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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学管窥2（第2页）

这一项原则，就是《春秋》的核心重点，即所谓名教，对郑伯克段的索隐不能违背名教的宗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以《诗经》之旨与《春秋》之意互相参照，既然《诗经》是孔子亲手删订的，《春秋》是孔子亲手所作的，两者的宗旨必然相合。

于是，赵鹏飞《春秋经筌》论道：圣人治理天下，始于修身、齐家。看看古时候的几位大圣人：尧的治道始于亲九族；舜的治道始于逊五品；周文王的治道始于以身作则，把自身道德逐渐影响到妻子和兄弟身上；周武王的治道始于对民众的教化。孔子说：“大学之道，始于齐家。”所以说孔子作《春秋》，尤其以名教为重。

《春秋》的一开篇，就记载了克段之事。名教讲齐家之道，兄友弟恭，而郑庄公既不友，叔段也不恭，这两位全都是名教罪人，而叔段的罪过更大。世人论说《春秋》，只一味地责备郑庄公，却对叔段很宽容，真不知道叔段有哪点是值得宽容的。

按照名教伦理，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那么，兄虽不兄，弟就可以不弟，就可以犯上作乱吗？追究一下这些谬论的源头，应该就是《毛诗序》了。《毛诗序》只不过是汉人的附会，并非圣人之言，可信度不高。《叔于田》《太叔于田》这两首诗，从文辞来看分明都是讥刺叔段的，而《毛诗序》却说是讥刺郑庄公的。

看看诗中的描写，“巷无居人，不如叔也”，这是写叔段之横；“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这是写叔段之暴。两首诗没有一个字提到郑庄公，《毛诗序》所谓讥刺庄公之说又从何而来？

这个说法应该来自于《左传》。《左传》说“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是特别指出庄公失教才导致了叔段的愚顽，并不是论定庄公的罪过大于叔段，而《毛诗序》的作者却误以为是讥刺庄公的，照这么说，岂不是兄不可以不兄而弟可以不弟了吗？

我认为，圣人的批评一贯对臣子之过重，对君主之过轻。这种轻重之别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长幼之分使然，是尊卑之义使然。

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名分定了，天下也就安定了。这才是圣人的宗旨，所以我是不相信郑庄公的罪过要大过叔段的。

《春秋》一书中，诸侯之弟，凡是称弟的，是为了表示血缘之亲；凡是称公子的，是为了表示宗法之情。叔段既不称弟，也不称公子，分明是被当作路人了。《春秋》把叔段比作路人，又怎能说是宽恕了他？

郑庄公不幸有了叔段这样悖逆的弟弟，应该怎么做才对？大约效法一下舜对待象的方式也就对了：用礼法约束他，用仁德感化他，给他俸禄却不使他参政，给他财富却不给他兵权。而郑庄公的错误，始于姜氏请邑而没能拒绝，后来叔段扩充武装而没能禁止，放纵叔段的愚顽，纵容叔段的暴虐，终于使叔段越过底线，起兵造反，而庄公以兵克之。《左传》所谓“讥失教”，说的只是这个意思而已。

所谓“克”，是胜之之辞。如果郑庄公没能克了叔段，叔段就会克了郑庄公。《春秋》记作“克段”，是表现叔段的强暴，并为郑庄公的胜利而称幸。假使结局相反，叔段克了郑庄公，大家对经文又该如何作解？

照我看来，体会到《诗经》的宗旨便可以明了《春秋》的大义，可以看明白《春秋》是如何谴责叔段之罪的。毕竟根据名教的原则，是不可以重责兄而轻责弟的。

以上，赵鹏飞为郑庄公提出的“正确的办法”是效法大舜，对叔段“用礼法约束他，用仁德感化他，给他俸禄却不使他参政，给他财富却不给他兵权”，这其实正是赵自己时代的政治取向，他这是以后世之经验给古人开药方。当初宋太祖分封宗室，便是只给名分和俸禄而不给封国，“赋以重禄，别无职业”，亲王们都住在开封城里，可以尽享荣华富贵，却没有多大的实际权柄，甚至为了弱化小宗，还剥夺了小宗子女读书的权利。明代的情况也很类似，自靖难之变以后，朱棣以藩王夺帝位，转而实行削藩政策，于是“有明诸藩，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正与赵鹏飞提出的方案相同，从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在祖先祭祀和宫廷典礼中的礼仪功能以外，宗室其实是百无一用的皇家造物”。

就学风而言，赵鹏飞的议论大体而言仍没脱出宋学的主流风气。他也一样认为历来的经学家拘泥于“三传”，各自护卫自家师说，反倒离圣人的主旨越来越远了。所以作《春秋经筌》，立意要离开“三传”而以经解经。赵鹏飞在自序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三传”未曾出现之前，《春秋》的意旨究竟何在？

