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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惠子小姐的婚礼（第1页）

岸惠子小姐的婚礼

近来，多家周刊杂志几乎同时刊载有马稻子小姐订婚的传闻。仅就订婚一事，在我看来，虽然作者不抱什么恶意，但多数都是调侃戏谑的文字。对于这件事，有马小姐和中村锦之助君都不置一词，这就使得那些写手越发凭借臆测和想象，任意添油加醋起来。不管怎么说，这种喧嚣一时的报道，当事者们是很难忍受的。我和有马小姐相识日久，我不能将这些报道看作与己无关的他人趣事，或者作为当红女星的花边新闻津津有味地阅读。在这类报道之中，有的文章关系到有马小姐以前被报刊当作酒桌上“助兴”的材料反复宣扬的事件，以及就有马小姐的性格等方面联想发挥而写成。

小说家的作风也是如此。假若将人的性格作为定评写出来，那就是以先入为主的观点看待人众。我虽然不曾向那些对自己做出定评的东西发出抗议，但几乎都是抱着不服气的态度。恐怕谁都是如此吧。但话又说回来，那些定评也并非全都是错误信息；至于有马小姐的性格之说，也不是无根无据的歪曲。即便如此，人的所有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住和简单说明白的。很少有像有马小姐那样的女明星，其性格很容易抒写，其原因在于有马小姐日常的言动毫无顾忌地表现了自己的性格；在于她从不对自己的性格遮遮掩掩。但是，单凭这些就论断为有马小姐性格的全部，那实在是靠不住的。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有马小姐的性格，有马小姐订婚的传闻倒使我联想起岸惠子的婚礼，打算在这里写一写。因为碰巧我在巴黎，婚礼上有缘作为新娘子娘家的保证人。新郎相皮君的保证人是乔治·德尤迈尔的公子。岸小姐去法国拍摄《雪国》，出发晚了，是我先去的，会见了相皮君。在外国担当国际结婚的证婚人（或许不宜叫这名字，近似保证人的意思），一生之中绝无仅有。我一向不擅于记忆，但对这件事不会遗忘。

岸惠子同相皮君结婚以后，曾回过日本两次，第一次是三年前，第二次是今年。三年前秋天，我患胆结石症，在东大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没时间和岸小姐充分会面。她到医院探病那天，我向医院请假，回镰仓家里住了一个晚上。胡萝卜须俱乐部为岸小姐召开送别会，我由医院前往出席。因为我还在住院，所以想早点儿回去，有马小姐说要送我到医院。我说：“那怎么行，你不能离开这里。”硬是把她劝止住了。那天我很感奇怪，为何电影女星来得很少，要是有马再离席而去，会使送别会黯然无光。有马小姐说过，那天试映会上，自己演出的部分大多给剪掉，她有点儿泄气，所以在场不在场无所谓。由于我的阻止，她才留下来。

今年秋，岸小姐完成影片《弟弟》的拍摄之后回巴黎，胡萝卜须为她举行送别会兼庆祝会，我从纪尾井町的福田家前往出席。五月初，我赴美之前，听说相皮君继岸惠子之后来日本拍摄佐尔格事件（102），当时我想，从美国回来后在日本还能再次见到相皮君。我在巴黎，曾经三次往访相皮君的公寓住宅，他还请我到西餐馆用餐。这回我想趁这次好机会同他在日本见面，没料到，八月二十日我从美国回来，相皮君早已返回法国了。

这一次，岸惠子是作为法国籍人接待的。对于她在日本的演出费等，都是按照外籍人员的标准支付的（何况扎伊拉问题刚刚过去）。岸惠子为着相皮君的入境手续过于繁杂而叫苦连天，四处奔走。再说，对于相皮君合作导演的电影，日本方面似乎反应冷淡。岸惠子为此深感苦恼。不过她还是在《弟弟》的演出中大展实力。这无疑使岸惠子在日本获得一些慰藉。众多电影评论家都一致承认她是六十年代演技最为杰出的电影演员。可以说，倔强好胜的岸惠子在日本受尽冷遇之后，凯旋。

我仅仅在胡萝卜须俱乐部欢送岸惠子的鸡尾酒会上见过她一面，没有机会和岸惠子长谈。会场位于产经会馆二楼。我回去时，有马稻子小姐为我送行。外面下着雨，夜晚空车很少，有马小姐站在沛然而降的大雨中，为我捕捉出租车。我过意不去，自己也站到雨中去了。有马小姐不住劝我说，这样会感冒的，叫我回到里面等着。有马小姐也是一身晚礼服，这里始终没有空车通过。有马小姐只好托胡萝卜须俱乐部给家里打电话，叫来自己的车子。我经不起雨淋，第二天就因为受凉而卧床不起了。福田家的侍女说，发现我半夜里到冷水池洗澡的迹象。我吃了安眠药，懵懵懂懂之中，难免做了糊涂事，到了早晨就全忘记了。

