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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怒中，他们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有些是他们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偷去后藏起来的，其中还有坦克，是他们在战斗刚爆发时从营地里偷来的。显然，他们还拥有大量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

五月二十九日的《国际新闻通讯》中还写道：

五月三日，马统工党已经准备了几十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西班牙花园广场使用了一批七五式手枪，而这些枪支本要运往阿拉贡的前线，是这些民兵事先将它们私藏在了自己的住所。

皮特凯恩先生并没有向我们说明他是如何知道，又是什么时候知道马统工党拥有大量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的。我估算了一下，马统工党所在的三栋主要的建筑楼里大约有八十支步枪，几颗炸弹，根本没有机枪，也就是说，这些武器大概刚好可以供那时所有政党布置在各自大楼中的武装警卫来使用。奇怪的是，当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数座大楼被占领的时候，这些“成千上万的武器”却从未露面，特别是“坦克”和“机枪”，这些可不是随便在什么烟囱里就可以藏的。显然，上述两种私藏武器的说法，恰恰暴露了他们对当地地形的一无所知。至于皮特凯恩说的，马统工党从兵营里偷走了坦克一事，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从哪个军营偷的。在巴塞罗那的马统工党民兵（现在已为数不多，因为马统工党已经不再直接征召民兵）和大批的人民军军队使用的都是列宁营房。因此，皮特凯恩先生是在告诉我们，马统工党是在人民军的纵容下偷走了坦克，同样又在人民军的纵容下私自将七五式手枪藏在了他们自己的“住所”，却没有指出这些“住所”在哪里。那些在西班牙花园广场上使用的七五式手枪跃然被映上了各大新闻报纸，但我认为，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如前所述，在战争期间，我从未听到西班牙花园广场有炮枪声，那里离我只有一千米左右的距离。几天后我去了西班牙花园广场，但那里的建筑物上没有任何弹痕的印记。据住在附近且目击了整个战斗过程的人回忆，那里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枪支。（顺便提一下，偷枪的说法可能源自苏联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不管怎么说，是他和一个著名的英国记者说了这件事，后来这个记者在一份周报上也如实地复述了这件事。自那以后，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便被“请下了台”，至于是否是这件事影响到了他的清誉，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事实就是，这些关于坦克、机枪等等的说法都是被捏造出来的，否则他们便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的巴塞罗那战斗和如此弱小的“挑起此次战斗的”马统工党组织之间的矛盾。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根据《国际新闻通讯》的报道，马统工党应该对这场战争“负完全责任”；同时这个政党又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没有追随者，只有几千个编了号的党员”。若要使我们同时相信这两种说法，那么马统工党就必须拥有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所拥有的全部武器。

当你读完共产主义者的新闻报道时你会忍不住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他们在有意地利用公众对事实的一无所知，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树立起群众的偏见。因此，就有了像皮特凯恩在五月十一日的《工人日报》里所说的，“暴动”被人民军镇压了的说法。这只是想给外界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整个加泰罗尼亚是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但是人民军在整个战斗中都是保持中立的，每个在巴塞罗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很难相信皮特凯恩先生却对此置若罔闻。更有甚者，共产党媒体竟然玩起了虚报伤亡数据以夸大战斗规模的把戏。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迪亚兹称战斗中死亡人数为九百，受伤人数为两千五，这些数据被共产党的各大报纸广泛地引用。加泰罗尼亚的宣传部长也绝不可能压低数字，但却给出了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的数据。显然，共产党媒体在报道中将实际数据翻了一番，而且还索性加了几百。

然而，国外的资本主义媒体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有一些报纸支持共产党的说法。其中一家媒体是英国的《新闻纪事报》。该报社的记者兰登·戴维斯当时也在巴塞罗那，这里是我从他的一篇名叫《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乱》中摘录的一部分：

