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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雪边往包里收拾东西边说：“这是我前男友的，搬家没搬干净，留下这么一件，可不算是什么纪念品。”

我点点头。

“我要去上班了，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就不给你做早饭了，反正我的早饭也是在外面解决的。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行。”

我“哦”了一声。

“那我先走了。”

“哎——”

韩江雪转身来到我身边，看着我的眼睛：“你想说什么？”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这让我鼓起了勇气：“以后还可以约你吗？”

“以什么方式约？”

“男女朋友的方式呢？”

“我们还不是情侣，”韩江雪顿了顿，接着说，“但我们可以试着往那个方向努力。”

从韩江雪的出租屋离开后，我整个人还是蒙的。坦白说，即便是在十二个小时前，我也没想过自己会陷入一场恋情。现在，我却像是签了一份建筑合同，承诺和她一起向恋爱的方向努力。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感觉我们不像是男女朋友，倒像是工程合伙人。不，更准确地说，是我成了她的工程分包商。

我反复回想早上的对话，想为什么我会说出那句“以后还可以约你吗”。想来想去，我只觉得，在那种场合这似乎是唯一礼貌的问答。

是啊，在大家的眼中，我似乎就是个彬彬有礼的大男孩儿。当然，这和我的家庭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我出生在一个相对传统的家庭。父亲在政府机关当司机，不是公务员，但给三任县委书记和两任县长把过方向盘，还挺受大家尊重。我的母亲是保健所的护士，虽然是编外人士，但也吃财政饭。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七岁，在中学当数学老师。她的丈夫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小科长，衣柜里有好多件白衬衫。在这样的家庭中，铁饭碗的理念深入人心。

我家里虽然提倡民主、活泼，但也号召严肃、谨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似乎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约法管束着。更何况，作为家里年龄最小的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充其量只是一个起立鼓掌的角色。除此之外，小时候我还被姐姐灌输，说因为我的出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父亲一辈子没转正，只能当一个人前人后伺候的司机。这句话像是一句恶毒的咒语，让我始终觉得欠着父母什么，因此一直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不管家里说什么，我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学时，他们说早恋会耽误学习，我就和女同学划清界限，安心高考；高考后，他们说家里缺个医生，我就报了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我在一家医院当住院医师，可家人说医生没公务员安稳，不好找对象，不如考公务员。我姐还把公务员招录表打印出来拿给了我，那是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我以为他们是想让我闪得远远的，才挑选了那个岗位。结果，我妈跟我解释说，那个岗位的报考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可以先考进去，再让我爸和我姐夫想办法把我调到县政府去。

这就是他们给我规划的人生道路，平坦、无聊，还让我充满了困惑，困惑于我存在的意义。坦白说，我还挺想接着当医生的，治病救人，善莫大焉。因此，对于他们让我报考公务员的安排，我有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

可就在那段时间，医院里发生了一件事（现在我还不想去细细回忆），让我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我不想再按照家人的规划生活，因此便在网上偷偷找工作。看到距老家三千多公里的凡城正在招警，其中就有面向临床医学的职位，我便偷偷报名，开始认真备考。白天我在单位看专业课的书，晚上在家看行测和申论。我妈把消夜端到书桌前时，还以为我正在备考那个乡镇公务员的职位。一直到笔试前夕，我在网上订宾馆时，家里人才傻了眼。更令他们惊讶的是，我的笔试和面试成绩都排名第一。记得在政审前，爸妈专门找到我，我爸问我：“为什么要报考那个警察职位？”

我的回答略带隐喻：“我想去寻找真相。”

我妈问：“从尸体上？”

我说：“是的，我想当法医。”

我爸又问：“为什么是凡城？”

我的回答既骄傲又有点底气不足：“我随便选的。”

我爸叹了口气，我妈则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一定会找关系把你调回老家的。”

就这样，我带着自己博来的一份自由离开老家，来到凡城，准备迎接每天和死者相伴的日子。不料，我迎头挨了一闷棍，被踢到了看守所当驻所医生。

啊，自由啊，可怜又可笑的自由啊！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吧，在一个又一个棋盘中被别人挪来挪去。

当韩江雪对我说可以一起向恋爱的方向努力时，虽然感觉像在做梦，但我很开心。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至少爱情是我自己争来的。

我并未察觉自己又跳进了另一个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