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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里的案卷与心尖上的牵挂（第3页）

“在想刚来时，总觉得当警察就得抓贼，就得破案，轰轰烈烈的才叫本事。”我拧开汽水瓶，气泡滋滋地冒出来，溅在手背上，凉丝丝的，“现在才明白，有时候劝住一场闹，护住一家的烟火，比抓十个贼还重要。”

王指导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像秋菊：“这就对了。你爹说得没错，机器差一毫米就转不动，但人不一样，得留着点余地，日子才能过下去。”他指着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像一条条丝带，“你看昝岗这一片，就像台大机器，家家户户是齿轮，田埂路是轴承，咱警察就是那润滑剂，得让齿轮转得顺顺当当，别卡着，别磨着，机器才能转得欢实。”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从警校毕业时，我以为警徽的重量在于抓多少罪犯，破多少大案；但在昝岗的这一年，我才懂，它的重量更在于护住多少烟火气。李婶摸过的棉背心，刘军塞来的烤红薯，工厂里领工资时的笑声，还有张三家让出的半尺宅基地，这些琐碎的、温热的片段，才是警徽该守的东西。它们不像手铐那么冰冷，却比任何武器都有力量。

窗外的石榴树挂着红灯笼似的果子，风吹过，叶子沙沙响，像谁在低声说话。我摸了摸胸前的警徽，冰凉的金属下，是昝岗的心跳，是我慢慢扎根的痕迹，像老槐树的根，悄悄往泥土里钻。

入秋后的一个傍晚，所里接到报警，说昝岗村的老两口吵架，吵得快动手了，邻居拉都拉不住。我和段旭过去时，院子里围了不少邻居，指指点点的。老太太坐在门槛上哭，手里还攥着块抹布，眼泪把衣襟都打湿了；老头蹲在墙根抽烟，脸拉得老长，像谁欠了他钱。

“咋回事啊？”段旭蹲在老太太旁边，递过去块手帕，是他从所里拿的，带着股肥皂味。

“他要把牛卖了！”老太太一开口就带着哭腔，声音尖利，“那牛跟了咱五年，春种秋收全靠它，犁地、拉车，比儿子都管用！他说卖就卖，是要逼死我啊！”

老头“哼”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不卖？儿子在县城娶媳妇，彩礼还差三百块，你拿啥给？总不能让儿子打光棍吧！那可是咱老李家唯一的根！”

邻居们七嘴八舌劝着，有的说牛重要，没牛没法种地；有的说儿子婚事重要，过了这村没这店。我看着那头老黄牛，拴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正低头啃着草料，尾巴慢悠悠地甩着，像是知道自己要被卖，眼神都蔫蔫的，没精打采。

“大爷，大娘，”我蹲在老两口中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彩礼的事，咱再想想办法。村里的砖窑厂不是缺人吗？让您儿子去干活，一个月能挣五十块，干半年就够了，还能剩点。牛卖了，春种咋办？租别人的牛，一天也得两块钱，一季下来也不少，不划算。”

老头抬头看我，眼里有点怀疑：“砖窑厂能要他？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细皮嫩肉的，能干得了那活？”

“我去跟厂长说，”我拍了拍胸脯，“您儿子年轻，学东西快，让他先从搬砖坯子干起，慢慢学技术，肯定行。再说，有我盯着，他不敢偷懒。”

老太太止住哭，眼睛红红的：“真的？那牛不用卖了？”

“不用卖。”我笑了，指了指老黄牛，“您看它多精神，还能帮您干好几年活呢。但您也得让大爷缓口气，儿子娶媳妇是大事，他心里也急，头发都白了不少。”

后来，我去找了砖窑厂的厂长，把老头家的情况一说，厂长是个实在人，答应让他儿子去当学徒，先跟着师傅学和泥，管吃管住，第一个月给三十，干好了再涨。再去村里走访时，老太太拉着我看她家的牛，老黄牛又精神了，正拉着犁在地里翻土，蹄子踩在泥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响。老头跟在后面，手里扬着鞭子，却没真打，嘴角带着笑，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段旭打趣我：“明森，你现在越来越像个说和的了，不像警察，倒像个媒婆。”

“说和好了，不就少了案子吗？”我也笑，捡起块土疙瘩扔到远处，“你看这村里，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锅碗不碰瓢盆？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咱当警察的，不就是让这烟火气旺点，少点呛人的火星子吗？真等烧起来了，再救火就晚了。”

深秋的一天，我正在整理案卷，刘军突然跑来了，气喘吁吁的，额头上全是汗，手里攥着个布包，包得严严实实的。

“周警官，俺娘让俺给您送点东西。”他把布包递过来，有点不好意思，“俺娘说，谢谢您上次帮俺，她眼睛不好，缝得慢，您别嫌弃。”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双布鞋，黑面白底，鞋底纳得厚厚的，针脚不算细密，但很结实，能看出缝得很用心。“你娘手艺好，我咋会嫌弃？替我谢谢她。”我把布鞋放在桌上，心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俺娘还说，让俺好好干活，将来也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刘军挠着头，黝黑的脸上露出点红晕，“俺在砖窑厂挣了钱，给俺娘买了新棉袄，蓝色的，她说穿着暖和，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俺还攒了点钱，想买头小猪仔，开春了养着，年底能杀肉吃。”

看着他黝黑脸上的笑容，牙齿白得晃眼，我突然想起刚来时，他跪在地上哭的样子，瘦小、无助，像棵快被风吹倒的小草。原来，人心真的能暖过来，就像冻僵的土地，春天一到，总会发芽，总会长出新的绿。

