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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我们根据对一般艺术的解释，从造型和绘画艺术转到诗歌方面，将会看到诗歌的目的也是显示理念，意志客观化的各个阶段以及用诗意了解它们传达给读者。理念在本质上是可以认识的；所以，诗歌中直接表达的只是抽象概念，它的目的仍然是让听者认识这些代表典型概念的生命之理念，而造成这种情形，唯有靠他自己的想象力。

但是为了使想象力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的，诗歌和枯燥无味的散文等直接材料的抽象概念，要适当安排，它不再停留在抽象普遍性上，而是彼此能够相互贯通；可与此相反，一种可以知觉的典型呈现在想象之前，往往还受诗人自己的内心意向以及习用文字的影响。正如化学家将清晰透明的流体合在一起并获得固体沉淀物，诗人似乎也知道如何用结合概念的方法从抽象概念和普遍的明晰中让具体、个别而可以知觉的表象沉淀下来。

因为只能借助知觉认识理念，而理念的知识则是艺术的目的。名家的技巧，无论在诗歌或化学中都一样，往往能使我们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沉淀物。在诗歌中，靠许多描写特性的名词、形容词或词组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每个概念的范围愈来愈小，一直让我们达到可以知觉的东西为止。荷马几乎在每个名词之后都加上一个形容词，把形容词的概念穿插进去，缩小名词概念的范围，使名词概念大大接近知觉。例如：

蓝色天空，吹来一阵细细微风，

山桃伫立，月桂高耸，寂静无声。

用少数几个概念，就让人想象出南国的宜人气候。

对诗歌来说，韵律和押韵都是特殊辅助。除非我们的知觉能力已从它们密切相关的时间中获得某种性质，而由于这种性质，我们内心好像和每个循环出现的声音相应，否则对韵律和押韵所具有的难以置信的效果就无法做其他解释。这样看起来，韵律和押韵一方面是保持我们注意力的工具，让我们欣然随着诗章走，另一方面又在我们心中产生盲目的相应，对所读的东西不经任何判断就产生共鸣，这给诗章一种惊人的说服力，并且是一种与一切理性无关的说服力。

从材料的一般性质来看，从诗歌用以表达理念的概念来看，它的范围很大。整个自然，所有阶段的理念都可以借助它来表现，因为它的进行是根据需要表达理念的，所以它的表现方法有时用叙述的方式，有时用说故事的方式，有时又用戏剧的方式。如果是处在意志客观化的较低阶段，造型和绘画艺术都会超越诗歌，没有生命的自然界甚至动物界几乎都在适当时刻表现出它的整个存在；相反，人却不同，人不只以形体和表情来表现自己，还通过一连串行动以及随行动而来的思想和感情来表达自己，从这一点来看，人是诗歌的主要对象，没有其他艺术可以和诗歌相比，造型或绘画艺术中无法表现的运动却正合乎诗歌的目的。

因此，意志客观化活动中最高阶段理念的显现如何以一连串相关的思想行动展现于我们面前，这是诗歌中的大问题。

的确，经验和历史教我们怎样认识人；然而所认识的大多是人类方面的，个人方面的比较少，历史给予我们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处所作所为的经验解释，基于这种解释我们可以建立自己行为的准则，至于深刻认识人的内在本质的机会则比较少。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然则，正如历史上或自家体察出来的经验中所展示的往往是人类的本质一样，同样我们也常常用艺术家的眼光，根据理念而不根据现象，不在种种关系上了解我们的经验，历史学家也以同样态度了解历史。

了解诗歌像了解历史一样，我们自己的经验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可以说，历史与诗歌都是语言的字典。但是历史对诗歌的关系有如人物画对历史画的关系：一个给我们关于个人的真实情形，另一个则给我们关于一般人的真实情形；一个拥有现象的真理，因此能从现象世界去证实它，另一个则拥有理念的真理，这种真理无法在任何特殊现象中发现，然而也是基于它们的全体方能表现出来。诗人基于深思熟虑的选择以表现重大情景中的重大人物，历史学家则就两者的本来情形去了解。

诚然，他要注意选择环境和人物，而他的注意和选择不是根据表达理念真正的内在的重要性，而是根据关系和结果方面外在的、表面的和相对的重要性。对任何东西都不应只从它本身的基本特性和表现方面去看，而要从它种种关系、关联，对以后的影响尤其是对当时的影响去看。所以他不会忽略一位国王的行动，即使这种行动无足轻重，即使这种行动本身非常普通，因为这种行为有结果，有影响力。

