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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乱世读庄子从王先谦的两篇序言说起（第3页）

及至汉代，儒家大宗师扬雄批评庄子昧于君臣之义（《法言·问道》），**不羁而不守礼法（《法言·五百》）。站在扬雄的角度，这算是很严厉的批评了，不过他倒也没觉得庄子一无是处，当有人问他庄子之学有何可取的时候，他表达了和王先谦一样的见解：“少欲”。（《法言·问道》）

但扬雄的门户之见实在太深，纯以自家学术为标杆，这在另一段对话里被暴露得一清二楚——当又有人问他邹衍和庄周有何可取之处的时候，他说，他们的那些话嘛，凡是好话就取，不好的话就不取。人家追问他何谓好话、何谓不好的话，他说合乎经典的就是好话，否则就不是。（《法言·问神》）今天的读者很有必要想想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说，扬雄所谓的经典都是哪些呢？——那时候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所以，所有的经典都是儒家经典。

荀子和扬雄批评庄子，多少带了些时代和门户的偏见，但就在庄子之学最当红的魏晋年间，道家名人葛洪竟然也站出来批评庄子，见地和郭象差不多，也是说庄子那些话实在太高了，高到落不到实处，听起来云山雾罩，做起来手足无措，这就像宝剑缝不了衣服，大象捕不到老鼠，金属做的船不能凌波航行一样。（《抱朴子·外篇·用刑》）

至少最后一句葛洪说错了，这就是今天的小学生胜过古代高知的地方。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宝剑本来就不是用来缝衣服的，大象也不该去捕老鼠，庄子之学是做大事的，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种话只有读原文才能感受到那种摄人心魄的气势）。但问题是，一来相对于庄子之“大”，现实世界里再大的事都是小事；二来这天地之正和六气之辩到底能怎么乘、怎么御呢？

其实，说《庄子》没多大用处倒也罢了，毕竟让人“少欲”也算它的一大功劳，但更严厉的批评是：《庄子》不但没用，而且有害；不但有害，而且有大害。——就在庄子之学的鼎盛时期，东晋名士王坦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废庄论》，顾名思义，这是要把庄子废掉。王坦之的理论素养很高，而且知己知彼，擅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庄子的逻辑来批庄子自己，说他对天下益处太少，害处太多，对世道人心的沦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晋书·王坦之传》）

但是，在晋人的玄学大风气之下，王坦之虽然有高官显爵，虽然有生花妙笔，毕竟也没能把庄子废掉。但或许能让王坦之欣慰一些的是，大约就在他去世的当年，在长江以北的“沦陷区”，前秦皇帝苻坚颁布诏书，作为尊崇儒学的一项重要措施，把《庄子》《老子》和谶纬之学一并严禁，违反者会被处以死刑。

史料并没有记载是否有哪个“**不羁而不守礼法”的玄学爱好者为《庄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者庄子之学在北方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影响，倒是提到有一位尚书郎王佩因为读了谶纬之书被苻坚杀掉了，从此“学谶者遂绝”。（《资治通鉴》卷103）苻坚，这位几乎一统天下的氐族雄主，用严苛的暴力手段维护了温柔敦厚的儒学，当然，顺便也维护了一下前秦政权的稳定。王坦之的心愿居然被苻坚完成了，也许真是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吧。

但庄子的“流毒”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清理干净的，所以批判还会继续下去。及至宋代，程颐和朱熹这两大儒宗对庄子都很不满。程颐采取了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决绝态度：一生不读《庄子》。（《困学纪闻》卷10）朱熹看上去则要豁达一点，有时还说庄子见识比较高超，气度比较豪迈，但他对庄子的那些“伤风败俗”之言极为愤慨——比如《庄子·内篇·养生主》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句话从字面看来并不太难理解，是说做好事要注意别给自己招来名声，做坏事也要注意别给自己惹上官司，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只要不惹上官司，坏事尽可以放手去做。

这话说得太**裸了，以至于让许多喜欢庄子的人都会感到错愕不解。幸好注释家总是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当初郭象给这句话作注，就阐释得非常高妙而缥缈：“忘记善也忘记恶，处身于善恶的中央，任万物自行发展，不声不响地与大道合而为一，于是乎刑罚和名誉都会远离自己，大道就在自己的身上。”

但这样的解释大有刻意拔高之嫌，庄子的原话却很简单，如果不是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话，实在读不出这么深奥的意思。至于后世的学者们，既有蹈虚而曲意弥合的，也有质朴而看不顺眼的。朱熹走的就是质朴一路，说庄子这是不管义理，一门心思计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脸。君子可不是这样，为义之所当为，不计吉凶祸福。（《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显然是一个正义导向型的人，做事只问对错，不计个人得失，而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叫作小人。拿这个标准一衡量，庄子的确像是小人。

这时候的庄子看上去一点也不“逍遥”，一点也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了自己这条小命，还真算计得很精。若说到义理，庄子才不管什么义理呢，在他看来，这世上的好人和坏人都是一回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回事，就像两个放牛娃，一个因为读书而弄丢了牛，一个因为赌博而弄丢了牛，虽然理由不同，但还不是都把牛弄丢了吗。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还不都是一样的残生伤性，为什么世人偏偏把他们分出君子和小人呢？（《庄子·外篇·骈拇》）

《庄子》书中像这样的论述有很多，本来就够惊世骇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庄子》内在逻辑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结论。

