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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第2页）

[31]对霍布森和麦卡利的观点很有挑战性的是，哈特曼等人分析了456份关于梦境的书面问卷，其中没有任何一次梦境涉及读写活动，只有一个人报告梦到过运算行为。那么，如果梦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神经冲动，为什么人们最常见的读、写、算这三种活动并不出现在梦里呢？（Hartmann，E。，2000）我个人对这个结论相当困惑，因为我自己就清晰地梦到过读书和写字——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梦里，读的是《旧唐书》，写的是五言和七言的排律，我还因为自己“一反常态”的才思枯竭而感到焦躁和恼火。

[32]庄子对梦的看法也有神秘而流俗的地方，《庄子》佚文有讲尹需（一作儒）学习驾驶技术，三年而无所得，一天梦到老师把“秋驾”（大约是一种高超的驾驶术）传授于己，第二天去见老师，老师对他说：“以前我不是自珍其技而不想教你，而是怕你学不了，今天我就把‘秋驾’教给你。”

[33]英国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300页：公元前156年雅典派至罗马的外交使团有三位哲学家，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愧继任阿塞西劳斯作学院首领的那位卡尔内亚德。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做使臣的尊严就应该妨碍他的这次大好机会，于是他就在罗马讲起学来。那时候的青年人都渴望模仿希腊的风气，学习希腊的文化，于是都蜂拥而来听他讲学。他的第一篇讲演是发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关于正义的观点，并且是彻底建设性的。然而他的第二篇讲演即是反驳他第一次所说过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要建立相反的结论，而仅仅是为了要证明每一种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34]在魏晋的流行观念里，做梦被认为是一种灵魂出游的现象。葛洪《肘后方》解释梦魇的产生，就说这是灵魂在出游之后“为邪所执”。

[35]《庄子·外篇·天运》还讲白鶂靠雌雄对视而生育，虫子是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如此即可生育，还有一种叫“类”的生物，雌雄同体，自身便可生育，这些生育也是一种“化”，叫作“风化”。

[36]安乐哲（RogerT。Ames）以子来的这则故事指出，“（《庄子》）所不断挑战的偏见之一，就是我们这样一种未经反思的假定：在这种无尽的物化过程之中，保留我们的人的存在形态（‘人形’）比变成其他东西要好”。（《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第585页）

[37]晋代张华《博物志》卷九：“水石之怪为龙罔象，木之怪为躨罔两，土之怪为豮羊，火之怪为宋无忌。”

[38]“蛇协辰巳之位”，大约是以蛇对应地支之辰巳，参见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十二相属（属相）起于后汉”条。此事亦载于《搜神记》“管辂筮王基”条。一说辰巳之位指东南方，但这恐怕和蛇协调不到一起，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的考证。

[39]另外，《辂别传》载管辂答诸葛原的话：“酒不可极，才不可尽，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亦颇近庄子“材与不材之间”之旨。

[40]这里所体现的是一种相当原始而普世的目的论思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谈到过，天空是火的自然归宿，大地是石头的自然归宿，所以火苗总是向上而石头总会落地。

[41]比如《淮南子·精神》：“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

[42]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第469页。陈先生训“造”为“至”，恐怕不准确，“造”在这里当是“作”的假借或“建立”的意思，“造乎……止于……”即“始于……止于……”。

[43]这部书或被认为是道教后学的伪托。

[44]专研神学的徐戈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提出过一些意见，我想最好原话照录，供读者参考：有神学家强调神的“他性”，不可知性，但这种神学观并非教会一贯的主流思想，相反，《圣经》强调，神愿意道成肉身，就说明可以被人类认识，被人类的语言表述，这并非说明神的有限，而是说明神在祂乐意限定的范围内可以被人认知。就像你从没见过我，我给一个指定的MSN视频，你就能看到我了。至于认识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说明，限定并不等于有限。

[45]在基督教神学史上，被打为异端的优诺米提出过一种神知论，认为上帝是可以被我们直接认知的，因为人的理性具有上帝的起源，理性经过净化和提升之后就可以直观上帝的本质。

