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那些从来没人见过的风景 乌托邦的旅行线路图（第3页）

现在可以估计一下，在劳动者当中从事必要的手艺的人又是多么少得可怜。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人们势不得不操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徒然为奢侈荒**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现在干活的这一大群人分配到为满足生活的少数自然需要与便利的少数行业中去，商品就必然大为增加，价格就会跌落到使制造工人无法靠做工维持生活。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全部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劳动，做有益的工作，那么，你不难看出，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够有余地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甚至享乐，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乐）所必不可少的一切。（[英]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8—59页）

我觉得这一段内容才是《乌托邦》的精髓所在，在这个神秘的岛国里，必须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人只要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奢望，而且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出来干活儿的话，那么用不着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在乌托邦的人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的人要住好房子，买好车子，穿戴名牌，财力稍有不及的人总会很不痛快，这真是吃饱了撑的。莫尔说得没错，维持生计、便利与“真正自然的享乐”的开销真的没有很大。记得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老前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当时书里的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那句话是，“生物学家告诉他们，每天花费几分钱在一种稀粥上就可以使他们得到充足的营养”。

看来今天报纸杂志上的那些营养学专栏与其说是在帮助人们“得到充足的营养”，不如说是帮助人们避免摄取过度的、不适当的营养。萨缪尔森还为这句话加了一则注释：“研究结果表明，合乎标准的成年人一年的营养在1984年可以用大约300美元买到，或者每天80美分。但是，这意味着那样的伙食：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参见乔治·J。施蒂格勒：《生存的费用》，载《农业经济杂志》，1945年5月，第304—314页。）此文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是对经济学和国防很重要的数学技术‘线性规划’的先驱者。”

这个注释更加令我吃惊，因为从萨缪尔森的语气来看，这个最低限度的菜谱应该人见人厌才对，而它实际上居然是“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有面有菜有肉，我今天的伙食标准也不过如此了。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比莫尔爵士更通人情世故，他紧接着就说：“但是，凡是掌管过家庭预算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必需品——那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和衣食住行等生理上最低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系。大约30年以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曾经雄辩地指出，今天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超过了生理上所需要的水平；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的选择取决于流行风尚和广告宣传。”

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是有中文译本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广告宣传可以大大影响流行风尚，消费的欲望是被商人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必须追赶流行风尚，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会让人乐在其中。铺天盖地的广告编织了又一个弥天大谎，如果这谎言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会生活得简单快乐一些吗？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生活就足够简单快乐，人们竟然连最起码的嫉妒心都没有，这就有点违背天性了。莫尔不曾讲什么“高贵的谎言”，但只要我们合乎逻辑地来寻找乌托邦的立国基石，一定会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块黑色的帷幕，那里边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谎言，欺骗着这个小小岛国上的所有居民。他们必须相信钻石是毫无价值的，谁要是会被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头吸引住目光，人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的智力；他们还得相信黄金和珍珠都是耻辱的标识，除了用来打造奴隶的镣铐，实在派不上什么别的用场。

除了柏拉图的办法，我实在想不出莫尔还能怎样让乌托邦的人们相信这些。那么，瓦解乌托邦的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乌托邦的固若金汤——它有怎样的军事组织，有怎样的战争技术，通常使用怎样的战略、战术。莫尔一定搞错了方向，也许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征服乌托邦，但是，只要有一家外国的广告公司打着和平交流的旗号踏上那个神奇的国度，我敢说，乌托邦离土崩瓦解的那天就已经不远了。

人类最高级别的战争从来不是依恃武力，而是仰赖谎言。谎言与谎言的搏斗看不到**裸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相反，甚至可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人是观念的动物，永远都是，从原始部族直至科幻时代，我们都是被流行时尚塑造成形的，而这些琳琅满目的流行时尚又是如何塑造起来的呢？

我的朋友张章，曾经的诗人张章，现在已经时尚得不成样子。我曾搭过他的车，那一路上我才发现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了怎样的境界。若是有别的车不守规矩，妨碍到他，他的反应是因车子的档次而异的——或者是义愤填膺的：“切，一辆破奥拓也敢跟我抢！”或者是泰然自若的：“算了，人家60万的车，抢就抢了。”

一路上他神采飞扬地说着某路口开过去的一辆法拉利是如何如何的好，说那款车要卖400多万元，这样好那样好。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如果哪天你被那辆法拉利撞了，你会怎么办呢？”我夸张地模仿着张章被撞之后奄奄一息的样子：“撞……撞我的，竟然是400万元的法拉利，好好，我瞑目了！”说完，头一歪，满足地闭上双目。

张章白了我一眼：“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可是，我真的想错了吗？

人类的生活质量永远取决于流行时尚，取决于社会格局背后的那个最深层的谎言，无论是在穴居时代，还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的乌托邦，抑或在封建领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国度。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晓究竟是谁，是哪些人，成功地骗过了我们，我们甚至根本就不可能问起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不是吗？

