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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我们不会对那些必然而普遍的不幸感到丝毫悲伤。例如老年和死亡必将来临以及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不如意处，我们大可不必介怀。我们感到忧伤的是：环境多变，世事无常。但是我们若能认识到，那种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也是生命中的常见现象；如果我们能认识到，除了此种方式以外没有东西依赖偶然机会，即使没有现在的忧伤，也会有另一种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忧伤来占住它的位置。所以，在根本方面，命运能影响我们的少之又少；这种想法，如果变成了活的信念就可能产生相当程度的斯多亚式的内心平静，也会大大减少我们对自己幸福的焦虑。但是，事实上，理性对直接感受到的痛苦这种有力控制的情形很少出现甚至决不出现。

除此以外，通过这种对痛苦的看法以及所谓的另一痛苦替代这一痛苦；因前一痛苦的消逝而带来新的痛苦的看法可以使人达到矛盾但并不荒谬的假设，即每个人身上必然具有的痛苦的限度取决于其本性，不论痛苦的形式如何变化，痛苦的限度却既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强烈到忍受不了。

因此他的痛苦和快乐根本不是受外来因素决定的，只是在某种限度下由某种自然倾向所决定的，而这种限度这种自然倾向，由于物质环境的关系，在不同时间的确可以感到某种程度的增加或减少，然而整个看起来却永远是一样的。

这个假设不但为下述大家熟知的经验所支持，即巨大痛苦使我们不再能感受到细微的不幸，反之，解脱了大痛苦则使最微不足道的不如意之事也会折磨我们，并且让我们心情不佳。而且经验还告诉我们，如果巨大的不幸真的落在我们头上，一旦克服它最初的痛苦，那么我们的性情大体上就不会改变；反之，在获得预期的快乐以后，从整个人生的长久方面来看，我们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境况比以前好多少，也不会感到处境比以前更适宜。

只有在产生这些变化之时才会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深忧和狂喜，但两者很快就消逝，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幻想和错觉上面的。它们不是来自当下的快乐或痛苦，而是来自预期的新未来的开启。只有借未来之助，痛苦或快乐才能反常而暂时增加。

基于上面提出的假设，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痛苦感和快乐感都是主观的和先天决定的，“认知”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加上下面一段话以做证明：

人类的快乐和沮丧显然不是取决于外在环境如财富或地位，因为我们在家人当中，见到的愉快面孔，至少和在富人当中见到的一样多。

引起自杀的种种动机是非常不同的，对任何动机我们都不能说它强烈到足以导致自杀，甚至也不能说它很可能导致自杀，也没有什么动机微弱到一定不会引起自杀。现在虽然我们心情开朗或忧愁的程度不是和往常一样，然而由于这个看法，我们不会把它归因于外在环境的改变，只会归因于内在情况的改变，如身体状况的改变。

因为当我们的心情渐趋平静，甚至达到喜悦的程度时，这种情形的发生就没有任何外来的因素。诚然，我们时常发现自己的痛苦只是由某种确定的外在关系而产生的，显然我们也只因这种外在关系而抑郁悲伤。因此我们相信，只要去除外在关系必然产生最大的满足。但是，这是幻想、错觉。

整个地看来，根据我们的假设，痛苦和快乐的限度时时刻刻都是主观决定的，而忧愁的动机也和那种情形有关，正如身上一个脓包关系整个身体一样。在那个时期以内，我们本性所必有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在没有遇到外来确定原因的情形下会化分为许多细碎的项目，并且以现在完全没有注意的许多小小烦恼和忧虑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早就为将一切痛苦集中于一点的主要的不幸灾祸所占满。

这种情形也和下述观察结果相符，即如果一个巨大、急迫的忧虑因幸运而从心中拔除了，另一个同样的忧虑立刻会取代它的位置，整个事实早就在那里了，只是无法进入意识之中形成忧虑，因为没有形成忧虑的余地，所以这个忧虑的事实还不明显，它隐藏在意识深处没有被人发现。但是现在既然有了表现的余地，这个已经存在的事实就立刻表现出来并且占据原有忧虑的地位。如果它的内容比起那已经消失了的忧虑更为明白的话，就会知道如何把自己弄小一点以便在大小上和原来的忧虑相等，像原来的忧虑一样完全占据它的位置。

过分的喜悦和刻骨的痛苦往往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它们彼此互为条件也都取决于非常的心灵活动。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一样，两者产生都不是由于现在所有的东西，而是由于对未来的期望。但是，由于痛苦乃生命的必然现象，而痛苦的程度也取决于主体的本性，外在突然的变化总是外在的，这就无法真正改变痛苦的程度。在极端喜悦或忧伤的基础上往往存在着错误和谬见，在这里，两种心灵上的过分紧张必须借助知识来避免。

所有过分的喜悦往往建立在错误的想法上，即一个人在生命中发现决不应该发现的东西：一种令人烦恼的欲望和需求以及时时须应付这种欲望和需要。而后他必然会从这种错误的想法中回过头来，此时就必须为它付出剧烈痛苦的代价，这种对痛苦的感受也如此前的喜悦那样深刻。

所以必须避免它们，而所有突然产生的过分悲伤却像是从高处骤然落下，因此这种错误想法的消失也为它所限制。如果我们充分控制自己，冷静地就全体及其关系方面去看待事物，始终不让它们给予我们奢望拥有的种种特色，就可以避免痛苦和无聊的反复折磨。

斯多亚学派伦理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心灵摆脱一切妄念及其种种不幸的恶果，也是使心灵获得一种无法扰乱的平静，正是这种洞察力使贺拉斯在下述诗歌中表达他的灵感：

我们要经常记住，

身处逆境应保持平静，

身处顺境也不可过分喜悦。

可是，大体说来，我们不愿意接受那种堪与苦药相比的知识，即痛苦是生命中的必然现象，因此不是从外面加到我们身上，而是每个人的内心都带有这种痛苦的永久泉源。相反，我们却不断寻找外在的特殊原因，寻找一种能解释为什么痛苦总是跟随我们的原因，正如自由自在的人把自己当偶像。我们不停地追求，从一个愿望到另一个愿望；虽然所有的满足不管能给我们多大希望，一旦我们想到它反倒不能感到满足了，只会成为让人羞耻的错误，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是白费气力，仍旧执迷于新的欲望。

因此它永远继续向前进行，变得更为稀奇，假设以某种性格的力量为先决条件，直到最后达到一种不曾满足也无法放弃的愿望为止。在那种情形下，我们似乎发现了自己所要寻求的东西，似乎发现某种能够解释自己痛苦来源的东西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本性。

于是，虽然我们和自己的命运相左，自己的生存状态还是容易满足的，因为我们完全漠视这一事实：痛苦是生存本身中必然的现象而真正的满足是不可能的。这种结果多少有点令人悲伤，是不断地忍受一种巨大的痛苦以及忽视由此而来的一切较小的忧愁或快乐；因此也是比那不断地抓住日新月异的错误想法较为高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