有马小姐待人亲切，头一回最使我感动的就是为我叫车。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同有马小姐在横须贺线电车上偶然相遇，她过来跟我打招呼，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想到有马小姐的座席那里看看，但想到我与她交往还未到如此亲近的程度，又没有共同的话题，坐在那样的美女身边，有些难为情。在新桥下车时，有马小姐来到我这里，为我拎皮包。我吓了一跳，因为去写作，包里装满了书籍和纸类，相当沉重。有马小姐帮我提到出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以为她要乘车，谁知她把我的皮包放进车厢，自己立即退了出来。有马小姐为我做着这一切，丝毫也不显得是故意做作，而且又是电影明星，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我从有马小姐那里感到亲切的情谊。

我认识岸惠子小姐比认识有马小姐早得多。初次见面时，她还不是电影明星，而是一位立志当作家的少女。胡萝卜须俱乐部的若槻繁君，以前加入过我们镰仓文库编辑部，镰仓文库破产后，转职到《向日葵》杂志做编辑，和我有过交往。这位若槻君经常向我提起，说他有个亲戚，是个想写小说的姑娘，希望我能见见她。这位少女就是岸惠子。当时她已进入大船电影制片厂，但尚未成名。作为电影演员，岸惠子演过什么电影，我不十分清楚。不记得那是多少年之前，岸惠子二十岁光景或不到一点儿，跟着若槻君一起来了。当时我正在纪尾井町福田家写作，眼前的岸惠子新鲜靓丽，天真稚气。我想，这女孩儿若是写小说，一定会出现一位美女作家。我只是和若槻君交谈，居然没有同岸惠子说话。他们两人走出福田家时，玄关洒过水的脚踏石板上，岸惠子的裙裾拖曳在地上。我不由一惊：裙子湿了！岸惠子穿的是轻柔而薄质的开裾连衣裙。漂亮的裙裾擦在石板上，我当时的感觉好似鲜花浸水，留在心中。这就是我对岸惠子最初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听说岸惠子小姐只写了一篇小说，当时我正在《雪国》外景地汤泽温泉。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出版过谷崎氏、大佛氏、三岛氏以及我的《雪国》英文译本，该社总编西特罗斯夫妇来日时，谈起《雪国》正在拍摄之中，他们想去汤泽看看，并约上译者塞登斯特卡。我们在东宝电影公司山内君的照料下一起出发了。到达后的当天晚上，举行欢迎宴会。席上还来了三四个粗俗的当地艺妓，粗门大嗓唱起歌来，使我颇为困窘。“雪国”的艺妓都是这个样子吗？我很失望。这么说，我写《雪国》之后，羞于露面，再也没有去过汤泽。这二十年间，作为滑雪场而繁荣的汤泽，彻底变样了。滑雪场山脚下，自车站至高半旅馆，铁路沿线接待滑雪客的廉价旅社鳞次栉比。《雪国》那时代，没有一家这样的旅馆。“高半”也扩建了，大门弄得怪模怪样。丰田导演指示按照往昔的大门进行改装，唯有我写作《雪国》的房子周围，按原样保留下来。我们到达那天，从车站乘雪橇沿着滑雪场山脚前往旅馆。翌日的散步是按西特罗斯的愿望，沿旧道而行。旧道边的田园风格的房舍没有改变。从屋顶卸下的积雪同道路清除的积雪都堆积在一起，几乎接近房子的檐端了。尽管如此，西特罗斯夫人也能在积雪厚重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西特罗斯说，岸惠子小姐的手指尤其漂亮。素指纤纤，瘦健而修长。我比岸惠子小姐先去巴黎，会见了相皮君，谈起岸小姐太瘦弱了，相皮君说惠子还是瘦一些好，不可太胖。岸惠子小姐跟我说，她一旦拍完《雪国》，就去巴黎同相皮君结婚。可是丰田导演过于执着，再加上天气的影响，摄影一再延迟。丰田导演反复对她说：“这里不是巴黎，是《雪国》，你是驹子！”我们去汤泽第二天下午，正遇上召集当地孩子拍摄赶鸟的场面，这是雪国原野美丽的风景。看完后回到旅馆房间，岸惠子小姐打来电话，告诉我《平凡》杂志的记者从东京带来高质量的肉，准备做烤肉，邀请我一道享用。我不认识《平凡》的人，婉言谢绝了。那天夜晚，岸惠子来我房里闲聊，谈了两个多小时。岸惠子如此悠闲地同我说话，前前后后只有那一次。岸惠子小姐诉说了她同相皮君订婚之后，遭受了周围人的白眼，而相皮君巴黎的朋友们听到他们订婚的消息，似乎都为他们祝贺。

