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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国的立国与迁徙 从郑国东迁看古人的家国观念（第1页）

（一）郑国的立国与迁徙：从郑国东迁看古人的家国观念

郑国的建国及相关史事，向来疑义重重，分歧众多。

一般而言，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少子，这位周厉王就是被“国人暴动”赶下台的那位国君。周厉王下台之后被流放到了彘地，有学者推测说郑桓公就是周厉王在彘地流放期间生下来的。

周厉王下台后，经过了一段“共和行政”，王位又被交到了周厉王的太子手里，是为周宣王。有人说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同母弟弟，也有人说他是周宣王的庶弟，总之，他在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郑，封地大约在现在的陕西华县（一说凤翔），其性质或当属王子之采邑，而非畿内之诸侯（大约在东迁以后郑国才由采邑变为诸侯国）。郑桓公之称“公”，因为他“为王卿士”。颜师古为西汉的蒙学读本《急就章》作注，说郑国后人有以国为氏者，这就是郑姓的起源。现在从甲骨卜辞来看，郑国之得名或是从殷商遗民之郑族而来，《急就章》的说法大概得被修正为“起源之一”了。

桓公之郑地处陕西，毗邻宗周中央政府，郑桓公又是王室至亲，一身二职，既是郑地之主，又是周朝的中央高官，当下故事里的主人公郑庄公便世袭着中央与地方这两种身份。

据《国语·郑语》，在西周的末代国王周幽王执政期间，郑桓公在中央担任司徒。司徒在西周属于“三有司”之一，职责大约是掌管国土资源、徒役征发和农林牧副渔，兼管带兵打仗。郑桓公“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政绩斐然，很得人心。但在大环境上，末世的气息日重，郑桓公是个聪明人，眼看着大厦将倾，知道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总得有个自保之计才好。

周王室的日薄西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王权力量不强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人暴动”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西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方诸侯日渐自重，对王室不再那么热心了，而陕西的王畿本来地方就小，资源又少，越发难以应付不断繁殖中的王室的开销。原有的等级秩序也不那么牢靠了，一些贵族开始变穷，而一些平民却开始变富，这种现象在以等级为本位的社会里是很有危害性的。

于是，所有这一切都悄然地动摇着王室的根基。西部与北部的外族入侵不仅使王朝疲于防备，而且外来人口的增多渐渐使得王畿附近本来就很有限的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了。上天也在给这个没落的王朝雪上加霜，大地震不但摧毁着人口和经济，也撼动着人们日趋薄弱的道德观念。一些青铜器的残片显示，当时有贵族们在大崩溃的前夜弃家而逃。一些大型青铜礼器不便携带，被窖藏起来等待河清海晏之际主人回来挖掘，而主人一直没等到，等到的却是两千多年之后的考古队。大厦将倾，而且不会让人等得太久，郑桓公已经嗅到那山雨欲来的味道了。

总要有个妥善的自保之计才好，郑桓公便去找史伯，请教避难之法。

史伯是王朝史官，宋仁宗至和元年发现过一个“周史伯硕父鼎”，黄伯思《东观余论》推测鼎的主人就是这位史伯，硕父是他的字。史伯见识过人，当即给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说这里为什么去不得，那里为什么去不得，又特别指出将来周王室衰落之后，芈姓（楚国）、姜姓（齐国）和嬴姓（秦国）将与姬姓诸侯（晋国）相消长，招惹不得，而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济水、洛水、黄河和颍水之间。这个地方没有大国，矬子里的将军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东虢国，一个是郐国（都在今天河南境内），两国的国君各自倚仗地势的险要，骄傲怠惰，贪财爱利，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您如果以担忧王室之难为由，向他们那里安置妻子、寄存财货，他们一定不会不答应。等周王室一旦败落，以他们的性格一定会背叛于您，那时候您就可以率领成周的军队，以正义之师讨伐有罪之人，凭您在周朝这么高的威望，断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等灭了虢、郐二国，附近的邬、蔽、补、丹等八邑一并收了，从今往后，您这片地盘颍水在前，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遵先王之旧法，这一新的基业也就基本巩固了。