……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这是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马统工党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利用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团发动的一场暴乱……悲剧开始于星期一的下午，当时政府派出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局的大楼，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些工人大多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他们在服务期间有严重违规行为的丑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然而，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却拒绝执行命令，而是一步步撤退，直至上了大楼的楼顶，此时广场外面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事情的来龙去脉尚未弄清楚，却已经有人放出谣言，说政府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于是，街上布满了武装分子……夜幕降临时，每一个工人街区的中心和政府大楼的周围都建起了街垒。夜里十点钟，一阵枪声响起，所有的街道上救护车的警报声此起彼伏。黎明时分，所有的街垒都遭到了火力攻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死亡人数多达一百多人，战斗状况之激烈可想而知。无政府主义组织下的全国劳工联盟和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劳工总会并没有“集聚街头”。他们只是躲在街垒后面，警惕地注视着街上的情况，一旦发现有携带武器者出现在街头，他们便会开枪射击……然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法西斯分子必然会想方设法将势态进一步恶化——有一些隐藏身份混入人群中的小喽啰，他们从屋顶上向四周胡乱开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制造更大的恐慌……然而，到了星期三晚上，这场叛乱的幕后主使便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街上到处贴满了煽动性的海报，号召大家即刻起来革命，推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领袖，海报后署名“杜鲁提之友”。星期四早上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报纸上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且对此煽动性言论毫无同情之意，但是马统工党的报纸《战斗报》却对此言论做了全部转载，并高调赞扬这种做法。至此，巴塞罗那，这座西班牙的第一城市，由于反动组织受到奸细的利用而陷入了一片血腥的杀戮之中。

这与我上面摘录的共产党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我们只剖析这一种说法，也会发现其内容是自相矛盾的。起初，这个事件被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乱”。接着又说事件的起因是电话大楼遭到了袭击，并且引起了人们对政府要对付无政府主义者的怀疑，整个城市到处建起了街垒，守在街垒后面的是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两天后出现了煽动性的海报（实际上就是一份传单），文章又暗示这才是事发的导火索。但是，这里面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罔顾事实的嫌疑。文章称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团是马统工党控制的组织，然而，这两个组织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和马统工党没有任何联系。自由主义青年团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联盟，相当于加统社党的JSU；而杜鲁提之友是FAI内部的一个小组织，而且这个组织一直对马统工党心存强烈的敌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人既是杜鲁提之友的成员，又是马统工党的成员，这几乎就相当于是在让我们相信社会主义联盟是英国自由党控制的一个组织一样。难道兰登·戴维斯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在报道如此复杂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下笔应该更谨慎一些才是。

我无意攻击兰登·戴维斯先生的职业操守，但不可否认的是，战斗结束时，他本可以借此机会做一番严肃的调查，但是他却离开了巴塞罗那，而在他的整个报告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只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才将此事件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叛乱”，其本人并没有去做足够的事实调查，这一点在我摘录的文章里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夜幕降临时……建起了街垒”，“夜里十点钟……枪声响起”。这显然不是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当敌人竖起街垒之后才开始射击还算正常，但是文章中告诉我们的是，从竖起街垒到枪声响起，中间隔了数小时之久，这显然是在颠倒事实。当时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我，都亲眼看到早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有枪声响起。另外，文章中还提到那些“从楼顶上”开枪的“法西斯分子的小喽啰”。兰登·戴维斯先生并没有解释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人是法西斯分子的。我想他应该是没有爬上屋顶去问过的。他只是引用了别人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与官方的版本相吻合，他便没有去怀疑它的真实性。事实上，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他就无意中透露出他的大部分信息都可能是来自那位宣传部长之口。驻西班牙的外国记者无不完全处于宣传部长的左右之中，尽管大家都认为，光是听到宣传部长这个名字就要加以小心。当然，宣传部长也许会像已故的卡尔森爵士客观地描述一九一六年的都柏林起义那样，客观地描述巴塞罗那的危急。

如上，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这场暴动事件的说法不能当真的理由，我已经做了一些说明。此外，对于大量的指控马统工党是收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处的秘密法西斯组织的说法，我还必须多说几句。

这个指控反复出现在共产党的媒体报道中，特别进入一九三七年以来，这只是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缩影，而马统工党则被认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据《红色战线》（巴伦西亚共产党的一份报纸）阐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种政治信条，而是一个官方资本主义组织，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恐怖团伙，专门从事犯罪活动和反人民的破坏活动。马统工党是一个与法西斯分子勾结的“托洛茨基分子组织”，隶属于“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可是很明显，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一条证据能够支持这一指控，只不过这一指控中始终带着一副权威性的姿态而已。这种言论攻击极大程度地流露出个人诽谤的成分和一种可能对战争造成的影响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些制造言论的共产主义者似乎把对马统工党的攻击看得比军事机密的泄露还要重要，这里可以列举一二。在二月的《工人日报》里，一个叫作威妮弗蕾德·贝茨的作者这样写道：“马统工党在前线投放的兵力只有其后方伪装力量的一半。”这并非事实，但作者可能认为这是真的，于是，这位作者便和《工人日报》一起，欣欣然地把一条最重要的军事信息通过报纸专栏成功地传达给了敌人。拉尔夫·贝茨先生又在《新共和国》报纸上写道：“有一次，马统工党军队‘与法西斯分子在无人区踢足球’。最后，马统工党军队伤亡惨重，其中受伤和遇难的还有与我交好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恶意中伤马统工党的漫画四处流传，起初是在马德里，后来就传到了巴塞罗那。图片上马统工党戴在头上的具有锤子和镰刀图标的面具滑落了下来，露出了一张标着纳粹分子十字标志的面孔。如果政府不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控制，在战争期间这类事情是绝不允许四处传播的。这不仅是在有意打击马统工党民兵的士气，同时也是对那些恰好在其周围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打击，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知道你旁边战线里的军队是叛徒更加令人沮丧的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来自后方的诬蔑是否对马统工党的民兵产生了消极影响，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必然在于此，而制造传播此言论的人一定是怀着某种恶意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