【附记二则】

《乌托邦》第21页：“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地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班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

附记：这一段就是著名的“羊吃人”一语的出处，莫尔也正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才去幻想一处乌托邦的。如果上帝当真按照莫尔提供的这份社会蓝图创造一个世界，并且在创世之后再也不加干涉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乌托邦会不会按照莫尔的预期发展下去，或者会不会发展到一个比“羊吃人”的世界更坏的地步。

第36—37页：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一国王正倾听一批廷臣大发议论，筹划如何为他聚敛财富。一个廷臣献计，国王支付时可将货币升值，当他收进时，可将其贬值至法定率以下——这就可以双收其利，既用少量的钱还大量的债，又可以从应收进的小笔欠款捞一笔钱……又有廷臣献策，国王要规定许多禁例，侵犯国民生计更是禁例，违者严厉处分。然后，他又从因禁利而利益受损的人那里收取金钱，特许对他们开禁。这样，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欢心，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以致陷于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向另一些人出卖专利——的确，卖价越高，国王越贤明，因为国王极不愿给私人以侵害公益的专利，如要给予，必须私人付出重价。

附记：我读中学的时候，政治学教科书上说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政策”，一种巧妙的剥削手段，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这个问题确实困惑了我很久，后来在经济学里学到，通货膨胀细说起来的确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钱印多了。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叫作“隐性税收”——如果明明白白地向国民加税，难免会加重人们的怨气。从莫尔的反讽来看，这真是一个既古老又经典的统治技术啊。

禁令与特许同样经典，对于统治者来说可谓名利双收。对商人们也不坏，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买到特许权，只要买到特许权就可以公然侵犯公益。受到侵犯的人也许会疑惑那些购买特许权的款项为什么没有被用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而是落入了国王和他的爪牙们的腰包。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烦人的问题，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

3。第三站：德尼·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

稍稍有些阅读趣味的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书店里会整整齐齐地码上一大排书架，简直令人望而生畏。

其实在这套书里，也有几本可读性和趣味性极强的，只是湮没在那一片刻板面目的海洋里，不大为人所知罢了。《塞瓦兰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绿色的书脊，被归在政治类。

其实这是一部小说，而且是幻想小说，有点像《鲁滨孙漂流记》或《格列佛游记》，作者德尼·维拉斯是一位17世纪的法国新教徒，后来人们把他和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人一起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当然，维拉斯自己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维拉斯的故事才一开始就充满悬念：一艘远航的大船遭遇了险恶的天气，乘客和水手们逃到了一座既无人也无名的小岛上，并且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个设定很像是前两年红极一时的美剧《迷失》。然后，几百名幸存者们选举首领，建设官僚体系，安排打猎、采集和探索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组织。

在这段日子里，除了有一个不幸的人在海滩上被鲨鱼吃掉之外，最大的凶险就是他们的人口构成：女人有74名，男人却有300多名。很快地，男人们就因为争风吃醋而动了刀子，于是，幸存者们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

这次事故促使我们制定了新法律。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当中有女人，如果不及早做出安排，使男人们按照某种规定占有她们，她们就会成为纠纷的根源。但糟糕的是：妇女只有七十四个，而男子却有三百多，因而不可能将一个女人分配给一个男人。为了找出恰当的权宜之计，我们商议了很久。最后决定：每一名高级军官可有一个女子，他们每人按自己的等级进行挑选。我们把其他人按照身份分为各种等级，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即：下级军官可以每星期和一个女子睡两个晚上；普通人睡一个晚上，某些按其年龄和身份每十天才能跟一名女子睡一夜。

此外，我们把五十岁以上的男子和四名到巴达维亚找丈夫的妇女分开对待。那四名妇女宣称忠于自己的丈夫。她们总是在一起，不和其他人交往。可是，当她们看到自己避免与之交谈的那些女人都有了朋友，而其朋友的行为反倒受到称赞，再者，等候来自巴达维亚的援助又杳无音讯时，她们发愁了，并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懊悔。她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苦闷，以致我们不得不给她们另配丈夫，就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法]德尼·维拉斯著，黄建华、姜亚洲译：《塞瓦兰人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0页）

这可真是给我们摆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德困局，写《公正》的那位桑德尔教授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的。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过好熊，他犹豫了好一阵才打出一个困惑的笑脸说：“只能讨论，不好评论。”

这时候我们很容易这么想：这是一群道德败坏的欧洲人，作者之所以这么写，一定是为了和即将出现的塞瓦兰人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形成对比。可是，当这些欧洲人的使者们踏上塞瓦兰人的地界时，却遇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款待：15名年轻女奴被带了过来，为客人们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