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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2页）

父亲喜欢唱歌，并且唱得很不错。不过他的鼾声也如响雷。父亲打鼾，姐姐说呓语，整个屋子里彻夜不得安宁。

父母对我的学习成绩很是满意。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拿上一本书就可以逃避干家务活。瞥见我看书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脑袋瓜说：“很好，你在这儿积累知识！”他常对人类大脑所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

在我十一岁时，父亲开始教我下棋。六七个月后，当我第一次赢了他时，他高兴得直拍手，见人就讲，逢人便说。

他热爱这个国家，视美国为一块宝地。父亲过去曾是波兰一家纺织工厂的织袜工。定居美国后，他又织运动衫。二十多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后来才将我和母亲接了过来。在芝加哥，父亲每周要在一台笨重的织机上工作六十多个小时。

他得在黎明前起床，在滴水成冰的季节，要乘一个多小时的车，八点前赶到工厂。下班回家后，他匆匆吃过晚饭，又在家里那台半旧不新的织机上工作，母亲决意开办一个“家庭工厂”，以解脱老板的摆布。

父亲从没什么野心，母亲则永不知足，精力充沛，富于心计。他们俩干起活来如同一个小组：母亲负责设计、剪裁（她小时候在一家纺织厂干过），然后经销帽子、围巾等。父亲除了开编织机外，还搞采购。

后来，他们俩雇了帮工，在离我家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开了个铺子。父亲是店主兼制造商，母亲站柜台。两人都是激进的工会会员，这种由工人一跃成为“老板”的地位变化使他们无所适从。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父亲曾力劝四位雇员组织一个工会的情景——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雇员们死活不干，认为他们的报酬已经可观。他们还说：“既然你觉得我们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你给我们增加一些不就得了？”

“噢，那不行，”他立即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如果只有我给你们增加了工资，那么我就无法和其他制造商竞争了。可是如果芝加哥所有的纺织工人都联合起来，并派一个代表团去要挟所有的制造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增加工资了。”他到底还是说服了他们。

若干年后，当我在大学上经济学课时，这荒谬的一幕总是在我大脑中闪现。

父亲交友甚广，却很少有知己密友。他十分钦佩自己所不具备的别人的优点：所受教育、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他最崇尚直率的性格。他常情不自禁地赞美某某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实在了不起！”

父亲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密歇根，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海滨，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美好时光。他不会游泳，因此从不到淹没膝盖的地方去。看着他坐在海边戴着草帽看报纸，就像一个澡盆里戏水的孩子，实在令人发笑。

丹尼·托马斯曾给我讲述了他的父亲——一个身高体壮，妄自尊大的人——是如何去世的。临终前，老人朝天挥动拳头大喊：“让死亡滚蛋吧！”

我父亲没能像他那样壮烈地死去。经过一年的心脏病、咳嗽、肺气肿的折磨后，他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在氧气帐中悄然离去。每当想起“死亡”二字时，他表现的不是大发雷霆，而是闷闷不乐。

一次，母亲送他到南天门医院，他抱怨说脸上有点发痒。于是我带来了我的电动剃须刀。在我给他剃胡须时，他问：“你为何从纽约一直跑到密歇根来了？”

“没有啊，”我撒谎说，“我碰巧来底特律开会，碰上了。”

“是碰上了！”他叹道，接着又笑着说，“你可是我这一生中请过的最昂贵的理发师啊！”

出院后，他憔悴到难以辨认了。走路得拄拐杖，还须我搀扶。我不禁想起了一句犹太谚语：“父亲帮助儿子时，两人笑了；儿子帮助父亲时，两人都哭了。”

可是我们俩谁都没哭过，因为我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工作、妻子、儿女以及工作计划，他对这些向来都是百听不厌。我攒了一肚子听来的新故事——任何能使他暂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方式都未尝不可。在我讲故事时，他总是面带笑容，装出一副痛苦很快就会消失的样子，装出一副还有大量的时光交谈，还有数以千计的故事要讲的神态。

最后一次是我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见到他的，当时他被放在氧气帐中，处于昏睡。我和妻子向他道别，他都没听见。我送他一个飞吻，以为他也没看见，然而他看见了。他点了点头，用满是皱纹、扭曲的脸做着怪相——以前当他说到“别为我担心”或“别等我”时常做这种鬼脸。接着，他费劲地伸出两根手指举到唇边，回了我一个飞吻。

父亲是个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人，我爱他。

父亲去世后，我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游泳。我可以在水中尽情痛哭，当两眼通红地从水中出来时，别人还以为是水刺痛了眼睛。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如此的思念之情，和我在一起，父亲感到愉快，和父亲在一起，我感到幸福。

父亲活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涌进我的记忆里。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脱口喊道：“哦，爸爸，您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