对马统工党的攻击性言论最后变成了这样：

除了众多国外帮手和支持者（大多是自法西斯国家的难民）之外，数以万计的参战者（几乎全部都是工人阶级）和成千上万的民兵，实乃法西斯主义驱使下的一个巨大间谍组织。

这是有悖常理的，但凡了解马统工党历史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所有马统工党领袖背后都有一段革命史。其中有些人还参与了一九三四年的起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因参加反对勒鲁斯政府或君主制的社会主义活动而被关押入狱。然后在一九三六年，当时的领导人华金·毛琳曾经作为佛朗哥的代表议会上的代表之一，在议会上给出了即将发生起义的警告。起义爆发后，他在佛朗哥后方组织反抗时被法西斯主义者关进了监狱。当时，马统工党在抵制起义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马德里，许多马统工党的成员都在巷战中牺牲了。这是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组建的第一批民兵团体中的一个。我们似乎很难相信这些行动都是因为收受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好处，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选择加入的应该是他们的对立面才对。

此外，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有发现马统工党有任何亲法西斯主义的迹象。有说法称马统工党推行了更具革命性的政策就分散了政府的力量而变相地援助了法西斯，虽然这种说法还存在争议，但我是不赞成的。

我想，对一个坚持走改革路线的政府来说，马统工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这件事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与叛国罪完全是两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如果马统工党真的是一个法西斯组织，为什么这个组织在前线的士兵们还依然保持着忠诚。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在那两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冬天，那里仍然有八九千，近一万名士兵坚守着前线最重要的部分。他们中很多人在战壕里一待就是四五个月。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直接走出战壕去投奔敌人，这简直让人很难理解。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会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然而，就在马统工党作为一个政治党派刚刚被镇压不久，所有人对它的认识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事被说成是：“民兵组织在还没有被重新分配到人民军之前，参加了凶残的袭击韦斯卡东部的战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有数千人因此而丧生。”还有人认为民兵中间有“亲敌现象”和不断发生的“逃跑事件”。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讲的，逃跑事件的发生是非常少见的。还有人相信了马统工党有“亲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等等的宣传，但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当然，在马统工党里一定还有法西斯分子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奸细，但这些间谍和奸细在所有左翼政党中都是存在的，而且未见得这些混入马统工党的间谍和奸细一定会比其他政党内的多。

事实上，一些共产主义媒体的攻击性报道中牵强地说只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控制而为其卖命，而只字未提党内的士兵。但这无疑是将该党的领导人和士兵之间分裂开来。此类指控往往意味着其普通成员，民兵等等所有人都牵连其中，因为，如果戈尔金、尼恩和其他领袖真的受法西斯控制的话，那么那些和他们密切联系的追随者一定会比那些远在伦敦、巴黎、纽约的记者更加清楚内幕。最后，当马统工党被镇压时，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将与其有关的所有人都定为有罪。他们逮捕了所有与马统工党有过联系的人，只要能够下手，一个都不放过，包括伤员、医院的护士、党内成员的家属，甚至是孩子。

终于，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十六日，马统工党被镇压了下去，并宣布它是一个“非法组织”。这是奈格林政府从五月执政以来的第一个行动。当马统工党的执行委员被捕入狱时，共产党报纸便刊登出了“一个巨大的法西斯主义阴谋被揭露”的消息。霎时间，这条消息成了风靡全球共产党报纸的一条内容。以下是六月二十一日西班牙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报道总结：

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佛朗哥的阴谋随着大批托洛茨基主义的首要人物在巴塞罗那和全国各地被捕……上周末，大战期间最残酷的间谍案细节，以及迄今为止最无耻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叛变行径已经大白于天下……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至少两百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词，等等，都证明了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情所“证明”的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通过广播向佛朗哥大将军传递军事秘密，他们与柏林有联系，并且与马德里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有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