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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年 字浅义深（第2页）

2。元年大义

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元年意为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含义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第一年叫作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又赋予了“元”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自然空无一物，而“春”字系于“元”字之下便很是合情合理了。至此可见，“元”与“气”这两个在先秦时代分属不同范畴的概念，在汉代已经合而为一了。一种新的宇宙本体论借此而成形，医学上也开始使用“元气”概念，这虽然是另一领域里的思想发展，但流风及于经学自是难免，日后元气理论还有很多发展，晚近者如被康有为发挥为人本主义，以反对程朱的天理至上论，可见其含义何其丰富。

从“元年”概念上，何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这个“君”字是大有含义的。对于鲁隐公，可称侯，可称公，也可称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无论是天子和诸侯都可通用——“君”之子就是“君子”，此即“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公羊传》用“君”这个有着宽泛含义的称谓赋予鲁隐公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于是“《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出于孔子假托，即“托王于鲁”。而《春秋》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便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他的这部《春秋》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非为鲁，更非为周，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此中深意，“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落在政权、政体、政制上说的虚权，其所虚之权，乃是指立道、立法、制度权。而所谓‘立道’之‘道’，则就是国家根本的大经大法，是政权的轨道。按秦制，这些属于国家最高权力，归皇帝一人掌握。董仲舒鉴于暴秦专权之弊，通过他的素王理论明白确定地表达出，这些立道、立法、制度权，在孔子这位居于圣格的素王，也就是说，董仲舒提出素王观念作为安排政权轨道的原理，是想把这些最高权力从有冕之王处分割出来，划归于素王。素王所立的大经大法即见于‘先正王而系万事’的‘素王之文’——《春秋经》。”

“先正王而系万事”，标元年意在正始，这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背后却有深刻的含义，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说得很是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公车上书”，其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开始“正”起，然后影响到朝中大员、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草民百姓。

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具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不但把“元”和“气”捏在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解释道：“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即三才，“一”即乾元，三才之道都被天统摄，这就是“元”。

三才已经很玄妙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被称之为“元”，但随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如此一个奥义无穷的字眼，后来还被蒙元定为国号，其出处就是“大哉乾元”。

典籍之中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终极概念，比如《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无不高深莫测。那么，既然都是高深莫测、解释不清的，把它们捏在一起也就不会遭遇太有力的反对。如阮籍的《通老子论》就把《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和《春秋》之“元”说成是一回事。《大戴礼记》则以典型的儒家观念指出六经的编排都存在着“慎始敬终”的统一含义：《春秋》之“元”，《易经》之乾、坤，《礼记》之《冠礼》《婚礼》，《诗经》之《关雎》，都是这个意思，君子只有慎其始、正其本，才不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宋人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于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于一方称尊，《春秋》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

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胡氏之说于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之间的关联怎么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

《春秋》刚一开篇，先是始隐问题，又是纪年问题，经师们各讲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歧路无穷。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的《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做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二是“明僭说”。

所谓“体元说”，主张《春秋》特意把“第一年”叫作“元年”，意在正本；所谓“明僭说”，认为古时候列国无权修史，也不该在封国之内自称元年，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僭越。这就是元年问题的两派主要意见。

那么，黄仲炎自己算哪一派？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的说法都有问题：“体元说”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的“错误结论”；“明僭说”违反史实，因为《尚书》里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字，可见这并非《春秋》原创，而周代诸侯自有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推翻两说，其自家意见是：“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文照录，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的这番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较为朴实的一派。就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被金人占领的北方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及至清朝，乾隆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很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攘夷”大犯清廷忌讳，但胡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甚至可以说，胡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砥砺着忠君报国、抵御外侮的节操。所以，对胡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这话绝无讽刺之意，颜元叹服胡安国论《春秋》的两句话“真得《春秋》之旨也夫”，这两句话便是“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这是宋学风气，时人甚至认为整部《春秋》都是“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清代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迎合圣意，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在元兵打来、别人纷纷投降的时候，他却可以毅然死节，真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算扎实，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有卫道之功，所以，还是不该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

3。三种正确：事实、义理与政治

四库馆臣那么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刻薄了些，道理却也一点儿不错。现在看来，作为“误读”对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不同证词的时候，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那么，就“事实正确”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唯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么变，不管政治形势怎么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史学范畴，信者传信，疑者传疑。

“义理正确”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过的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就“义理正确”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义理正确”并不是唯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而变，会随学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修养而变。两种相互对立的“义理正确”并不一定可以证伪对方，它们既可以同时正确，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各自正确。它们也可能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即便在同一个时间里。当然，一般只有旁观者才会这么看，当事人往往坚信自己手中握到的就是那唯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确”来说，上述乾隆帝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汉代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例。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政治正确”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对其衡量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了。

“正确”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

再者，“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在多元化观念兴起之前，对异端当然不会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符合“义理正确”，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黄、胡二人成为一对相反的榜样。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成立，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学者刘炫就曾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道：“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长”的意思，和“体元居正”之类没有关系。“元年”仅仅指的是“第一年”。

如果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合起来看：“元年”仅仅指的是“第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便已如此，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正确吗？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但问题是，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李四质问道：“难道《圣经》和《荷马史诗》就禁得起史实考据吗？”张三也许认为《圣经》和《荷马史诗》更禁不起史实考据，也许对《圣经》和《荷马史诗》毫无了解，他在表达对《春秋》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表达出对《圣经》和《荷马史诗》的任何意见。而且，他只是做了一个事实陈述（尽管这个陈述有可能是违反事实的），而不是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张三的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实证表述，而不是规范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