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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星星之火起自秦川黄土间（第2页）

出来混，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谁也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闯将们所称名号皆是诨号，李自成也不例外。所以，李自成的本名并不是李自成，具体是什么，众说纷纭，现在也无从知晓了。

除了李自成，《流贼传》里还有一个张献忠。

李自成还默默无闻时，张献忠已经称霸一方了，按理说张献忠还是个前辈。

张献忠也是延安人，和李自成同岁，从小也是在私塾学习，有些家底。估计是因为没当上皇帝，大家要么不关心他的文化水平，要么说他是个粗老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从小就好勇斗狠，打死好几个同学，人命案子一堆。总之，一切描述就是为了证明这人天生就是个当反贼的料，并且没当皇帝的命。

张献忠的起义之路也很不同寻常，据说是去当兵，犯了军法，本来应该处斩，主将见他相貌奇异，就请求总兵饶他一命。饶完了，张献忠就投了神一元的队伍。

很多书里，这些搞起义的，但凡是民间出来的，都有长相奇特的说法。一会儿是刘邦腿上长了七十二个黑痣，一会儿是朱元璋长了一张猪腰子脸，一会儿是张献忠脸上有麻子、身上长黑毛，都不像人了，像妖。

这也好理解，那些造反的，若是写得平平无奇，大家就不爱看了。一个亭长，一个要饭的，凭什么当皇帝？这世上亭长那么多，要饭的遍地都是，凭什么这俩当皇帝？那必须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其他亭长与要饭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首先就是奇人自有异相。

靠不靠谱呢？反正刘邦腿上有没有七十二个痣也没人真数过，但朱元璋从画像看来，应该是大脸盘子，没啥凹陷。至于张献忠，据此推测，也不至于不太像人。

说到起义队伍，大家心中一般会浮现出质朴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过不下去了，举起锄头就去干仗了。这不假，但是也不够真。农民，以务农为主，起义最多就带着镰刀、铲子、锄头，这是没什么战斗力的，抢抢普通人还行，打官兵基本上不要指望胜利。造反的队伍之所以能发扬光大，是因为里面有专业人士——士兵，准确来说是哗变的士兵。

这些士兵本是官兵，自万历年起，频繁被调往辽东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却常常拿不到军饷，至崇祯元年，部分地区已经三年没发过一分钱了。三年不发钱，搁谁能扛得住？我为朝廷洒热血，朝廷视我如草芥。不哗变才离谱。

崇祯二年，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曾上疏，言辞迫切，说如今局势已是危若累卵，哗变现象已成燎原之势。还有人称三秦之地是国内上游地带，延安、庆阳等地便是关中的屏障，榆林又是延安、庆阳的屏障，一旦发生变故，延安不保，进而秦地难守，势必天下安危难测。

很不幸地，当地官员的预言都在未来一一应验了。

流贼猖獗的消息传入京师，朝廷上下愕然。然而，在朝官员都视陕西为虎狼之地，没有人愿意在此刻担任陕西三边总督，职位一空就是好几个月。迟则生变，吏部实在没有办法，推出了对军事并不通晓的杨鹤出任该职位。

杨鹤，字修龄，湖广武陵人，杨嗣昌的父亲。作为一名左佥都御史，他是个实打实的文人，临时被吏部抓壮丁送往平叛前线，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到陕西，面对漫山遍野的流贼，这位清流文人便手足无措了。隔行如隔山，杨鹤实在是无力围剿，只能招抚。

朝廷为什么要选个文人去前线呢？朱由检为什么会批准呢？

原因很简单，皇帝一开始也没想“剿寇”，他觉得面对民众造反，能抚则抚，如果问题没解决，那就说明抚得还不够，得加大力度继续抚。

崇祯四年时，朱由检在文华殿开会，讨论流寇问题，官员上报说：“现在兵饷不足，难以剿灭。那些流寇见着官兵就跑，官兵走了又聚在一起。”朱由检赶紧强调说：“流寇也是我的赤子，应当招抚他们，不必专门剿杀（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执行起来却难以为继，赈济本身就需要大笔钱财，之后为了让这些人安居乐业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物力支持，比如钱粮、种子和耕牛。现在自然灾害又严重，朝廷根本没有资源去执行这套方案。

那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推行安抚政策呢？原因也很简单，剿寇才是下下策。

武力围剿不仅不能解决百姓因饥起变的问题，还会激化这一矛盾，更加大朝廷与民间的对立，何况军费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百姓吃不起饭要起义，根本问题在于吃饭，欲行仁义者是不会在此刻选择杀伐的。无奈的是，明末吏治败坏如此，财政空虚至此，任何的上策、下策都已经无效了，一辆手刹脚刹都已然失灵的车子必然只能冲下悬崖，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