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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成为正式警官（第4页）

刘长坡跟着李兵去现场勘查。现场很简陋，没有监控，也没有明显的脚印。李兵却不急不躁，围着院子仔细查看，最后在院墙外的草丛里发现了几根鸡毛和一个模糊的鞋印。

“你看，这鞋印是胶底的，纹路很特别，像是附近砖厂工人穿的那种劳保鞋。”李兵指着鞋印跟刘长坡说，“而且这鸡毛很新鲜，说明偷鸡的人离这儿不远。”

他们走访了附近的砖厂，果然有个工人穿的鞋和现场的鞋印吻合。一开始，那个工人不承认，刘长坡想起培训时学的询问技巧，没有直接质问，而是跟他聊起家里的情况，聊起他孩子上学的难处。最后，那个工人红着眼圈承认了，说自己一时糊涂，想偷几只鸡换点钱给孩子交学费。

“虽然他是小偷，但也有难处。”刘长坡回来后说，“李哥说，办案子不能只看结果，还得看看背后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我们让他把鸡还回去，赔了点钱，村民也原谅他了，这比单纯处罚他效果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渐渐适应了基层的节奏。每天的工作琐碎而忙碌：早上一到所里，先处理夜间的警情记录；然后跟着师傅出去走访、调解纠纷、处理案件；中午匆匆吃口饭，下午要么在所里整理台账，要么去辖区巡逻；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加点，处理突发情况。

我跟着赵队处理了不少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慢慢学会了如何倾听，如何安抚情绪，如何在法律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赵队总说：“做基层工作，要‘脚底板下出真知’，得多跑，多问，多记。哪家有独居老人，哪家有精神病人，哪家有矛盾隐患，都得记在心里，提前做工作，才能防患于未然。”

他带着我走遍了辖区的25个行政村，每到一户，都能叫出名字，说出情况。在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信息：“王庄村，王某，独居，高血压，儿子在外地”“李家庄，张某和李某，因灌溉用水有矛盾，需重点关注”……这些信息，比任何档案都详细、都鲜活。

段旭则成了所里的“调解能手”。他性格开朗，说话幽默，总能用几句玩笑话化解紧张的气氛。有一次，一家农家乐和游客因为“菜量太少”吵架，游客说老板欺诈，老板说游客故意找茬，双方吵得面红耳赤。段旭赶到后，先尝了尝那道菜，笑着说：“老板，您这菜味道是不错，就是这分量，确实对不起游客花的钱；大哥，您也消消气，老板这小店做生意也不容易，要不这样，我让老板再送您两个小菜，算我请客，您看行不？”几句话就把双方逗笑了，矛盾也化解了。

刘长坡的巡逻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不仅认真负责，还特别细心。有一次，他在巡逻时发现，一个村口的小桥栏杆松动了，旁边就是深沟。他赶紧找来工具，临时加固了一下，又上报给所里，联系村里尽快维修。“这要是晚上有人路过，不小心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擦着汗说。还有一次，他在巡逻时闻到一股刺鼻的煤气味，顺着气味找到一户人家，发现是煤气罐阀门没关紧，家里还没人。他赶紧联系村干部，找到房主，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爆炸。

除了日常工作，我们还参与了所里的专项行动。比如“反电诈宣传”，我们拿着宣传册，挨家挨户地讲解，教老年人如何识别诈骗电话；比如“消防安全检查”，我们去工厂、超市、农家乐，检查消防设施，提醒他们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有一次，我们在农贸市场宣传反电诈，一个大妈拉着段旭的手说：“警察同志，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中了大奖，让我先打钱交税，是不是骗子啊？”段旭一听，赶紧告诉她那是典型的诈骗，还举了几个真实案例，大妈吓出一身冷汗：“多亏你们来了，不然我这养老钱就被骗走了！”

看到自己的工作能真真切切地帮到老百姓，我们心里都暖暖的。

但基层工作也不全是顺利和温暖，委屈和困难也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跟着赵队处理一起家庭纠纷。一个男人喝醉了酒，在家打老婆，邻居报了警。我们赶到时，那个男人还在撒酒疯，指着我们骂骂咧咧：“你们警察多管闲事！我家事你们也管？”他老婆坐在地上哭，身上还有明显的伤痕。

赵队上前制止，那个男人却推了赵队一把：“滚开！”我忍不住上前，想把他拉开，他却一拳打在我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

最后，我们合力把他制服，带回了所里。醒酒后，他倒是后悔了，不停地道歉，但我脸上的伤还是疼了好几天。赵队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不算啥，我刚当警察那会儿，被骂过，被打过，甚至被吐过口水。老百姓有情绪，有时候难免会发泄在我们身上，咱们得忍着，等他们冷静了，自然会明白咱们是为他们好。”

