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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声音极像从平静的灵魂发出的，一声接一声地呻吟，痛苦得连窗棂都微微地颤了一下，也惊醒了室内的病人，于是大家齐喊：“姑娘……”

张爱玲阴着脸走近病床前问：“要什么。”

“要水。”

“厨房没开水了。”

“唉……”

不消一会，里面又传来那悠长的痛苦：“姑娘啊……姑娘啊……”

他也许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喊一个人的名字。不管喊谁，总归要叫一下心里才舒服，他的痛才不会白痛，他非要把这毫无思想的病痛留在这世上么？非要让别人跟着揪心一下他才舒服么？这个孤单的老病人！张爱玲恨恨地想。

半夜三点，同伴都安静地睡了。张爱玲抱出“肥白的奶瓶”，沉着脸穿过病房，去厨房烧。

“姑娘啊……姑娘啊……”

张爱玲兀自向前走，没想向两边的病床看。

幽暗的厨房冰冷冰冷的，灶子上的黄铜锅在蓝色煤气的火光映衬下，闪出一丝丝奇异的亮铜色，澄净而明亮。

“姑娘啊……姑娘啊……”那恼人的、拖长的腔调又追到厨房里，白蜡烛的灯芯一闪一闪，愤怒地、焦躁地向上跳，必要烧穿屋顶，烧穿整个宿舍，让这些战争留下的痛苦都见鬼去吧！

那声音最后终于平息了，整间楼都没有一丝声音，寂静了很长很长时间，黄铜锅里的牛奶也沸溢起来，浑浊地飞溅着……

张爱玲端着热牛奶，冷着脸穿回病房。

“那人死了吧？半天没声息了。”一位病人半起身对她说。

“哦，我去找人。”

天快亮了，病人死了。护士们欢欣鼓舞，将他交给有经验的护士后，便都缩进厨房里用椰子油烤面包吃。“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烤得焦煳的面包，不吃还能做什么。学校宿舍里，大家每日做的也是“买菜、烧菜和调情”。男生常在女生**玩扑克，玩到深夜才回去。天还没亮又悄悄摸回女生的床边，伸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透过墙便听见那边娇滴滴地叫：“不要嘛……”港大自诩是人类文明史最闪亮的地方，此刻也回到了原始蛮荒的半兽人时代。宿舍里充斥着人类简单生存和繁衍下一代的游戏。

为了无聊而吃，为了无聊而调情，为了无聊而结婚……很简单地重复，几经辛苦积攒下来的文明，也化成天空上偶尔掉下来的雪片，还没等落地便没了踪迹。

还好能有些课听，张爱玲凑到冰冷的窗前，看着外面阴灰色的天沉思一下：教的是日语，或许日本兵进来了，说点儿日语能救一下自己的小命。

同学们大概都这么想的，听课时教室里黑压压挤成一片。这是一个会讲些冷笑话的年轻俄国女教师。那个女人喜欢用日语问学生的年纪，学生一时语塞，她便会猜着问：“十八？十九？不许说英文，只许用日文。”

这真是一门很诙谐的课，刚刚日本人还向自己扔炸弹，现在居然要学他们说的话，兴许政府也是担心同学们安危吧。不过学点儿简单日常用语和对白就够了，谁去深究它呢。没几日，教室里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大多数继续去过简单的生存、不用思想的生活了。

张爱玲是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儿，以至于“课堂学生少得已经不成样子”时，她也一直在听。因听课的学生太少，俄国女教师赌气不来了，又换另外一位俄国老先生。这位日语老师对张爱玲的画很感兴趣，拿出五港元，欲买下炎樱的肖像画。

张爱玲与炎樱听了十分为难。“五元，只买画，不要相框。”俄国老先生极诚恳地想促成这笔生意。

这幅画的确是张爱玲最喜欢的，连她自己看了都觉得是出于别手，极不像自己能画出来的。大概以后也不会画出这么好的画了！盯着这蓝与红相间、近似完美的色调时张爱玲心想：此时能画出来，兴许彼时就画不出来了，大概算绝笔。这也应了那句老话：“人，怕是这世界上最拿不准的东西……”想去做什么，就要立即去做，立即去做兴许都来不及。

张爱玲所言——“人，怕是这世界上最拿不准的东西”，这是她对战争前与战争后生存境遇和人性对比的结果。港大的学习经历也是她人生最丰富的历练。当大学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后，那短暂的希冀与欢快也在瞬间化成了漫天的炮灰，之后张爱玲便要接受生与死的体验，在她看来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的人生经历。对此张爱玲是有思索的，即“短暂的快乐终究要被更大的破坏与颠覆所替代”。当然这个思索无疑是感性的、文学性的。她没有从深层次去探究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如果从张爱玲的专业及女性视角观察世界，有这样想法是必然的，毕竟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对社会问题极度敏感的政治理论家。不过这句话后来不仅成为张爱玲文学的坐标，也成为她人生的指南。我们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就能够发现，她始终有这样的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