这就是说，《春秋》原本其意自足，意旨并不是只依赖于“三传”而存在的，如果抛开“三传”，悉心体会《春秋》的文辞，默会圣人的深意，与孔子做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这才更可以窥得圣人的真意。

赵鹏飞的这个思路在操作上是不太可能的，但他显然比前述诸君应用到了自成一格的方法。赵的上述推论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春秋》是孔子所作；二、《诗经》是孔子所删订；三、《春秋》之旨就是名教之旨。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三个前提未必都是足够牢靠的，所以要么作为假设，要么作为公理。而应用《诗经》来阐释《春秋》，赵对《毛诗序》的质疑是很有几分道理的，但他自己对两首《叔于田》的理解未必比《毛诗序》更合情理——纯粹从字面上看，似乎只能读出诗歌作者对叔的赞美，既无法判定诗中之叔就是叔段，更无法读出赵鹏飞读出来的“横”和“暴”的意思，所以，“横”“暴”两字依然是得自于《左传》的影响。这样看来，赵的论述虽然条分缕析、步步为营，但就算不问三大假设的可靠性（这就有些苛责古人了），至少整个论证过程没能做到自洽。

但是，究竟又有几个人达到自洽这个基本标准了？我们只看到歧义纷呈，都能言之成理，但《春秋》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如果真有这个真谛的话），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清了。

9。经学理学化，孔子朱子化

自宋代以后，整体的学术风气大约可以这么来说：经学理学化，孔子朱子化。

现在常说“四书五经”，仿佛“四书”是很要紧的东西。所谓“四书”，《大学》和《中庸》本来都是《礼记》里的单篇，而《论语》和《孟子》原本也都属于诸子书。《礼记》《论语》《孟子》在汉代都曾立过博士，列为经学，但在群经之中地位并不太高。到了唐代，官学“九经”当中便只有《礼记》了，而《论语》和《孟子》到了宋代才又被列入“十三经”之内。

宋代，这四部书先是受到了“二程”的大力提倡，认为是儒学入门的东西，直到朱熹才把它们汇编在了一起，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次序，并为之作注，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教材。

朱注“四书”到了元代才被定为科举教科书，学生们不但要背“四书”本身，还要背朱熹的小注，经学格局至此又为之一变。

从前文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所谓经学，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牌匾上永远号称孔子圣学，事实上孔子的真意永远是含混不清、一时一变的。周予同曾有一段文字，立意是要说明治经学史的重要性，但也很适合拿来说明一下“羊头”的可靠性：

我们研究古史学，我们能不取材于《尚书》《左传》《周礼》等书吗？但一谈到这三部书，《尚书》的今古文成问题，《左传》的真伪成问题，《周礼》是否实际的政绩的记载成问题。我们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我们不能不论到《易》和《春秋》，但《易》的产生时期和思想来源成问题，《春秋》的笔削命意和《公》《穀》《左氏》的异同成问题。我们研究古代民间文学，当然首及《诗经》，但《关雎》等篇的美刺成问题，《静女》等篇是否恋歌成问题。最后我们说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则六书的起源，壁中古文的真伪，籀、篆、隶的变迁，无一不成问题，也无一不同经学发生密切的关系。

另如胡适，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文章起于傅孟真在《大公报》撰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其中提到六经之难读，说“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胡适对傅孟真这话大以为然，继而分析道：

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王国维先生忽然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地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

周予同和胡适都是站在近代说话，经学的正统性在这时候已经渐渐消亡了，而在古人那里，圣人真义却“必然”是明白无误的，是读得懂的——尽管读起来实在很难，就连王安石、朱熹这样的古代大儒都知难而退了，遍注群经而特意空过《春秋》。再者，能读懂是一回事，至于谁才是“真正”读懂了的，这就不好说了，主要就得看时代风潮和官方权威来做选择了。

时至元代，经学理学化，孔子朱子化，影响降及明、清。而元代春秋学虽然独尊胡安国，朱子理学却在整个的经学背景下润物无声，直到颜元南游，感叹学儒之人“直与孔门敌对”，提出那句著名口号：“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孔门信徒直与孔门敌对，既很反讽，也属必然。远自汉代以来，无数智者致力于索解圣人深意，歧说越来越多，流派越来越杂，到了这时候也依然没有定案，不过，倒是有了最新的评判标准，可以重新折中取舍一番了。张天祐为程端学《春秋本义》作序，说程先生见诸儒对《春秋》各执一词，没人能把握住圣人作《春秋》的本意，于是便以程朱之学为纲领，取诸家经说中合于圣人本意的内容辑录起来并且加以阐发。