年底评先进时，所里把名额给了我。赵所长在会上说：“明森这一年，没抓多少贼，但昝岗的纠纷少了，笑脸多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咱当警察，不是为了让老百姓怕咱，是为了让老百姓信咱，觉得咱靠得住。”

我拿着奖状回到宿舍，看着墙上贴的昝岗地图，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记在心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大概的样子。桌上放着母亲寄来的棉背心，王指导给的汽水糖纸（我没舍得扔），刘军送的布鞋，还有李婶塞的红薯干，硬邦邦的，嚼起来甜丝丝的。这些东西，比任何奖章都沉，都珍贵。

窗外又下起了雪，和去年的第一场雪一样，纷纷扬扬的，把屋顶盖得严严实实。我想起父亲的那枚“劳动模范”奖章，他说过，干工作，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脚下的土地，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数。

在昝岗的第二年，我遇到了更多的事。有村民因为浇地抢水源差点打起来，两家人拿着铁锹对峙，我没急着批评谁，带着他们去修水渠，把渠道挖宽挖深，让水流得匀匀的，还在渠边立了块木牌，写上“轮流浇水，按号排队”，后来两家人成了好朋友，一起搭伙去镇上卖粮食；有小贩在集市上缺斤短两，用的秤杆是动过手脚的“鬼秤”，被我抓了现行，没罚他钱，就让他在集市口摆了个公平秤，给之前买过他东西的村民补称，还赔了礼，后来他的摊子成了集市上最热闹的，大家都说他实在；还有个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趴在炕上哭了三天，我和所里的人凑了钱，又去找公社书记说了说，申请了点助学金，看着他背着书包走出昝岗时，我比自己考上大学还高兴，他说将来学成了一定回来建设昝岗，我信他。

段旭成了所里的“调解能手”，他能把东家长西家短的事说得明明白白，三言两语就能戳中要害，让双方心服口服。有回两家因为宅基地边界吵了半年，差点动了家伙，段旭去了，没说啥大道理，就带他们去看村里的老坟地，说“祖宗都埋在一块地上，争那半尺土干啥？将来百年之后，还不是邻居？”两家听了，红着脸握了手。

刘长坡迷上了研究法律条文，走到哪都带着本《婚姻法》《土地管理法》，谁家里有啥疑难事，都爱找他问问，他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有回村里的姑娘被人骗了彩礼，男方跑了，姑娘娘急得要上吊，刘长坡翻出法律条文，陪着姑娘去县里找妇联，硬是把彩礼追了回来，还帮姑娘在镇上找了个缝纫的活，现在姑娘过得挺好，见了刘长坡就喊“刘大哥”。

王指导的胳膊好了，但留下了道疤，像条暗红色的蚯蚓趴在胳膊上。他总说这疤是“勋章”，教育新来的年轻民警时，就卷起袖子给他们看：“当警察，就得有股子拼劲，但更得有副热心肠。拼劲能抓住贼，热心肠能暖住人。”

赵所长的腰还是不好，阴雨天就疼得直咧嘴，但他还是天天往村里跑，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去帮忙，有时候是写对联，有时候是当司仪，村里人都说他不像个所长，像个邻家大叔。他爱人每年冬天都来所里住阵子，给大家缝缝补补，织毛衣，所里的年轻小伙几乎都穿过她织的毛衣，暖和又合身。

我在昝岗待了很多年，从年轻小伙变成了大叔，头发里也掺了白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那棵石榴树长得越来越粗，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每年都结满红红的果子，像挂满了小灯笼，所里的人吃不完，就分给村里的孩子，孩子们吃得满嘴通红，笑得像朵花。

我见过昝岗的麦浪翻金，也见过昝岗的雪落无声；听过村民吵架的脸红脖子粗，也听过他们领工资时的开怀大笑；送走过考上大学的孩子，也迎来过嫁进村里的新媳妇；帮过刚会走路的娃娃找爹娘，也给百岁的老人办过身份证。

有人问我，在这么个小地方待一辈子，不觉得闷吗？

我总是笑着说，不闷。你看这昝岗的烟火，多旺啊。李婶的红薯窑还在冒烟，她虽然还是看不见，但能摸着我的手认出我，每次都塞给我块烤红薯，说“明森啊，你又瘦了”；刘军成了砖窑厂的师傅，带了好几个徒弟，娶了媳妇生了娃，娃都上小学了，虎头虎脑的，见了我就喊“周叔叔”，他娘的咳嗽早好了，逢年过节还会给我送碗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是我爱吃的；张老三的铜烟杆传给了孙子，孙子在镇上开了家农机维修铺，生意不错，见了我就说“周警官，我爷爷总念叨您，说您是好人”；当年那个偷鸡的少年，现在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入了党，每次开村民大会，都要提提当年我给他钱的事，说“是周警官让我知道，人得走正道，正道上的日子才踏实”。

警徽依旧别在胸前，冰凉的金属下，是昝岗的心跳，是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根。我知道，从穿上警服那天起，这条路就没有尽头，但每一步踩在昝岗的土地上，都踏实得很。

因为我明白，警察的勋章，从来不止刻在奖状上，更刻在老百姓的心尖上，刻在那些烟火缭绕的日子里，岁岁年年，不曾褪色。就像老槐树下的阳光，永远那么暖，那么亮，照得人心窝里都是热的。

又是一个春天，麦田绿得晃眼，我带着新来的年轻民警去走访，远远看见刘军在地里教儿子锄草，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看见我们，刘军直起腰，笑着喊：“周警官，来尝尝新摘的香椿！”

我笑着应着，心里想着，这昝岗的故事，还长着呢。而我们这些穿警服的，就陪着它，一年又一年，守着这麦浪，守着这烟火，守着这日子里的每一份踏实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