我在《雪国》拍完之前，过了三月二十日，就随松冈洋子小姐去欧洲了。那一年，为筹集召开东京笔会大会，我们到伦敦出席国际笔会执行会议，讨论有关问题。从巴黎去伦敦，再回到巴黎，紧接着再去慕尼黑和罗马。因为岸惠子小姐要我到巴黎同相皮君见见面，出发前，我托小松清君给相皮君打了电话。相皮君很高兴，他对小清君说，惠子的信中提到过我，他认识，巴望尽快见到我，希望我尽量多带些日本人来，他请我们吃饭。

对方希望尽量多带几个日本人，究竟谁去好呢？我犹豫了。小松君对我说，芹泽光治良君的女公子可以啊，于是就这么决定了。我在我和松冈下榻的库莱阿利兹饭店等候芹泽君的女儿。晚上，我们前往相皮君居住的公寓，那地方距离饭店所在地香榭丽舍大道不很远。就在日本大使公邸斜对面，是个好地方。相皮君说，为了迎娶惠子，他将这座公寓装饰一新。听说这次装饰是相皮君的电影装置家一手设计的。（如今，相皮君夫妇仍然住在这里。我想起来了，岸惠子小姐在巴黎的照片刊登在妇女杂志和周刊杂志以后，我来看过这座房子。）设计不拘一格，走进大门，沿着细长的走廊前行（走廊中途有用人室和厨房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走下台阶，就是大厅。大厅右面高高耸立着漂亮的半圆形书橱，既是房屋的装饰，又是里外的隔挡。书橱后面是起居室、卧室等房间。相皮君还让我们看了卧室，寝床及其他家具都是簇新的。我们倒是在新娘子惠子到来之前看到了这里。大厅（沙龙）的墙壁上挂满了一系列复制的浮世绘画作，装饰着偶人以及其他日本制造的小玩意儿。

相皮君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热情。他生来好客，在迎候惠子期间，看来很喜欢会见来巴黎的岸惠子的亲朋好友。书橱里摆着许多文学和美术书籍，他抽出限定发行、印制精美的塞尚画集和凡·高画集，表示要送给我其中任意一册。我略一思忖，决定要塞尚的。（后来，小松清君又带我到安德烈·马尔罗氏家，主人送我一册达·芬奇研究画集。这两册画集是我在巴黎的最好纪念。）相皮君问我们喜欢吃什么菜，我们都希望吃纯粹的法国菜。看样子，相皮君是那家饭馆的老主顾了，为我们做一道蜗牛菜。我第一次吃蜗牛，他教我用左手拿特制的钳子（？）卡住外壳，用右手拿小叉子掏蜗牛肉吃。我手指不灵活，全座人只有我怎么也卡不住蜗牛的外壳。自己也觉得滑稽，先放声笑了。那笑声止也止不住。周围餐桌上的食客们被我的笑声吸引，大家看着我也都笑了。我倒没觉得难为情，反而很高兴。

——那年春天的欧洲之旅，使我开怀大笑的事，除了吃蜗牛之外，还有两次。住在伦敦饭店时，想去理发，到一楼理发铺一看，门口写着“理发请预约”。访问人家，同人见面自然要事先约定，理个头发也要预约，太过分了吧。我平时散漫惯了，对于预约之类事格外反感。到高级餐馆用膳或观赏歌剧演出，也是说去就去，没有座位也不在乎，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欧洲和美国之旅，就我所知，理发铺子要预约的只有伦敦饭店一家。）理发，预约个鬼！半夜里我独自一人用保险剃刀剃头发，前头和两侧还可以，但后面对着镜子一照，低处还残留着头发，不能见人。因为没有对着镜子刮削。我自己看着脑袋后面，笑出眼泪来了。第二天一早，我给松冈洋子小姐打电话求救，我又笑个不停。松冈来到我的房间，她一时愣惊呆了，抱怨我不该这么干。她很无奈，只好将头发一律剃到原来的高度，使之好歹成形。我一直记挂着我后脑勺，走在大街上看男士们的头，不少人都把后面的头发剪得很高。或许这里不像日本的理发师那般灵巧、仔细，手艺还不够娴熟利索吧。想到自己的脑袋没什么好笑，也就安心了。再说，也没有谁会专门留意别人的发型。还有一次大笑是在罗马饭店的柜台上。从巴黎转到慕尼黑再到罗马，正遇上那里的复活节。全罗马所有的酒店都找不到一间空房。我们只得停宿在私人小旅馆里。在小旅馆过了一周，其间，日本大使馆的人为我们订了饭店的房间。我转移到饭店的那天晚上，松冈小姐去了埃及。翌日清早，我要上街，把钥匙交给柜台，柜台人员问我：“有什么行李需要交搬运工搬运吗？”我满脸诧异，于是他又问：“您是今日离店吧？”于是我大笑，笑声不止。柜台人员以为我只住一个晚上。这件事不如用保险刀剃脑袋以及吃蜗牛卡不住外壳那般滑稽可笑，但我不明白，当时为何笑成那个样子呢？

