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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没有杂草的世界（第2页）

是的，确实有这样的威胁。但是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屏蔽威胁！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似乎有一种专门的机制应对这类威胁。你可以将其称作“本质保存机制”。

结果显示，基本归因错误——高估性格的影响，同时低估情境的影响的倾向——并不像心理学家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我们会轻视性格的影响，放大情境的影响。

我们倾向于在下述两种情况中这样做：（1）如果敌人或对手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倾向于将其归因为环境因素——他给乞丐钱只不过是为了取悦一位恰巧站在那里的女性；（2）如果密友或盟友做了一件坏事，那么环境因素就会显得突出——她对要钱的乞丐大喊大叫是因为她工作压力太大。

这种解释的灵活性不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也有影响。社会科学家赫伯特·C。凯尔曼已经注意到如何把敌人留在敌人名单中：“归因机制……会强化原本的敌人形象。敌人的暴力行为归因于性格，因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敌人天生好斗、暴躁。亲善的行为被解释为对情境的反应——战术技巧、对外部压力的响应或是因弱势而做出的暂时性调整——因此也不需要对他们原本的形象做调整。”（6）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迫近时，好战派会妖魔化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过两次战争，在其中一次的筹备阶段，美国鹰派杂志《新共和》在封面上刊登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肖像，但对肖像做了一点修饰：他的胡子被修剪成希特勒胡须的样子。此举一点都不含蓄，但却很有效——因为一旦某人被关进敌人的盒子里，我们的归因机制就会牢牢锁住这个盒子。比如，如果像侯赛因这样的人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他的国家检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他确实这样做了——一定是在耍把戏。他一定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到了某个地方。毕竟，侯赛因有坏的本质，甚至是邪恶的本质！

诚然，侯赛因确实做过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错误地认识他会导致更可怕的事情：伊拉克战争期间及之后，有超过100，000无辜的人丧生。

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本质的影响可能升级。你最开始的想法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本质是坏的。从这一点出发，你会认为整个国家——整个伊拉克或德国或日本——都是你的敌人。你转而又开始认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士兵——甚至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本质都是坏的。如果这些人是坏人，那就意味着你杀了他们也不用遭受良心的谴责。美国在两座日本城市——是城市，不是军事基地——丢下了原子弹，但几乎没有受到美国人的任何反对。

所幸，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遭受部落心理这么致命的影响。但是这种心理还有一些不那么致命的影响，时刻改变着我们的感知和道德意识。1951年，在1973年做好撒马利亚人实验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东侧仅1。5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对手的本质

事情发生在帕尔默体育场（PalmerStadium），是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之间的一场橄榄球赛。当时常春藤橄榄球赛还是世界级的橄榄球赛事。比赛前一周，普林斯顿大学的全美全明星攻方尾后卫迪克·卡兹米尔（DickKazmeier）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比赛非常激烈，甚至有些肮脏。卡兹米尔在第二节撞伤了鼻子，第三节，达特茅斯的一位球员摔断腿退出了比赛。两位心理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tril）和达特茅斯学院的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Hastorf）——后来写道：“比赛中和比赛之后双方的脾气都很暴躁……很快双方就开始互相指责。”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利用这个事件研究了部落心理学。他们向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的学生播放比赛的录像，发现双方的观点有极大的差异。比如，平均算来，普林斯顿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有9。8次犯规，而达特茅斯的学生则只发现4。3次。（7）这些发现或许还不会令你震惊，部落关系会造成感知偏差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这项研究选取的是这种偏差在现实世界中的案例，把奇闻异事转化成了数据。该实验也因此成为经典。

这项定量分析偏差的著名实验中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作者提出疑问，质疑“偏差”用在这里到底是不是恰当的词。我们想到认知偏差时，会认为那是原本对事物清晰感知的一种扭曲。但其中有个预设的前提，即有一种被感知的事物。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写道：“说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物’有不同的‘态度’是不准确的，具有误导性……数据显示，‘客观世界’中并没有一场‘比赛’之类的‘事物’独立存在，仅供人们‘观察’。‘比赛’为某个人‘存在’，由他体验，其中发生的某些事件仅从他的目的出发才具有重要意义。周围环境中发生了各种事情，一个人身处总体矩阵中（totalmatrix），只会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选取其中对他有重要意义的事件。”（8）

当然，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所说的并不是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母体矩阵。但是，他们也像电影里一样，质疑了现实的“真实程度”——客观世界中“事物”独立于构想出它们的大脑而存在，这种认识是否合理。他们写道：“因为不管‘事物’是一场足球赛、一次总统竞选、共产主义还是菠菜，这种‘事物’在不同人的眼中都是不同的。”（9）