还有一次，段旭调解一起宅基地纠纷，明明是一方占理，另一方却蛮不讲理，还到处说段旭收了好处，偏袒对方。段旭委屈得好几天没睡好，王指导员开导他：“嘴长在别人身上，咱们管不了，但只要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时间长了，老百姓自然会信你。”后来，那个蛮不讲理的村民家里漏水，段旭还主动帮他联系工人修理，那人终于不好意思了，专门来所里给段旭道了歉。

刘长坡也遇到过难题。有一次，他在巡逻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上前盘问，对方却不配合，还大声嚷嚷“警察打人了”，引来一群村民围观。虽然最后查明那人是个小偷，但刘长坡还是觉得很委屈：“我只是正常盘问，怎么就成打人了？”李兵告诉他：“做警察，就得经得起误会，耐得住委屈。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就不怕别人说。”

这些经历，有苦有甜，有笑有泪，却让我们快速成长。我们不再是那个只会背法条的警校学生，而是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运用法律，如何在琐碎的工作中坚守初心，如何在委屈和困难中保持热爱。

一个月后，陈所长开始让我们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警情。

我第一次独立处警，是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警察同志，我妈不见了！她有老年痴呆，早上出去散步，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找遍了全村都没找到！”电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心里一紧，赶紧问清楚老人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常去的地方，然后向陈所长汇报，带着两个辅警出发了。

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去老人常去的河边、公园寻找；一路调取村里的监控，查看老人的行踪；我则开车在附近的村庄和公路上巡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太阳渐渐西沉，还是没有消息。老人的家人打来电话，声音越来越急：“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妈啊，她身体不好，晚上冷……”

我安慰道：“您别着急，我们一直在找，一有消息就告诉您。”挂了电话，我心里更急了，加大油门，沿着公路慢慢行驶，眼睛紧紧盯着路边。

就在天快黑的时候，我路过邻村的一个小卖部，突然看到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蓝色的碎花衬衫，梳着花白的头发，正是报警人描述的样子！我赶紧停车，跑过去：“大娘，您是东河村的吗？您家人在找您呢！”

老太太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我……我找不到家了……”

我心里一阵激动，赶紧给老人的家人打电话，又给老人买了瓶热水。不一会儿，老人的儿子就开车赶来了，看到老人，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我连连磕头：“谢谢警察同志！太谢谢你了！要是找不到我妈，我这辈子都不安心啊！”

看着他们母子团聚的场景，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虽然跑了一下午，腿都酸了，但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基层警察的价值——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却能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他们一份安心。

段旭独立处理的第一个纠纷，是两家因为“噪音”吵架。一家开了个小加工厂，机器声吵得邻居睡不着觉，邻居找了好几次，都没解决，最后报了警。段旭没有直接指责任何一方，而是先去听了听噪音的大小，又了解了加工厂的营业时间，最后想出了个办法：让加工厂把机器挪到离邻居家远一点的地方，再做些隔音措施，同时调整营业时间，晚上八点后不再开工。两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合理，很快就达成了和解。

刘长坡则参与办理了一起盗窃案。一个村民家的电动车被偷了，刘长坡跟着李兵勘查现场，发现小偷是翻墙进去的，在墙头留下了几片衣角碎片。他仔细比对了碎片的布料纹理，又调取了周边路口的监控，发现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男子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附近，夹克的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和碎片的质地高度吻合。

“这小子走路有点跛，”刘长坡指着监控画面，“你看他左脚落地时，重心不太稳。”李兵点点头：“有方向了，在周边村子排查一下，找走路跛脚、穿这种夹克的人。”

他们跑了三个村子，终于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找到了嫌疑人。那人果然穿着一件深色夹克，袖口磨损严重，左脚有点跛。面对询问，他一开始还想狡辩，但看到刘长坡拿出的衣角碎片，脸色瞬间变了，最终承认了盗窃电动车的事实。

“没想到真能找到。”押解嫌疑人回所的路上，刘长坡还有点激动。李兵拍了拍他的肩膀：“办案就像拼图，每个细节都是一块碎片，只要耐心找，总能拼出真相。你今天观察得很仔细，这是个好开始。”

日子在忙碌中悄然流逝，转眼我们到昝岗派出所已经三个月了。秋意渐浓，田野里的玉米熟了，金灿灿的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息。我们也像这田野里的庄稼一样，在基层的土壤里扎根、生长，褪去了最初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与干练。

陈所长看我们进步飞快，开始让我们参与更复杂的工作。有一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几个农民工因为工资被拖欠，和包工头发生了冲突，二十多个人堵在工地门口，情绪激动，扬言要砸了工地办公室。

接到报警时，陈所长正在外地开会，赵副所长当机立断：“明森，你跟我去稳住局面；段旭，你去联系劳动部门，让他们派人过来；长坡，你带两个人维持秩序，别让冲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