可是杰出的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行动，如不能使这些行动产生结果，也就不会被记载下来。因为他的处理方法遵循充足理由原则并且把握这个原则形式的现象。诗人则了解理念，了解超乎一切时间之外、离开一切关系的人的内在本质，了解最高阶段物自体的充分客观化；甚至在历史学家所必须处理的方法中，现象的内在本质和意义，这些外表的中心，也决不会完全失去。

无论如何，凡是寻求它的人都可以发现它和认识它。然而我们在诗歌中比在历史中更正确清楚地发现本身重大而非关系上重大的东西，即发现理念的真正展开，所以不管听起来多么矛盾不合理，然而实际上真正的内在真理应该归于诗歌而不归于历史。历史学家必须准确地根据现实生活来把握特殊事件，如在时间中种种因果关系链条中所展开的。可是他不可能拥有这方面的所有资料，也不能看到和发现一切。他随时会背离他所叙述的本来面目，不真实的叙述代表了事实的真相，这种情形经常发生。

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假定，在整个历史中假的东西远多于真的东西。

相反，诗人却从应该表现的确定的一面去认识人的理念，对他来说，其中客观表现出来的是他的自我本质。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雕刻时所说的，他的知识一半是先天的；他心中的理想坚定、明确，而且不可背离。他向我们显示纯粹而明确的理念，而他对理念的描画以至最微不足道的具体的特殊事物都像生活一样真实。所以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诗人。的确，他们处理材料的态度接近史诗。

他们的记述具有统一性，同时，即使当外在真理无法得到或杂有虚假的东西时，他们也能够保持内在真理，当我们拿历史和与诗歌不同却与历史画一致的人物画相比时，我们发现古代历史学家遵循文克尔曼的名言，即人像应该是人的理想，因为他们用一种能够让人的观念明确显示出来的方式来描画个人。相反，除了少数例外，一般说来，近代历史学家只给我们“垃圾箱”和堆置杂物的房间，充其量也只给我们一堆主要政治事件的编年史。

所以，凡是想认识在一切现象和发展方面都具有相同的内在本质的人，凡想根据理念去认识的人都会发现，伟大人物的作品和不朽诗人给予我们的比历史学家所能给予我们的要真实得多，明白得多。即使最好的历史学家，也绝不如诗人传情达意入木三分；历史学家反而还笨手笨脚。

从这方面看，历史学家和诗人间的关系，可以用下述的比较来说明。

只根据资料来写作的单纯历史学家，好像是一个对数学毫无认识，却用测量方式研究偶然发现某些图形关系的人。因此根据经验来解决的问题，当然受到所绘图形一切错误的影响。相反，诗人则好像数学家，他在纯粹知觉中先天地建立这些关系，并且在表现它们时并非就所画图形中的实际情形来表现，而是就理念中的本来情形来表现，画图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感官容易认识理念。

所以席勒说：“只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的东西，才永远不会变老。”的确，关于人的本质的知识，传记有较大的价值，尤其是自传；历史在这方面就不行，至少在以一般方式处理它时是这样。一部分是因为传记比历史更准确和更完整地收集资料；一部分是因为在历史中活动的，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国家和英雄，而历史中出现的个人似乎总不发生作用，他们被四周的情况和环境包围，被紧紧地禁锢在国家的外衣或重重甲胄之下，因此很难突破这些去认识人的活动。另一方面，当我们真实地描述在某一狭窄范围内的个人生活都将表现出人类各式各样的行为，例如少数人的卓越、德行，甚至神圣，还有多数人的邪恶、平庸和奸诈以及某些人不道德的**不羁。

此外，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在现象世界的内在意义方面，不管行动所涉及的对象是重要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到一户农家大到一个王国，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所有这些东西的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意志受它们影响时，它们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它对意志的关系动机才有意义，而把它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时，它与其他同样东西之间的关系却与我们无关。

正如直径一寸的圆和直径四千万里的圆，具有同样的几何性质一样，一个村庄中发生的事件与一个王国内发生的事件，从根本上看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研究如何在这两种情形下认识人类。如果我们认为自传中充满欺骗和掩饰，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相反，这里也许比别的地方更难说谎。

在单纯的会谈中，掩饰才最容易。的确，虽然听起来好像矛盾，可是实际上比起写信来，在一封信中想要掩饰某些谎言，很不容易。写信的话，写信的人是单独一个人，他只是观察了自己而没有观看外面的世界，遥远陌生的东西不容易接近他。但是，收信的人却在一种写信人不了解的心情下静静地细读它，在不同时间内一再读它，这样才更快地发现其中隐藏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