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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始隐问题（第1页）

（一）始隐问题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儿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被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孔颖达再作阐发，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可“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颖达之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谓的“观念先行”，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的编纂影响极大。当然，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家铉翁的话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这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这种态度，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若论“流长”，“文革”时期连历史照片都会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样一种在现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诞的观念在古代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始隐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史实，但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泯灭了《春秋》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继任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而鲁惠公元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问题由此出现：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那么《春秋》的开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道理。

《春秋》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仅从历史分期上说，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从这层意义来讲，“春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纪年的起讫时间。始年的问题是：一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之争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史记·六国年表》所载以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

这一分期问题就这样被“议定”出来，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但是，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

无论如何，始隐都像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但在历史上的问题是，以《春秋》之地位，这个问题必然要有一个圆满答案才对。杜预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依然难以令人信服。王树民曾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相近，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周公之后，但鲁国所有的国君都是周公之后；如果说鲁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但他只有让国之意却未成让国之事实，最后还遭人篡杀——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

杜预的解释到此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圣人深意究竟何在，历代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公羊传》的朴素解释与《论衡》的简单算术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编年的最后一年里设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回答是：“祖之所逮闻也”，这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清代公羊家孔广森解释道：隐公时事，祖辈虽然不及亲见，但也能得之于传闻，至于隐公之前的历史，孔子认为文献不足，恐怕记载失实，便断自隐公。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又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于是被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隐公时代属于“所传闻”的阶段，史实得之于辗转相传，至于《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时代，则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属于“所见”的阶段。这个解释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始隐不过是孔子追溯传闻的“力所能及”罢了，此中似乎并无深意。

但问题远没有就此了结。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圆其说却难以证伪其他说法，更让人心生恐惧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竟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汉人相信《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制定宪法，对之尤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钩玄索微之风日甚。《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不可小觑。王充在《论衡·正说》里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说这是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王充很较真儿地辩难道：“就算三八二十四，可这和《春秋》全部编年还差两年，如何解释？”的确，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么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这问题在当时也是存在解释的，王充介绍说：“那些经师认为，如果死卡着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才对，但始年总不能不当不正，孔子这才往前挪了两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隐公元年。”王充随后又罗列了几种当时的流行说法，一番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大家都求之过深了。

这种在数字上大动脑筋之处在所多有，毕竟也是一脉学风使然，尤其是天、地、人交相匹配，更如以岁星十二纪为“天道备”来解释殷商之君都是十二岁举行冠礼，又如以天上二十八宿配地上十二州的分野，以北斗、南斗之形规划首都长安的南城、北城，正所谓“东井应天文，西京自炎汉。都城北斗崇，渭水银河贯”，虽然秩序井然，但毕竟以想象的成分居多。

阐释工作仍要继续，及至唐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语重新作解：孔子到底为什么要修《春秋》，“三传”并无详说。讲《左传》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公羊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室，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把周朝“文”的风格变回殷商“质”的风格；穀梁家又说：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落，天下动**，王道弛废，孔子忧心而作《春秋》，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曾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从啖助这番话看来，“三传”经师各执一词，其中一些分歧已经不能说是细节上的龃龉，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了。

3。“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宋学主流

及至宋代，《春秋》在群经之中特受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孙复则是北宋春秋学的一代开山祖师，其《春秋尊王发微》正是诸论中的佼佼者。该书论及始隐问题，上承传统论调而略有发挥：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和鲁隐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春秋》开始于鲁隐公，只是因为鲁隐公当政的时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经算不上一个实至名归的国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尊卑无序，赏罚无凭，有人变乱礼乐，有人弑君弑父，有人窃国僭号。周平王是个昏庸之主，从鲁国视角来看，周平王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成就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辞世，这样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正是因此，《诗经》自《黍离》之后，天下不再有《雅》了（本属二雅的那部分诗歌被降格为国风了）；《尚书》自《文侯之命》而绝，王命不行。《春秋》自鲁隐公开始，说明天下不再有王。孙复认为这才是孔子深意之所在，是谓“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

文中论及周平王“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辞世，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于是始有《春秋》。这一说法被明人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表达得更为清晰：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开始的，周王室的基业原本基于西边的丰镐，而东迁洛邑之后，“宗周之重失矣”。那么，为什么《春秋》不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因为周王室虽然东迁，但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周室能够西归，但一直等到周平王去世，王室眼见得复兴无望，于是才有了《春秋》。

徐这个说法，应当本自苏轼的《周东迁失计》，苏轼长文详论，归结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这就意味着仅东迁一举，便基本注定了周室日后的衰亡。但苏、徐之论是否过苛，却大有商榷的余地，而以实效论，靖康元年金兵南下，危及京师，正是苏轼的这篇文章使宋钦宗以东周为鉴，坚定了誓死守城的决心——尽管城池终于没能守住。

及至清代，郭嵩焘再论始隐，上承孙、徐两说，认为孙复所谓的“《春秋》之作，为天下无王也，非为隐公也”最是得当，但在始隐的问题上，宋儒的“尊王黜霸”之论把圣人之心想得太过狭隘了，而其真义远远不止于此，而在于“明周之无可望也，圣人伤万世之心也”，于是以周朝法度来正天下之诸侯，此即《公羊传》所谓“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一句的深意所在。

论者越来越多，道理也越讲越深，但是，无论孙说、徐说还是郭说，和上述诸说一样的问题是：禁不起较真儿——难道周平王一死，以后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联系在一起的话，显然最恰当的情形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在同一年里。但这种巧合实在难求，那么，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鲁国第一任新君就是鲁隐公。但是很遗憾，符合这个条件的却是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

4。“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弥合经义的新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