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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一是因为所里只有我一名驻所医生，要负责一千多号在押人员的身体健康，责任重大，离不开岗位；二是我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疲惫，不想旅途奔波，不想疲于应付，不想在“洛阳亲友如相问”间坦露我那还没理清的生活。的确，一只奓毛的刺猬是不适宜凑热闹的。

在日渐浓郁的新年氛围里，我开始梳理这一年来的林林总总。我当然不能说这一年我过得有多幸福。和朋友圈里那些好友的平安吉祥比起来，我这一年经历了不少生老病死、相聚离散。可这能怨谁呢？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逃离父母亲友为我规划的人生，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过一种非典型的生活。我原以为这样便可以实现个人的自愈和成长，但一不小心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好在从那些在押人员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犯了罪，就要面临审判——哪一条哪一款，都写得明明白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和那些在押人员一样，在有所收获的同时，我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问题在于，我在行事之初是否已经为这些代价做好了心理准备？因此，我很羡慕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人，羡慕那些一顿饭可以吃掉一只鸡的男人，羡慕那些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的女人，羡慕杀人不眨眼的狙击手，羡慕雄辩滔滔的律师……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们那样，不带任何疑虑地、信仰坚定地迎接未来的生活，甚至追随韩江雪的脚步，义无反顾地飞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我不能，现实中总有太多羁绊。

我已经从老家的医院逃离过一次了，我不能从凡城的看守所再次逃离。

就这样，和那些曾经爱我和我爱的人一样，我任由韩江雪淡出了我的生活，继而和全世界七十多亿人一同迎来新的一年，也迎来了我们共同的麻烦——新冠疫情。

都说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那个有着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封城没几天后，凡城看守所也宣布实施整体隔离措施。

年前，赵所长因为临近退休已经退居二线。新的一把手还没到位，衢八两就临时负责起了所里的全部工作。大年初二早上，他把全所的干警召集到篮球场上，宣布从中午十二点起，全所将进入整体隔离状态。他解释说：“凡城城区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往后的疫情传播态势完全不明朗。看守所是人员密集场所，一旦病毒钻进高墙，肯定会造成大面积感染。在此情况下，上级下达了隔离命令，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将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

衢所长的话引起了一阵**，一种隐性的危险正如篮球场上肆虐的寒风，让大家无处躲闪。有人举起手问：“隔离什么时候结束呢？”

衢所长摇头：“不知道。”

又有人问：“隔离了就不能回家了吗？”

“是的，一旦隔离就不能出所了。”

又是一阵低声讨论，但因为每个人都相距一米开外，嘀咕声被寒风掩盖，无法完全听清。

衢所长让大家安静。他说：“我不强制大家都留下来。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同志先回家休息，等待命令。其他同志如果不想被隔离，也可以在中午十二点封闭前离开看守所，我不会拦阻。”

大家都不说话了。想必许多人心中都在使命、亲情等宏大命题和那些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家庭琐碎间纠结。与此同时，衢所长已经紧锣密鼓地安排起了封锁隔离前的各种事项，包括大批量采购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

衢所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刷了一下朋友圈，发现我的那些医学院的同学有的主动请缨，正在奔赴抗疫最前线，有的自愿加入了各自所在医院发热门诊的轮值中。他们大概不会想到，在凡城看守所，居然也有一名医生在同他们一起战斗。

坦白说，衢八两宣布封锁决定后，我也有点不知该做何选择。但我一转念，想到自己本来就是孤家寡人，没啥牵挂，心思便定了许多。接着，我便开始向我的那些同学求助，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购买一批口罩、消毒水等防护物资。等答复时，衢八两来到我面前，面色凝重地说：“看守所现有干警二百三十七人、在押人员一千八百四十五人、驻所武警五十四人、驻所检察官一人，这些人的健康就要靠你守护了。”

衢八两这么一说，我刚安稳下来的心又悬到了半空。

一切都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有办案单位来送押，也没有检察官或律师来提审，更没有平日里向在押亲属送钱送物的群众——送钱的家属会按规定把钱打到看守所指定的账户上。事实上，没有一件非官方采买的实物能够穿越这道高墙，整个看守所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起初，我还算是享受这份安静和清闲。衢八两警告我，隔离的日子就像是温水煮青蛙，起初并不会感到热，但等到真正的危险来临时，再想反抗就迟了。

因此，衢八两罕见地严厉起来。他组织全所干警开展了多次应急演练，包括防火、防暴动、防逃脱等许多科目。他还让我给大家做疫情防控方面的培训。我只得勉强抱佛脚，重拾大学时关于传染病防控的课本，又找曾经的同学索要了防疫普及的PPT，给“孤岛”上的同事们上了一课。

此外，在押人员和管教民警在穿戴上也终于有了共同点，那就是都戴上了口罩。我被衢八两授予了“口罩监督员”的职责，只要被我记在了小本本上，民警扣加班费，在押人员扣量化考评分。这当然是一件得罪人的活儿。好在他们都理解我的难处，只将不满的嘀咕声集中在衢八两身上。有人说，衢八两当了代理所长，有官架子了；也有人说，他就是神经过敏、大惊小怪；更有人对衢八两将管教民警和在押人员一视同仁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应该区别对待。打心底里，我并不同意所谓有失公平的看法，毕竟病毒是不分王侯将相的。而且，既然大家都被隔离在这座“孤岛”上，都面对着那道无法翻越的高墙，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那些在押犯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群等待被法律或被命运审判的人。想到此，我的心开始慢慢下沉。

工作似乎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我。从每天接诊的记录看，找我看病的在押人员比往日里多了三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分比上升得越来越快，医务室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其实，这些来问诊的在押人员的身子都没毛病，出问题的是他们的心理。想来也能理解，原先的诉讼程序大多都停滞了下来，他们的关注重点便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再加上新闻里每天播放的疫区新闻，他们难免会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面对这些疑心病，我故技重施，把陈拒收放进特效药瓶里的维生素片开给了在押人员。还别说，基本上都起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当然，如果一个疗程不顶用，那就再开一个疗程，反正维生素片是个好东西。

后来有一天，老庄来到医务室，直勾勾地瞅着我。

我问他哪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