这些使我回想起与勒达·科斯米德斯的一次对话，我们曾在第七章提及科斯米德斯，正是她在大脑模块化理论的发展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她已经不再称那是模块化理论了。她说，“模块”这种说法有误导性，部分原因在于，我在第七章中试图消除的误解中有一些还远远没有被消除。现在她换了别的术语，比如虽然不那么雅致但却更准确的“领域特异性心理机制”（domainspecifieisms）。

当时勒达和我正在探讨这些模块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世界理解的各种偏差。对话刚开始时，我谈及我们的世界观可能会被某个时刻主宰我们意识的模块染上色彩。她质疑讨论“染色”的过程是否有道理——就好像染色之前存在某种未着色的世界观。“总有某种心理机制在做某些事情，”她说，“它在创造我们的世界，它在打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正因此，我才不会说领域特异性机制给我们的感知染了色——我会说，它们创造了我们的感知。如果不将世界切割成概念性的碎片，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世界。”

这听起来和佛教的观点很像：从菠菜到橄榄球赛的一切事物都没有“自性”（ience），只有当我们的知觉场中组合了一些元素，并在其上附加了整体意义，事物——色身——才在我们的意识中开始存在。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写道：“橄榄球场上或其他任何社交场合的一个‘事件’，在被赋予某种意义之前，都不会成为一种体验式的‘事件’。”他们说，赋予的这种意义来自一个意义的数据库，存在于“我们所谓个人假想的有相世界”中的数据库。（10）

据我们推测，在这些意义被赋予之前，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处于无相”状态；但是一旦赋予了意义，就有了“相”，就有了本质。

事实上，本质中还包含着本质。有橄榄球赛的本质，有橄榄球队的本质，有橄榄球球员的本质。这些不同的本质之间会互相联系。某一场特定橄榄球赛的本质要取决于两支球队的本质——比如，我们喜欢哪一支球队，喜欢程度有多深，以怎样的方式喜欢——同时还与球员的本质相关联。

又或许情况是反过来的，我们从某位特定的橄榄球运动员身上看到的本质，将决定我们喜欢哪一支球队，进而塑造这场比赛在我们记忆中的“相”。毫无疑问，1951年美国的某处，某个从未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孩子，在《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上读到了迪克·卡兹米尔的故事，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队的球迷，之后所有关于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队比赛的新闻都有了恰当的“相”。

我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一支偏好的橄榄球队，世界上所有的橄榄球队对你而言就都没有“相”。我想，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走在机场里，抬头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场橄榄球赛，在你还不知道是哪支球队在比赛前，你就能感知到一种类属橄榄球比赛的本质。但即使你没有偏好的球队，仔细观察或许也会注意到，比赛的确有一种“类属”的本质感。尽管你不是两支球队中任意一支的球迷，但你可能是个橄榄球球迷，因此会被这场比赛深深吸引，好奇是谁在比赛，或者只是渴望看一场有趣的比赛。反过来，如果你不是橄榄球球迷，感知到的本质不会是吸引人的，甚至有些扫兴，虽然感知到的本质可能比较微弱。

这也提醒我们，特别的部落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和一般的心理学并没有太多不同。我们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给看到的事物打上正面或负面的标签。附属于某个部落——一支橄榄球队、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正是这种倾向的特定实例，有时会成为特别夸张的特定实例：我们的部落非常好，我们的敌人非常坏。

与此同时，将部落心理学看成普通心理学升级版显然是有误导性的。自然选择刻意设计了人类大脑的一些部分，引导我们避免冲突——个人之间的冲突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的大脑机器中有些部分的设计极为精妙，主要就是负责这部分功能，其中就包括本质保存机制，使我们的敌人比盟友更容易因坏行为而受责备，使我们可以冷漠地见证敌人遭受痛苦。

其实说“满足”比“冷漠”更恰当。自然选择植入我们大脑的道德设备中，有一块就是正义感——一种本能，认为善事应该得到奖赏，恶行应该受到惩罚。因此，看到为恶者食恶果会给我们一种正义得以伸张的满足感。而且，做坏事的一般都是我们的敌人和对手；当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做了坏事时，他们很可能就是受环境所困，因此不应受到严厉的惩罚。除非他们对我们做了坏事，这样他们也就将会被移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分类。

我与一个敌人的短暂蜜月期

所有这一切都带我们回到车前草的话题上。尽管我和车前草之间的对立关系由来已久，我甚至对它心存怨恨，但是它身上还是有一些道德光环的，我并没有将所有的道德武器都用到它身上。真正重型的武器都留着用在人类身上了。至于使用哪一种武器的界限——“好的”人类和“坏的”人类之间的界限——与决定杂草与其他植物之间的界限一样难以判断。

