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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即位的缺书（第3页）

但是，抛开社会惯性来看，这一堂而皇之的继承法则，后来究竟对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多大的助益，恐怕也只能从道理上作出推衍而很难从实例中寻求验证。比如终有宋一朝，帝位的继承情况便很有几分反讽意味：赵翼有过统计，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有靖康（钦宗）、德祐（恭帝）二帝，而这两位皇帝居然全是失国之君。再从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看，宋太祖死后不传子而传弟，传闻这是宋太宗赵光义“烛影斧声”的篡弑阴谋；宋钦宗被金兵虏走之后，其弟康王赵构趁乱登极，是为宋高宗。这两位得国不正的皇帝却都能享国长久，而最合法的那两位皇帝，却分别是北宋和南宋的末代帝王，如果汉儒能看到这些历史，大概只能去怪天理不彰了。

事情更有后话：待公羊学式微，这一则春秋大义便渐渐不为人知了。明代万历年间轰动一时的“争国本”事件里，神宗皇后无子，神宗皇帝不喜欢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的王恭妃（原为慈宁宫宫女），偏爱为他生下第三个儿子（皇二子夭折）的郑贵妃，欲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本着不可废长立幼的原则力争不已。皇太子选立问题，关乎纲纪伦常，是国之大本，这一争就是十几年之久。直到时过境迁，清人俞樾批评明代争国本的那些骨鲠忠臣不通公羊学，不明春秋大义，明神宗的情况明明适合庶子继承法里的“立子以贵不以长”，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当之无愧地该被立为太子。

这事情如果发生在汉代就会简单得多。明代经学不昌，继承的又是宋代理学传统而非汉代公羊传统，重哲学而轻政术，重内圣而轻外王，经学在实政技术层面越来越不受重视了。

2。穀梁经解

（1）《穀梁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

立嫡与立长的问题和媵妾问题都还没有结束，再看《穀梁传》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

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

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译文】

“元年春王正月。”本月虽然无事可记，但《春秋》也要表明“正月”，这是为了慎重地对待开始（“谨始也”，按：这是和《公羊传》的“大一统”如出一辙的）。

问：为什么不记载鲁隐公即位的事？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愿。

问：那《春秋》是怎样成全隐公心愿的？

答：《春秋》这是表明了隐公并没有要做国君的打算。

问：那隐公为什么不打算做国君？

答：因为他想让桓公来做国君。

问：让桓公来做国君，这样做对吗？

答：隐公这样是不对的。（“不正”）

问：《春秋》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既然这样，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春秋》又为什么要成全他？

答：成全隐公，是为了贬斥桓公。

问：为什么要贬斥桓公？

答：因为隐公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正要让位给桓公，桓公却把隐公谋杀了，这件事显示了桓公之恶。而隐公有让出君位之心，可见隐公之善。

问：既然隐公让位是善的，为什么又说他的做法不对？

答：因为《春秋》推崇的是大义而非小恩小惠，伸张的是道义而非邪门歪道。（“《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作为孝子，应该彰显父亲的美德，而非宣扬父亲的恶行。想当初，前任国君（鲁惠公）在世的时候，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是不合正道的，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不正当的想法而传国于隐公。隐公早就知道父亲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他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亲的恶行。按照君位的继承制度，哥哥优先，弟弟靠后，这是天然的伦常秩序。隐公作为人子，已经受命于父亲，作为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现在的做法，不但背弃了兄弟伦常，更是背弃了君王和父亲的委任，让位给弟弟来行小惠，这是小道啊。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有着不把千乘之国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怀气度，但要说到行为合乎大道，他还没到这个份上。

《穀梁传》讲述了事情原委，又加以道德评价，从“大义”的角度评隐公让国之心为“不正”。清人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在此提出了《穀梁传》的一个惯例，说《穀梁传》常以“正”和“不正”来做评语，来阐明“大义之所在”。

这一“大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所谓孔子在《春秋》中蕴含的“微言大义”，那么，从立场来说，无论是《公羊传》还是《穀梁传》，其意义本非要阐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要发掘孔子的微言大义。现在，“元年春王正月”之后没有接着写下“公即位”，这事想来是孔子有意为之的，其中必有深意，但是，《公》《穀》所发掘的这两种不同的“深意”到底哪个才是孔子的本意？

这还真不好回答。确实，在一些经学家的眼里，孔子对《春秋》的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意味着他对原有的一部鲁国国史做了加工修改，而这里的“公即位”推想是鲁史旧文原本就有的，孔子却特意把这三个字“削”了去，其中深意要靠后人细心体味。

至于“公”“穀”两家的学风差异在这里便已经有了一些体现：“《春秋》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的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提倡正名分、大一统，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的权威，这种具有法治精神的学说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但同时也使宗法伦常温情脉脉的一面大为削弱。与公羊学不同，穀梁学十分重视礼义教化，重视宗法情感，把礼的观念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而这具有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稳定政治统治，保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作用。比如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说‘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强调等级制度的秩序；而《穀梁传》则宣扬‘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侧重人伦情绪”。

（2）对《春秋·隐公元年》不书“公即位”的义理之争与考据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