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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庄子关键词之五 不得已（第2页）

这段表述若是放到西方背景里，很容易被理解为宗教性的，譬如二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在《论灵魂的见证》里谈道：“这些心灵的见证愈真实，就愈简单；愈简单，就愈易懂；愈易懂，就愈自然；愈自然，就愈神圣。……因为灵魂先于词句，语言先于书本，感觉先于文体，而人本身先于哲学家和诗人。”人只有在知识上由繁入简，才能在精神上超凡入圣。

中国的老庄后学也确实从这一表述中走入了宗教，其实质却完全不同于西方，譬如道教全真派修炼内丹，基本功就要求做到心如死灰，湛然不动。马丹阳《金玉集》便称：“湛湛成恍惚，澄澄生杳冥。死灰比我心，槁木类我形。”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活人炼成死人，“无知”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婴儿所作所为不存在善恶的动机。婴儿尿湿了你的裤子，并不是有意害你，所以你就不会想到报复他；婴儿没有尿湿你的裤子，也不是有意对你好，所以你也不会感激他。如果以婴儿姿态为人处世，当然就不会引起别人的爱憎之情。没人爱你，你就不会被捧杀；没人恨你，你就不会被棒杀。这样一来，祸亦不至，福亦不来，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当然，对婴儿的比喻我们只能观其大略，不能细想，否则的话，婴儿虽然不会让你感激或者报复，但可以让你喜欢或者讨厌，祸福还是会不期而至的。总而言之，庄子所要强调的是，婴儿模样的成年人，其言谈举止都是无知无识的，不是出于主观意志，而是出于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既没人会爱他，也没人会恨他。

这个道理贯穿《庄子》全书，逍遥、齐物、养生等核心概念都在为它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就是一部写给好人的乱世生存手册。

《庄子·内篇·人间世》通篇都是教人处世之道的，虽然今天的人生导师们的确从中挖掘出了不少正面的东西，但一个缺乏大胆而瑰丽的想象力的人往往并不容易被他们说服。

《人间世》的故事是从颜回开始的。颜回向孔子辞行，说自己准备去卫国：“我听说卫国的国君盛气凌人，专断独行，轻率地处理政务而不知悔改，胡乱用兵而不体恤人民的生命。卫国死人无数，活人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老师您曾说过‘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我们应该离开安定的国家，专去混乱的国家，就像医生不给健康的人看病而专给病人看病一样。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希望我这一去可以改善卫国的面貌。”

孔子叹了口气说：“你这一去，恐怕会被杀害的呀。古代的至人是‘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先保全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如果连自己都保全不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好人，不争名，不夺利，但别人不了解你。所以，当你在暴君面前大谈仁义的时候，他只会以为你在故意揭他的短来显扬你的长处，这你可就危险了。”

孔子这番话可谓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以己度人确实是人类心理极普遍的特点。惠子相梁的故事说的正是这个问题：惠子在魏国为相，庄子要去看他，结果有谣传说庄子此来是要取代惠子的相位，惠子大为惶恐，一连三日三夜在国中大搜庄子。庄子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鶵，从南海飞到北海，这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而一只刚刚捉到腐鼠的猫头鹰却对着飞过头顶的鹓鶵发出恐吓式的叫喊，生怕他来抢自己的腐鼠。（《庄子·外篇·秋水》）李商隐曾用诗歌的语言重述这个故事，说：“不知腐鼠成滋味，猜臆鹓鶵竟未休。”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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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是，这种认知习惯是人类心理上根深蒂固的模式，心理学称之为虚假一致（falsesus），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反应当作典型反应，认为别人在此情此境之下也会做出和我们一样的反应。我们在今天的通俗历史读物里可以读到大量的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不惮以最叵测的小人之心推断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美其名曰“探索人性”，其实暴露的往往只是分析者自己的心理。广大读者之所以喜欢这样的心理分析，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以“虚假一致”的模式来判断问题。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就已经深谙个中三昧，于是借孔子之口预见了颜回此去卫国的悲惨下场。颜回自己也晓得此行凶险万分，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我这一去，外表端谨而内心谦虚，努力行事而谨慎如初，这样可以吗？”

孔子再叹了一口气：“这怎么可以呢？卫君骄横暴躁，喜怒无常，就算每天用小德来一点点地感化他都不行，何况用大德来规劝他呢？”

颜回说：“那我就外圆内方，多引述古人的名言警句，这样总可以了吧？”

孔子叹了第三口气：“这样还是不行。你这样做，只是勉强可以让自己免罪全身罢了，哪里能够感化得了他呢？”

颜回说：“那我可实在没办法了，还是您来教我一个办法吧？”

孔子说：“你已经有成见了，还是先去斋戒一番再找我教你吧。”

颜回说：“我家里很穷，好几个月都没喝过酒，也没吃过荤菜了，这应该算是斋戒过了吧？”

孔子说：“你说的这是祭祀之斋，不是‘心斋’。”

颜回问道：“心斋是什么？”

孔子答道：“让自己的心志专一，不要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体会；不要用心去体会，而要用气去感应。气是本身空虚而与外物发生感应的，只有道才能达到虚的境界。虚，就是心斋。”

颜回问道：“我在得知心斋的道理之前，实在无法忘我；得知心斋的道理之后，顿然进入了忘我之境，这就是虚吧？”

孔子答道：“不错。‘一宅而寓于不得已’，这就差不多了。”（按：何谓“一宅”，很难解释，上下文也完全无法贯通，不过“寓于不得已”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孔子是教颜回以“不得已”的态度为人处世。）