史伯的这番话现代人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习惯了现代国家寸土必争的观念，家园一定是要誓死保卫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古人往往把生存放在第一位，领土观念不是很重，他们信奉的是树挪死，人挪活，有了麻烦就搬家。这在古代社会属于世界范围里的常态，比如时代相近的古希腊世界就是：“现在所称为希腊的国家，在古时没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当各部落经常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侵略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土地。”

依现代人的观念，不得不背井离乡之后，要么会惦记着落叶归根，要么会矢志于收复故土，但古人的观念并不如此，这似乎是世界许多民族所共同的，他们对“祖国”的观念不是领土，而是祖先神灵之所在——其具体形式一般就是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虽然事实上“都”与“邑”可以通称，但这里所表达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祖先之牌位就是一国之灵魂。

以郑国为例，在陕西是郑国，到了河南也还是郑国，祖宗牌位在哪里，郑国就在哪里（其实郑国开国时的祭祀情况有点儿特殊）。再看古希腊的迈锡尼人，他们曾被逐出境外，散落各地，戴伯人很希望他们能够回归故土与斯巴达人为敌，却很难说服这些迈锡尼人。后来，受了伪造的神喻的蛊惑，迈锡尼人终于决定在戴伯士兵的护送下返回家乡——但他们不肯真正地回归故城，因为他们认为那里受到了侵略的污辱，所以需要找个地方另筑新城。筑城之始是有一套宗教仪式的，他们相信包括祖先神灵在内的诸神在旧城遭受侵略的时候已经离他们而去，所以需要通过仪式请神灵们来住新城。与神同住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也是宗教典礼的目的所在。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世界里，“爱国”明显被表现为一个重要而普遍的观念，对罪行处罚之严厉者即是“放逐出祖国”，而这种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宗教的观念——放逐伴随着对宗教权利的褫夺，因此，被逐出国境只是表象，被逐出宗教才是实质。照罗马人的说法，被放逐即被禁止了火与水——火即祭祀之火，水即洗礼之水。在那个宗教意识浓厚的时代，放逐意味着绝祀，这绝不比死好受。罗素在叙述希腊社会的时候曾经把宗教与爱国热情并置，说：“希腊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而事实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划归到前者的范畴之下的。

我们要时常注意观念上的今古之别。在古人那里，领土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神圣”属性的事物一般只有“神”和“圣”。

郑桓公依计而行，做了放弃原有土地而另觅新居的打算，虢、郐两国也乐于安排地方寄存郑国的人口和财产。据有些人的原心之论，他们这是和二战期间的瑞士银行一样，等天下大乱，存钱的人杳无下落，自己也就大大地发达了。而郑桓公也不地道，惦记着灭国夺地，使的是欲擒故纵之法。

郑桓公当时正是周王室的一位实权人物，虢、郐二君也乐得向他示好，而郑桓公这番作为，“实际上，就是桓公先派遣自己的家室及部族在上述十邑边鄙之地开垦荒地以建立自己的殖民新邑，为东迁其国做准备。这样，就使自己有了立国之基，既为其攻陷虢国都邑积蓄经济与军事实力，又为其攻虢国国都邑创造地域之便”。

尽管后人对郑桓公有一些极高的评价，但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忠臣形象。《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据《毛诗序》说是“大夫刺幽王也”，诗中一名叫作皇父的中央高官，擅权专政，又在向地建城，忙着搬家，顾炎武以极为感慨的语气评论道：“以皇父这样的首席大员都忙着给自己找退路，其他那些中央高官也跟着有样学样，百姓有车马的也往外跑，可见国事已然不可救药，大厦将倾就在目前了。连郑桓公这样的贤人也随了这拨大流，其时之国势可知。这种不顾君臣之义的溜号行为该以皇父为首。想晋代的大名人王衍，见到中原已乱，便想办法安排弟弟王澄和族弟王敦分掌荆州和青州，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两个各据一方，我原地不动，这就是狡兔三窟。’这些鄙夫心里的小算盘时隔千载竟然也如此合拍合节吗？”