有一种冥想技巧，专门用于模糊这种界限。这种技巧被称作慈心冥想”（loviation）。通常，冥想最开始由你阐明要对自己友善。然后想象某个你深爱的人，将慈心转移到他身上。然后想象某个你喜欢的人，将慈心转移到这个人身上。然后再想象某个不太有感觉的人。依次类推，直到最后推及你的敌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你甚至可以对敌人产生慈心。（11）

讲到这里，似乎只有说几句夸赞慈心冥想的话才显得合宜，那么下面就说一句：慈心冥想对有些人是有效的。但是对我没有用。我想，问题出在一开始，就在我要对自己心存慈心那一步。实际上，我很高兴地讲，普通的正念冥想对我而言也有慈心冥想应有的一些效果：可以压制我的恶念，甚至能增强我的同理心。

事实上，在一次冥想静修期间，经过将近一周大量的正念冥想，我想到了最痛恨的仇敌之一——一个前同事（我们就叫他拉里吧）。虽说他以前是我的同事，但说实话，我和他根本没有任何同事之谊。通常我看到拉里，甚至仅仅是想到他，就会心生厌恶，你或许可以将这种感觉称作“拉里的本质”。但是在那次静修期间，我想到他时，没有伴随着厌恶的气场。他最令人厌恶的行为（或者至少是我认为最令人厌恶的行为）此时在我眼中也只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我脑中浮现出生动的画面，想象他青少年时期可能瘦弱，不善运动，想象他在运动场上得不到尊重，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最终找到了一种身份，却恰巧惹怒了我。那一刻，我对他心生怜悯。我没有感觉到本质。至少，我没有感知到以往总能从他身上感知到的拉里的本质。我想，这正是关键所在：打破拉里旧的本质，使我能够感知到新的拉里，更接近真实的拉里。

据传，13世纪苏菲派诗人鲁米（Rumi）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你的任务不是寻找爱，而是寻找内心对爱设下的藩篱。”对于这句话到底是否为鲁米所写仍有疑问，但不论如何，如果真的是他所写，那么他的话中一定有深意。（12）要说是打破了内心的藩篱——多年来我煞费苦心在内心构建起来的拉里的本质——才引导我去爱拉里，确实有夸张之嫌。但确实有那么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同理心，就好似一位家长看着年轻的儿女经过努力却仍然无法融入社会时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稍纵即逝。但是我认为它的影响是持续的：之后我看到拉里，和他握手致意时，感觉自己没有伪装，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至少，我没有感觉自己是100%的伪装。有0%~50%吧。

在我发现杂草失去了杂草本质的那一次冥想静修期间，我还与爬行动物有过一次有趣的相遇。我正在树林里散步，低头看到一只蜥蜴僵在路上，想来是因为看到我而受到了惊吓。我看着它紧张地环顾四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只蜥蜴的行为受一种相对简单的算法控制：看到大型生物，僵住；如果生物靠近，跑。但随后我意识到，尽管我自身的行为算法要复杂很多，但是很有可能还有一种智力更高的生物，在这种生物眼中，我就像此时的蜥蜴一样。我越这样想，那只蜥蜴和我的共同点似乎就越多。我们都降生在这个世界里，自己无法选择，引导我们行为的算法也不由我们决定，我们都努力地充分利用现实环境。我感觉到我和蜥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联系——一种我从未对蜥蜴产生过的感觉。

正如我对拉里突然产生同情，我与这只蜥蜴之间的亲密感也不需要慈心冥想就能产生。勤修正念冥想往往可以拓宽你对其他生物的理解。而我所谓的“理解”不仅仅是指模糊的和平、爱和理解，而主要是对生物体有更清晰的领悟。我看那只蜥蜴的目光，可能就和火星来客看它是一样的：带着兴趣和好奇，不似我平常看待这些事物时附带那么多扭曲的先入之见。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几乎不带偏见地看待那只蜥蜴，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蜥蜴的本质——或至少没有像平时那样看到那么多的本质。

其实，你或许会说，看不到本质与没有先入之见是同一回事，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从事物中感知到的本质，就是大脑对这些事物程式化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使我们对事物的反应类似权宜之计，但并不一定是对事物的真实理解。

权宜之计当然也有其好处。可以方便认识你的配偶就是你的配偶。所以，我不建议像上一章提到的饱受卡普格拉妄想症之苦的弗雷德那样，彻底摒弃本质感。不过这也不是你要担忧的事情。我了解到的冥想者都没有走那么远，即使是接近开悟的冥想者也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弗雷德的例子有助于解释本质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但是不利于证明达摩引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