[46]明代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卷四）训“督”为“中”，我以为这是最恰当的解释，既有充分的训诂依据，又能贯通上下文。《字汇·目部》：“督，中也。”只是这个用法并不常见，容易被人忽略。《晋书·刑法志》载：“男听罚金，妇女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故也。”是说对犯法的女子施加笞刑时，出于礼教的考虑，不能使其形体**，所以只许笞打脊背。所谓鞭督，即是鞭笞脊背的意思。

[47]彭祖已是养生的标志性人物，不同的人便会借彭祖之口谈出不同的养生之道，譬如《搜神记》记载彭祖的生活习惯便不是“但莫伤之而已”，而是“常食桂芝”。

[48]《后汉书·儒林传》载，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是时洛阳吏民扰乱，皇室藏书被毁，其中的缣帛图书大的被补了车盖，小的被缝了袋子。

[49]目的论的观点，譬如圣西门和孔德在《实证政治体系》当中所论述的：“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不管它是为少数人建立的，还是为多数人建立的，它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所有人的力量引向一个总的活动目标，因为社会只存在于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地方，其他任何假说都不能构成社会，而只是若干个体在同一个地方群居。人类社会和群居动物的社会的差别就在这里。从这个考察可以得出结论：明确规定活动的目的，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因为它规定着整个体系的预定方向。”

[50]看待这个问题，臧武仲或许比庄子更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庄子——“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句最有名的议论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当中末句却写作“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这显然不具备前者那种深刻性以及触目惊心的力量。

[51]《穀梁传·襄公六年》阐释《春秋》之“莒人灭缯”，谓“家有既亡，国有既灭，灭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田氏代齐的事件正属于这种情形之一，窃国窃得自然而然，确实当得起一个“窃”字。

[52]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374—379页。另外，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也相当牵强地试图弥合过这个问题：“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上帝如何能够创造自由的生命；如果人们未来的一切行为都已经为那第一次的行动事先所决定，于是，未来的行为便都包括在合乎自然规律的必然的链条之中。那么，他们不可能是自由的。可是，作为人，我们事实上是自由的，因为，通过道德和实践关系中的绝对命令，这种自由被证明是理性的一种权威的决定。可是，从理论的角度看来，理性当然不能把这种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变成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两者（自由和绝对命令）都是超感觉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100页）

[53]中国古人也探讨过这类问题，譬如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一）有：“有山者采，有水者渔。山气多男，泽气多女。平衍气仁，高凌气犯，丛林气躄，故择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则产好人。”

[54]蘧伯玉的这段话，原文极难解，故译文仅约略释其大意。原文如下：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庄子·内篇·人间世》）

[55]《庄子》常被视为文学的典范，施蛰存有此一荐是很符合传统的，譬如明代学者王世贞就说过“今天下求工文章者，无不谙习《庄子》”。（《绍弁庄子标解序》）

[56]《庄子·外篇·至乐》有一则颜回去齐国的故事，孔子照样很担忧，认为颜回向齐侯讲尧舜之道就好比用款待贵客的方式饲养海鸟一样。鸟当然被养死了，颜回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57]“命之所无奈何”，今本为“知之所无奈何”，“知”为“命”之讹。王孝鱼校：《弘明集·正诬论》引“知”作“命”。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第466页。

[58]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毁掉淳朴的幸福生活，这并不是庄子的一己之见，而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普世性的思想风潮。1750年，卢梭赢得了第戎学院的征文奖金。征文是要人回答，科学和艺术到底促进了人类的道德没有，卢梭的回答是否定的，甚至提出科学与艺术是道德的最凶险的敌人，只有像野蛮人那般赤身**的人才不会有枷锁上身。

[59]《淮南子·精神》颇得《庄子》之旨：“所谓真人者……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这就是说，只要懂得“一”就无所不懂，如果不懂“一”就什么也不可能懂。

[60]以人事类比自然，这是我在《中国思想地图——老子》里详细讲过的。

[61]《淮南子·原道》把蘧伯玉的故事解释为争先者易败，后来者居上，也是一种有趣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