顾炎武言辞恳切，似有感时伤事之心，虽然后来阮元很煞风景地考证说皇父是“以正臣蒙权党之名”，被冤枉了。顾炎武的感慨本自《毛诗》郑笺，是千古不易之经典，所以阮元的工作近乎于现代人给秦桧平反。但无论如何，幽王时代国势险恶总是真的，朝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转眼间兵连祸结，周幽王一命呜呼，郑桓公虽然很会为自家打算，但关键时刻还是站出来忠心护主，结果死于国难（他在《东周列国志》里被描写为一个精忠报国的悲剧角色）。

经学家在描述郑桓公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忠臣形象与迁国行为的这一矛盾，道理很简单：既然是忠臣，就不可能迁国；既然迁国，就不可能是忠臣——经学家毕竟避不开以自己时代的正统观念来看待历史人物。在弥合之论当中，明代季本《春秋私考》即谓：“桓公明明是位贤君，哪可能怀有二心自谋私利呢？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桓公本来是以王子的身份在王畿之内接受采邑，虢、郐之迁则是因为他的儿子立了功而接受的徙封。郑国所取的虢、郐之地大约本是当时已被灭掉的国家，被周天子拿来封赏了郑武公。”

季本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事实，却很符合他所在时代的正统观念，也很符合因人论事的一贯传统——后者往往意味着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史料虽然是零星的、片断的，然而其中的某些片段却足以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脉络，或者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人物形象，而后，论者再以这个完整脉络或完整形象来推理其他未被整合进来的史料，并且判断真伪，做出取舍。

而事实上，完整的事件脉络和定性的人物形象往往只属于小说的特色，但是人类的心理特性（比如“认知一致性”就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这样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始终长盛不衰。从中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正确的观念”或者“精彩的故事”，唯一的缺憾是：太不严密了，所以未必真实可信。

话说回来，怀有二心的郑桓公终于忠心耿耿地死于国难，郑国的顶梁柱现在变成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国仇家恨之下，他该怎么办呢？郑武公继续执行史伯当初所定的大计，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一方面为自己拿下了东虢与郐国，吞并八邑，鸠占鹊巢，把原来的寄帑之地变成了自家的地盘，更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另建城邑，仍然以“郑”为号，地点就是原先的郐国都邑，现在的河南新郑。

有人做过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说《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讲的就是桓、武两代寄帑迁国之事，诗中的留子嗟就是郑桓公，字多父，留子国就是郑武公。如清人陆奎勋的《陆堂诗学》、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皆持此论。

留子嗟、留子国，这两个名字看上去不像和桓、武父子能发生什么联系。而据《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郑国当初先是在留地定都（这应该是武公东迁不久的事情），武公手下有人和郐国国君关系很好，而且和郐国国君的妻子关系更好，好到通奸的程度，郑人于是借通奸之便吞并郐国，之后才把国都从留地迁到郐国故都，是为新郑。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推测说：“郑国向郐国寄存人口和财货，这就有了进入郐宫见到夫人的机会，后来大概是埋伏甲士发起袭击吧。”《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想娶狄君的女儿，富辰进谏劝阻，列举了一系列女人生外心而导致亡国的例子，其中就有“郐由叔妘”。如果此事属实，郑国这边好像不大光彩，而更不光彩的是：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和清代公羊大师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都把这件事说成是郑武公自己干的。但古人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一般会先说郐君非礼，因为郐国是妘姓国，叔妘是妘姓女子，而“同姓不婚”是周人礼制之大防，所以郐君无道，十分“非礼”，因此而亡国也大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清人姜炳璋《诗序补义》就论证所谓“郐由叔妘”只是说郐国国君娶了同姓之女为妻，违背礼制而招致灭亡，郑武公如果是因女色而夺郐，还哪能被称为贤君呢？

