缘被手指磨得有些发毛。突然想起上次去派出所实习，王警官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后说的话：“法律这东西，就像手里的尺子，量别人容易，量自己难，关键是得学会在分寸里藏着人情。”那天的纠纷是两户人家因为宅基地吵架，一户说对方占了半尺地，一户说对方的鸡啄了自己的菜，吵得差点动起手来。王警官没上来就搬法条，而是拉着两家人坐在门槛上，聊起了小时候一起摸鱼捉虾的事，最后两户人家笑着握了手，半尺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指尖在纸页上顿了顿，我抬起头，迎着陈教授的目光开口：“我觉得得看当时的具体情境。”教室里的目光都聚了过来，赵磊和王超也停了争执，看向我。“如果那个售货员能清楚判断，对方只是为了抢钱，没有伤害他生命的意图，那用硫酸确实过了；可要是在那种漆黑的夜里，他看不清对方手里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下死手，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那时候用硫酸反抗，可能就是必要的。”我顿了顿，想起李阳的话，补充道，“毕竟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判断力会受影响，法律是不是也该考虑到这种‘情境里的慌张’？就像李阳说的，女孩子遇袭时，哪还有功夫算刀子该划多深？”

陈教授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盛开的菊花，连带着老花镜都滑下来了些。他用指腹推了推眼镜，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紧急避险”四个字外面重重画了个圈，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个观点盖章。“明森说到点子上了。”他的声音里带着赞许，“法律条文是死的，白纸黑字，一条是一条；可人心是活的，情境是活的。你们以后穿上警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手铐和法条，还有掂量人心的秤。”

他走到教室中间，目光在每个学生脸上停留片刻，像是要把我们此刻的神情都刻进心里。“我年轻时办过一个案子，”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点回忆的沧桑，“有个母亲，孩子得了重病，没钱治，就去药店偷了几盒进口药。按法条，盗窃数额够了，得判刑。可你们说，她错了吗？从法律上看，错了；从为人父母的角度看，她只是想让孩子活下去。最后我们没送她去看守所，联系了医院减免费用，药店也撤了案，她后来还来所里送了筐自己种的菜，说这辈子都忘不了。”

陈教授敲了敲黑板上那个圈：“你们以后办案，得让这圈里装着法条，也装着人情。不能让法律变成冷冰冰的框框，得让它像件合身的衣服，既能护住规矩，又能容得下烟火气。”

下课铃响时，赵磊还拽着王超的胳膊争得面红耳赤，一个说“保命最重要，人都没了还谈什么法律”，一个说“法理不能丢，今天为了保命破了例，明天就可能为了别的再破例”，唾沫星子溅在翻开的笔记本上，晕开了几个墨点。我收拾课本时，无意间瞥见林晓的笔记本，他没记多少法条，却在页边空白处画了个小小的天平，一边用钢笔写着“法”，笔锋刚硬，带着棱角；另一边用铅笔描了颗心，线条柔和，边缘还有点模糊，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两个图案在阳光下并排躺着，竟有种奇妙的和谐，像是在诉说着法律与人性本该有的模样。

警校的课余时光，像藏在训练服口袋里的水果糖，带着点偷偷摸摸的甜。每天雷打不动的队列训练、五公里越野、擒拿格斗，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肌肉的酸痛和汗水的咸味是常态，可总有那么些缝隙，漏进些温柔的光，让这藏蓝的青春多了点不一样的色彩。

每周三晚上的电影放映队是全校最热闹的时刻。大礼堂的木门被学生们挤得“咯吱”响，油漆都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长条木凳是从各个教室搬来的，高低不平，坐着硌屁股，可谁也不嫌弃，早早地就去占位置，连过道里都站着密密麻麻的身影，肩膀挨着肩膀，呼吸都交织在一起。

放映机“滋滋”地转着，发出轻微的电流声，白色的幕布用两根竹竿架着，边角有些卷翘，偶尔还会被风吹得晃动。放的多半是些老片子——《地道战》《林海雪原》，还有那部百看不厌的《今天我休息》。每当银幕上出现马天民穿着警服，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胡同里，帮老大娘挑水、给小学生补课、调解邻里纠纷的镜头，大礼堂里就会爆发出阵阵笑声。

李向阳的笑声最有辨识度，像炸雷似的，震得屋顶的灰尘都要簌簌往下掉。他总爱坐在最后一排，怀里抱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浓茶，茶叶梗子在水里浮浮沉沉。笑起来的时候，他的大嗓门能盖过电影里的台词，茶水都跟着晃荡，溅在军绿色的裤子上，他也毫不在意，用袖子一抹就接着笑。

“你看你看，这警察当得才叫滋润！”赵磊捧着半块烤红薯，热气熏得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军绿色的裤子上沾着点泥土——刚从训练场跑回来就直奔礼堂了，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不用站军姿，不用练擒拿，还能天天帮老百姓干活，这才是咱该学的！”他把红薯往嘴里塞得飞快，含糊不清地说，嘴角沾着焦黑的薯皮，像只偷吃的小松鼠。

王超坐在旁边，推了推被热气蒙上雾气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却没离开银幕。“艺术加工而已。”他嘴上这么说，手里的小本子却没闲着，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把电影里马天民观察嫌疑人的细节、分析案情的思路，甚至是与人沟通的语气，都抄了满满三页纸。连马天民说的那句“做警察得有副热心肠，不能光想着自己省事”都工工整整记了下来，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像是在重点标注。

林晓这个时候像个女孩子，总带着他的针线筐来。那是个洗得发白的蓝布筐，上面还绣着朵褪色的牡丹，是他母亲给他缝的。里面装着各色线团、大小不一的顶针，还有几枚磨得发亮的钢针，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他不怎么看电影，就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给大家缝补磨破的作训服。

谁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谁的裤脚开了线，谁的肩章掉了颗纽扣，都会悄悄把衣服递给他。他接过时从不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从线团里挑出合适的线，穿进针孔，戴上顶针，低着头默默地缝补。他的手指很巧，针脚又小又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补过的痕迹。

前几天训练翻越铁丝网，我的作训服袖口被铁丝勾出个三角形的洞，露出里面磨得有些起球的秋衣。那天晚上把衣服递给他时，他正在给王超补裤子——王超的裤膝盖磨破了个大洞，是训练匍匐前进时蹭的。林晓接过我的衣服，叠好放在筐边，继续手里的活计，顶针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第二天早上，他把补好的衣服还给我。我展开一看，那个三角形的破洞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密的针脚，他还用藏青色的线在边缘悄悄绣了朵小小的梅花，花瓣尖尖的，栩栩如生，像是能嗅到淡淡的香。“我妈说的，”他把衣服递回来时，耳根有点红，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警察天天跟硬邦邦的东西打交道，手铐啊，警棍啊，也得有点念想，软乎乎的，心里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