歧说越来越多，溯本求源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程端学倾尽毕生之力，做的就是这件工作。这个意图从书名就看得出来——《春秋本义》，要把被历代诸儒淹没掉的孔子重新发掘出来，而衡量本义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程朱理学。

探究《春秋》本义，这个意思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即孔子为什么要修《春秋》？程端学在《春秋本义》的自序里劈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自己的回答是：“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中外、防微慎始、断疑诛意。”《春秋》全书所讲的都是“天下国家之事”，而核心意图却很简单：“使人克己复礼而已”。

在程看来，在三代的黄金时代里，礼义明、名分正、尊卑有序，国政民生井井有条，孔子如果生活在这个时期，定然不会去作《春秋》的；只是在王纲解纽之后，孔子很想把社会恢复到以往的秩序，但自己无权无位，做不成实干家，便只好退而修书。在《诗》《书》《礼》《乐》《易》都整理完成之后，天下常道便得以阐明，最后孔子才修《春秋》，由史事而立教化，所书皆非常之事。前五经都是“常道”，《春秋》则属“非常”。这里所谓的“非常”，是“背离常道”的意思。“常道”与“背离常道”分别从一正一反给人以教诲，人们在知道了哪些事是背离常道的之后，就会知道在哪些地方应当“克己”，也会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常道在。知道有常道在，那么三代之礼便可以恢复，是谓“复礼”。

“常道”与“非常”的分别，源头在《公羊传·桓公四年》的“常事不书”，后人多有发挥。无论这个观念是否正确，但它确实被当作正确的观念被传承乃至应用起来了，比如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的时候就本着这个原则而做了一些发挥，而在研究《春秋》的学者当中，刘敞就对这个观点早有阐释。“常道”与“非常”之别，其间含义是：春秋大义并不存在于所谓微言或义例当中，而是见于孔子对鲁史原材料的不同取舍。至于克己复礼，则是从《论语》当中找到的《春秋》主旨。《论语·颜渊》有一段名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仁”，孔子这里又亲口把“仁”定义为“克己复礼”，程端学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常道”与“非常”的提出便对之前的历代解经诸说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一出，前贤的许多重要理论便都站不住脚了。

程端学说：《春秋》不书常事，只是凭着属辞比事使含义自己表达出来而已。证据是，孟子说过“其文则史”，孔子说过“其义则丘窃取之”，这就像朱熹说的“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所以，“三传”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无补于经，但它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拘泥于一词一字而疏忽了事件本身，对所谓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锱铢必较，凭空生发出不少义例，遇到实在讲不通的地方就穿凿附会。单是“三传”这么搞就已经把路走歪了，而后来何休、范宁、杜预他们又错上加错。解经越深，圣人的经世之志就越是淹没不闻。再后来的那些儒者虽然用力甚勤，但大体上还都没脱出这三家的圈子，使圣人明白正大的经义反而变成了隐晦诡谲的说辞，实在可叹。幸而啖助、赵匡等人出现，辨三传之非，但这些人各自的经说仍然在褒贬凡例里打转。

程端学简述春秋学的历史，感慨良多，尤其是一句“盖以此经之大，积敝之久，非浅见末学所能究也”，看来前贤的种种努力大多只是在“积弊”上做着贡献。那么《春秋》到底该怎么去读、怎么去理解？程端学的答案是：只看经文本身，把心放平，不要求深求险，悉心体会经文宗旨，这样的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便会首尾贯通、井然有序，自然也就不会受到那些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解说的蛊惑。圣人的拳拳之心与克己复礼之旨也就昭然若揭了。

看程端学对前贤的评述，我们似乎可以不大恭敬地这样理解：从汉代到元初，大家基本上都是瞎说。但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难道程端学真就到达了“春秋本义”吗？至于再度被提出的舍传求经的方法，看上去越来越像因噎废食了。我们可以比照《宋史·王安石传》里的一条记载：“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斮之，伤而不死”——这条记载很像《春秋》文风，事情很简单：登州有个女人嫌弃丈夫长得丑，夜里拿刀砍他，但没能砍死，只是砍伤了。史官接着就讲朝臣对这案子的意见，有说该这么判的，有说该那么判的，最后皇帝认可了王安石的判决意见。

谁判得对？这问题就类似于解经谁解得对。到底为什么对，读者可以从史官对案件的描述中细心体会。但我们从常理来看，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仅仅因为丈夫长得丑就对他动刀子，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但问题是，如果关于此事的记载仅有《宋史·王安石传》这一处，我们得不到更详细的卷宗，那么，仅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真能得到合乎理性的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