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心斋”的概念，看上去很像打坐的体验，所以宋代的《庄子》注释家林希逸把心斋的唯止则虚、唯虚则明类比为佛家的因戒生定、因定生慧，认为这两者都是同样的修行次第。从这一点上推测，庄子应该确实有过打坐冥想一类的神秘主义体验。这和儒家的陆王心学也是相通的，王阳明那位以狂放闻名的弟子王艮甚至就以“心斋”二字为号，而推至宋代，程颢的名篇《定性书》简直就像特意对“心斋”而作的注释：“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这话说起来虽然掷地有声，浑厚高远，但实践的结果往往不会令人喜欢。《人间世》没有把颜回的故事继续编完，我们便不知道他拿着“心斋”这个法宝在卫国到底有了什么遭遇。[56]可想而知应该比他坚持原来的方案更好。但是，历史上居然存在真实的反例：刘宋年间，张岱侍奉过好几位纨绔子弟型的亲王，有人向他请教：“亲王年幼，政出多门，你却总能使公私和谐，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张岱说自己的指导原则不过是古语所谓“一心可以事百君”，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为政端平，待人以礼。（《南史·张岱传》）

当然，个案不能说明普遍问题，张岱的环境或许也不如颜回的环境恶劣。庄子也不认为真有什么万灵丹，在他看来，虽然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求生的概率，但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所以，就算颜回仍然没逃过被杀的命运，也不能证明“心斋”不对。若是“心斋”没能救下颜回的命，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应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就是《人间世》的下一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

叶公子高接受了楚王的指令，即将出使齐国，他忧心忡忡地去找孔子：“出使齐国，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使命，但齐国对待使者总是表面恭敬而实际怠慢。我很担心呀，想起您曾说过：‘无论事情大小，只要不合乎道，就很少有好结果。如果事情没办成，一定会受到处罚；如果事情办成了，内心一定会因为阴阳失调而患病。无论事情的成与不成而都能免祸的，只有盛德之人呀。’可您看看现在我这个样子，我平时不太讲究饮食，家里也没有贪凉的人，但我早晨接到了命令，傍晚就必须喝冰水，这是心里太焦灼的缘故吧。事情还一点没办呢，我就已经阴阳失调了，如果事情没办成，我又会遭到国君的处分。我实在受不了呀，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世人读《庄子》，很多都是为了解决叶公子高一类的问题，比如操作金融投机，应对微妙的人际关系，所以有必要从《庄子》里边学习一点安心的本领。毕竟不是赫胥氏之民，生活的变局太多，变数太大，利益牵扯太多，怎样才能神完气足以应付裕如当然是一种非常实际而迫切的需要。然而令人略感沮丧的是，庄子的解决方案往往只有被断章取义或严重打折之后才能体现出一点心灵鸡汤式的温馨以及传销讲座式的激扬，叶公子高获得的劝慰或许并不能够令他好过多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庄子·内篇·人间世》）

孔子告诉叶公子高：“天下有两项大戒，一个是命，一个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命，是与生俱来的；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这种君臣上下的关系。子女赡养父母，孝的极致就是不管在哪儿都能泰然处之；臣子侍奉君主，忠的极致就是不管什么事都能安然应之；修养内心的人，不容易受到哀乐情绪的影响，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就安然地把它当作命运的安排，这就是德的极致了。做人家臣子的，当然会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但只要忘记自我，安然而行也就是了，哪有余暇去做贪生怕死的算计呢？你就这么去做也就是了。”

看来庄子还没有超脱到无君无父的地步，所谓“天下有大戒二”完全像是儒家的说辞，譬如我们拿王夫之的两句名言来做比较：“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读通鉴论》卷三），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两项大戒于庄子哲学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庄子顺应天性的无为之道并非建基于不切实际的原子主义图景之上，也就是说，庄子并不把人的原始状态看作是孤立的、彼此隔绝的。所以，并非所有的束缚都应该弃之不顾，诸如家庭、社会与政治上的义务也会是人的处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ichaelJ。Millner，RoamingFreelyIheCage：SoZhuangziandEarlyeseThought，1986，第277页）

可是，这两项大戒当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吗？东汉有孔融的父母于子女无恩论，魏晋之际有鲍敬言提出君臣关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当然，孔融和鲍敬言的论题在历史上常是被作为靶子来打的，但是陶渊明不同，“不为五斗米折腰”，显然没有遵从君臣之大戒，却树立了一个令人仰慕的正面形象。

这个矛盾至少必须在儒家立场上得到合理的解释，于是王夫之以为陶渊明的那句名言只是一个托词，他有如何如何的隐衷不能直说，所以后人不应该简单效仿。就连孔子对著名的坏人阳货都会按礼节亲身拜谒，因为他拜的不是阳货，而是大夫之职，屈于大夫之职其实就是屈于礼。贤人在下位却亢节无礼，这是不对的。（《读通鉴论》卷十五）——庄子有个著名的命题，叫作“法天贵真”（《庄子·杂篇·渔父》），若以这个标准衡量，孔融和鲍敬言或许是比庄子本人更加坚定的庄子主义者，王夫之眼中的陶渊明则恰恰符合庄子的“大戒”之论。

庄子在这里现出了保守的一面，然后，基于“天下有大戒二”，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命，在庄子的概念里是一种天然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比如子女对父母的爱，这就是命，是天然而不可抗拒的。既然是天然而不可抗拒的，那么坦然面对也就是了，担心、焦虑一概没用。至于结果是好是坏，那真就要“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在孔子和叶公子高的对话里，孔子接下来提了一些很切实的建议，告诉叶公子高外交工作要把握什么原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主要是要传达合乎常情的言辞，不要传达过当的言辞，最后做了一个纲领性的总结：“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让内心顺任外物的自然规律，以“不得已”的态度为人处世来护养自己，这就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