在经学家眼里，事情至此而至少有了两说。一是桓、武父子于本国为贤君，于天子为良臣，攻灭虢、郐属于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二是桓、武父子得国不正，又是阴谋诡计，又是男女私通，上梁不正下梁歪，《诗经·郑风》多是女人勾引男人的**诗和这两代开国领导人不无干系，而且前两代得国不正还导致了后代子孙有样学样，争夺不休（郑庄公和共叔段就是一例）。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说郑国之灭虢、郐属于政治斗争，因为在周幽王、周平王父子相残的事件里，郑国站在周平王一队，虢国和郐国站在周幽王一队。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先不去管，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人对于“得国”的正义观：评判得国之正义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顺天理、应民心，而不在于侵略还是防御。

无论如何，郑人成了事实上的胜利者，灭郐之后便由留地迁都，以郐都为新郑。正是郑人在留地的这一短暂过渡期里，留下了那首《丘中有麻》，以留称郑，所以留子嗟、留子国就是这样和桓、武父子搭上关系的。留地后来并入陈国，改称陈留。

史事诗证并不止这一首《丘中有麻》。《诗经·王风·黍离》那句深沉的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据清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认为“此何人哉”很可能说的就是郑武公、晋文侯和卫武公三人——这三大诸侯当时既为王室所倚重，更为天下所仰望，如果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一心为国，大局定有可为，周室也不至于东迁洛邑。但是郑武公不敢与犬戎作战，晋文侯、卫武公也是地盘主义，各怀私心，终致周室中衰，这才有了诗人的黍离之悲。

这些议论是否中肯，说不清楚。着眼于现实，郑武公忙着在国难时分为自家灭国略地。在被他灭掉的诸侯当中，郐国是个妘姓诸侯，属于外姓，而且据说郐国国君不务正事而搞得国内人心离散，但是，东虢国却是姬姓诸侯，按说是郑国的同宗，如果这段事情也被《春秋》记载的话，按照春秋大义，灭同姓之国是大罪。郑桓公和郑武公时代都早，因此逃过一劫。而这个东虢国，就是《左传》里姜氏向郑庄公请求封共叔段以制地的那个制地之所在，制地或即东虢之都城。郑庄公推辞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说的也正是当初郑武公灭虢的这段往事。

而史伯所谓“八邑”之中的头一邑“邬”，据《国语集解》徐元诰引《路史·国名纪》，为妘姓之国，在河南偃师，而宋庠本“邬”字作“鄢”。若依后说，则八邑之鄢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之鄢，地点在河南鄢陵。

郑武公迁国，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正是中原腹地，又经过一些发展与扩张，疆域大约是今天的河南省中心地区，或说“春秋郑疆大致与今郑州市的行政所辖相当”。

新郑城垣夹于溱、洧二水之间，确实可以“饮溱水、洧水”了。“饮溱水、洧水”还可见于《诗经·郑风·溱洧》，依《毛诗序》的说法，这是一首讽刺诗，但韩诗之说似乎更加可信：郑国风俗，三月上巳（实当作“上己”）之日在溱水、洧水例行招魂仪式，拂除不祥，而相悦之男女便在水滨相约，互赠芍药。这一快乐而浪漫的民风正要归功于郑国的始祖郑桓公和第二代始祖郑武公。而上巳仪式绵延极远——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到水边洗衣以拂除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相隔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了男男女女约会的机会，甚至这才是活动的核心目的。这就给郑国带来了“其俗**”这个评语，而著名的吴国贤公子季札在听到郑风的靡靡之音之后甚至预言了郑国的国祚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