前人说《庄子》败坏世道人心，这就是一例。我们还是得回过头去考虑庄子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战国乱世，是群雄争霸的时候，你打我来我打他，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反正好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坏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只有众暴寡，强凌弱，寡的欺负更寡的，弱的欺负更弱的，没有谁是干净的，就算有干净的，多半也是装的。

世界就是这么乱，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号称“春秋无义战”了。所以身处其中的庄子只看到杀人的战争，却看不到正义的战争；看到大盗以仁义窃国，自然连仁义也不信了；看到强盗因为分赃不均而争执是非对错，自然再看待是非对错时也就不那么有所谓了。

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祖国不值得去爱，正义没地方去爱，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着伪善，缠人的无妄之灾如影随形，待在家乡是苛政猛于虎，跑到国外还是苛政猛于虎，君王们今天搞个大工程，明天搞个大征兵……总之，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只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连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庄子连这也有办法：一死生、齐彭殇，生如寄、死如归，焉知死了不是比活着更好的事情呢？况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命是会转化的，循环流转，永无终结。换一句大白话来说：只要想得开，就能不怕死。

但是，战国结束了，庄子早就死了，时代也早就变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王先谦的那个问题，并且不妨再追问一下：如果庄子生在一个好时候，他还会那么说话吗？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还能够分得清楚是非善恶的年月，他还会那么说话吗？——我们不妨比照一下诸葛亮和林则徐的两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时候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社会环境恰恰与庄子所处时代相近，这心态（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庄子式的；后者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时候的林则徐倒和朱熹有几分相近呢。

所以说我们理解《庄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常识吗），其次还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如果非要以心灵鸡汤的实用原则统摄一切，《庄子》里边大段大段这类的内容就只能要么被曲解，要么被无视。

5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宣统元年，也就是王先谦刊印《庄子集解》的那一年。

宣统二年（1910），刚刚年初，执掌帝国大权的摄政王载沣就遭遇了一次未遂的刺杀。刺客是一些英勇的革命党人，在被捕入狱之后，其中一名最耀眼的青年才俊写下了这样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绝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寥寥20个字，20个如此年轻的字，不知道会给那位近来已经“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的恬淡老人带来多大的震撼呢？

虽然国家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但在王先谦的心情里已经没有多少忧国忧民的余地了，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一场劫难。

这一年里，就在王先谦的家乡长沙，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抢米风潮”，在饥民暴动的冲击下，米仓被抢，巡抚衙门被烧，教堂、洋行、领事馆被毁，无计可施的巡抚大人只好托病请辞。但地方不可一日无主，乱局亟须干员主持，当地士绅们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湖广总督发出电函，指名道姓地要更换新的巡抚。在这封电函的落款里边，第一眼就能看到王先谦的名字。

这件事让朝廷很恼火，认为乡绅们在抢米风潮里不但为暴民推波助澜，居然还胆敢归咎于巡抚大人，电请更换朝廷要员，实在不识大体。于是，作为当地的名宿，也作为“劣绅”的头子和电函的主要签字者，王先谦受到了严厉处罚，降五级调用。

陡逢大变之下，喜怒哀乐终于又入回了胸次，王先谦鸣冤上诉，竭力剖白，百般辩解。——这倒不是胡搅蛮缠，至少在电函这件事上他真是冤枉的。长沙士绅集会的那天，王先谦其实连家门都没出，但他实在太有名望了，作为当地士绅众望所归的代表，他的名字就这么被老朋友毫无恶意地签在了电函的落款上。看来王先谦治《庄子》实在很没眼力，挑出那句“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有什么用呢，如果真有先见之明，最该挑出的应是被朱熹大加挞伐的那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才对。

后悔药是没得吃了，王先谦的苦心辩白也终究无济于事。是的，时局变了，这位株守道统的老乡绅多年来反新政、反维新、反立宪，为大清帝国守卫着最要紧的精神旗帜，而现在连摄政王载沣都自上而下地搞起立宪筹备了，往日里的忠贞旗手便忽然之间碍眼了起来。

所有的处分与冤屈也只能默默承受了。到了这个时候，王先谦总算在字面意义上做到了《庄子》所称许的“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从此闭门谢客，这多风多浪的一年就咬着牙这么挨过去吧。

明年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开始，甚至还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几个年份之一，如果能够180度地改变心态的话，步入新纪元的王先谦一定会欢呼雀跃的。

因为这一年是辛亥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

这对困局当中的王先谦似乎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打击，顷刻间帝国瓦解，民国成立，王纲解纽，天崩地裂。唯一的好处是，去年被清政府降的那五级头衔如今倒也无所谓了。

“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出来做事；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命全生”，这正是三年之前王先谦为自己《庄子集解》作序时引过的庄子名言，看来如今真是到了该想办法保命全生的时候了。从此，这位烜赫一时的一代儒宗避居长沙郊区，闭门著书，不问世事，以寂寞而高贵的姿态度过自己最后的七个年头。

当王先谦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去年的行刺事件中那位写得一手好诗的刺客却恰恰走出了牢房。世界就是这样吊诡，这位英武的刺客将来也要遭逢一个乱世，并且也会在那个乱世里生出无力抵抗的感觉。那个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起了《庄子》里边那两个放牛娃的故事吧，也许是因为有哪位人生导师用那句“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的经典语录开导了他，总之，他做了汉奸，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