吃罢蜗牛，相皮君到店门口买了一份晚报回来，他看了报之后说，今日白天，弗朗索瓦兹·萨冈（103）因车祸受重伤，生命垂危。这条消息是作为头等新闻刊出的。我通过小松君的翻译知道了内容。我也读过萨冈的处女作《你好，忧愁》的日译本，我们都很震惊。

萨冈会因这次车祸失去生命吗？大家沉默不语。我读了《你好，忧愁》日译本，并不觉得像世界评论界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值得惊异的作品。然而，眼下切实感觉到，作为“天才少女”的死，就是《你好，忧愁》这部作品作者的死。（这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事，萨冈第二部作品《一种微笑》虽然是一九五六年写的，但当时我在离开日本之前，这部书似乎还未出版。萨冈离开巴黎而出事的那条道路，也是我乘车经过的道路。我的记忆虽然有点儿模糊，但萨冈的跑车翻倒了，晚刊上好像还登了照片。——后来才知道，萨冈九死一生。）

相皮君似乎同萨冈不相识，我们随即离开车祸这个话题，恢复了开朗的情绪。店里的饭菜很好吃。出了店乘上车，相皮君就连续呼喊“惠子，惠子”，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春夜良宵，街道树的嫩叶丛中一泓喷水十分美丽，至今依然映在我的眼帘里。为了拍摄我的原作，惠子来巴黎晚了，为此我向相皮君道歉。不光因为性格严谨、不够通融的丰田导演，也因为雪中外景地的变化而迁延时日。一旦下雪，场地就会变形，不能作为先前拍摄的同一场所继续使用。化雪的时候也一样。因而，受到雪国天候的影响非常大。相皮君自己以前在瑞典拍摄过雪的外景，他说，这一点他十分清楚。接着，相皮君对我说：“这本来是个秘密，还是对您说了吧，惠子三十日凌晨三时抵达巴黎。”我当然是第一次听说。相皮君把我送回宾馆，再把芹泽君的女儿送回去，然后再送小松君。过了十点，快到十一点了。后来听说，相皮君一头钻进小松君住宿的料理店牡丹屋，谈了两个多小时。那是个快乐的夜晚。据说芹泽君的女儿也很愉快。

我和松冈绕道慕尼黑前往罗马。岸惠子有相皮君在等着她，不过在巴黎，她没有一位日本人朋友，所以我打算到机场接她，我叫松冈也一起去。罗马复活节假日漫长，又加上午休也长，晚上关门又早，在实际停留的日子里，没时间充分参观美术馆等，至少要去佛罗伦萨看看。多少有些流连，但还是决定二十九日返回巴黎。回国的日子也定下来了。东京一直没有联络，国际笔会大会的经费筹集究竟进行到何种程度，情况一概不明。我不能如此休闲地住下去。松冈去了埃及之后，我必须亲自去航空公司购票。法航虽然有一个略通日语的混血儿，但总是不得要领。于是我又去了SAS航空公司（104）。那里倒是办起事来亲切、熟练。随即预订了五月十一日自哥本哈根至东京的卧铺票。关键地方用笔谈，以免出错。

二十九的飞机，想不到在日内瓦要换乘一次。换乘的飞机晚点一个半小时，只有我一个人去问工作人员为何晚点，西洋人乘客全都毫不介意，处之泰然。决不着急，这是我去外国旅行的体会之一，但我还是去问了。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时，座舱内的人都一起挤在一侧的窗口呼喊：“门布朗（105），门布朗！”我坐着朝那里眺望。有人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上，告诉我：“门布朗，门布朗！”从飞机上望风景，皆不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