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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稷下之学（第1页）

第六章稷下之学

第一节齐的稷下

上面，叙述公元前500年左右到前350年左右的约一百五十年间的思想界的大势。在这个期间，墨家比较传布得广，儒家以鲁、卫为中心，在黄河以北的地方传布，道家以宋、楚为主，在黄河以南的地方有势力。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在位三十八年，宣王代之，宣王在位十九年，死于公元前301年，这五十七年间，是齐国最繁荣的时代（30），当时齐国的都城是文化的中心，学者的渊薮。齐国据有北方山东的地方，所以有如此的繁荣，是因为威王、宣王这两王，招聘天下的学士，这个时候，集于齐国的学士，据说有七十余人之多（31）。当时齐国的都城，便是现在的山东临淄，都城周围五十里，开十三门，其南门叫稷门（所以把南门叫作稷门，是因为都城的南门临淄水，对着稷山的缘故），当时集在都城中的学士，在这稷门之下，赐以很好的邸宅，他们虽则并不参与实际的政治，却受列大夫的优遇（32），所以史家把他们叫作稷下之士，又综括他们的学说叫作稷下之学。

这个时候，游于稷下的学者中，著名的，在儒家，有孟子自邹赴齐，见宣王；在墨家，有宋钘、尹文；在道家，有环渊。孟子的学说，一转而为《公羊春秋》之学；环渊的学说，唤起了田骈、慎到；墨家的影响，在《吕氏春秋》中，留着他的影子。总之，稷下之学的特征，是历来由于地域分化的思想，在这个时代，因为集在一个地方，互相影响，显现了折中的倾向，又因为不同的思潮的合流，议论很纷杂。

第二节孟子

为概要地观察稷下学士，先一观察孟子。

孟子，名轲，邹人，初学于子思的门人，学成后，游说梁惠王，不久，惠王死，襄王代之，便成了襄王的人；后游于齐。当时，齐国是威王死，宣王才即位的时候，正是宣王想把天下的名士集于自己之下的时候，所以由衷地欢迎他；到宣王伐燕，其志不遂，便辞齐赴宋，游于滕，又想仕于鲁，不得志，晚年归故乡，似专从事于门人的教育。集录他的言论的，有《孟子》七篇（33）；由于这本书，可以仿佛知其思想的大概。

孟子生于墨子之学与道家的一派杨朱之说流行的时代，继孔子之学，排斥杨墨，以宣扬孔子为己任。“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辞，邪说者不得作。”（《滕文公下》）看了他的这一段话，便可知道其志何在了。

他学于子思的门人，私淑孔子，愿学孔子。因此，他所说的，只是祖述孔子的学说，使发展罢了。孔子的道是仁，为完成仁，教以忠恕之法；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也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孟子更进一步，为对忠恕之法建立基础，倡导性善说。

据《论语》，孔子不曾论过性。因此，性善说似全然是孟子的创说，实际上，孟子只是改造孔子的天命的说头为性善说而已。孔子的天命，是由天赋命的意思，从主观上来看，是我们人类心中先天地种植了的道德心的意思，从客观上来看，是我们所遭遇的运命的意思。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的命，属于前者，当不协其意的时候，叹息说“命矣夫！”的命，属于后者。孟子把孔子的所谓命，区别为两个概念，就是：其主观的方面，显现人类的道德心，用“性”字，其客观的方面，显示运命的意思，用“命”字。因此，孟子的性，是稍稍把孔子的命局限了的。

孟子如此地区别性与命，主张人性是善的。但是，“性”，从这个字的构造上来看，是表示与人的生同时赋予的心性的字，当然有道德的欲望，也不能限定不含有反道德的分子；孟子本于什么，能断定人性是善的呢？要了解这一点，有理解孟子如何地解释人的精神作用的必要。

孟子以为人的精神作用，是由心与耳目经营的。就是，据孟子说，心是营在内思维的作用的，耳目是受了外物的刺激，营感觉它的作用的，当人受了外物的刺激而感受它的时候，一定伴随着“欲”，如其随顺着这欲而行动，不顾心的判断，那么，种种的罪恶便发生了，反之，有心在内思维，人如其在内思维而不欺瞒，那么，罪恶便不会发生了。因此，人类的心本身，是善的，当他为外物的欲所牵累的时候，才会发生恶。恶是由于为外物的欲所牵累而发生的，所以不是心的本性；在心底本性中，具备着判断善恶的良知与弃恶趋善的良能。因为人的心中，先天地有着这良知良能，所以，人能够由于自己的内省，直觉到善恶，又把这直觉了的推广开来，能够完成仁道，所以这便是忠恕之道。因此，孟子的性善说，是为把孔子所说的忠恕之法建立基础的说明。

那么，孟子的所谓性善，是怎样的？孟子说：人是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与是非之心的。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恭敬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如人的形体有四肢附属着，心内具备着这四端，所以，人如其把这四端扩充开来，那么，自然会成为很好的仁、义、礼、智的四德。因此，仁、义、礼、智这四德，不是从外部借来以修饰“我”的，是在“我”的心中，先天地具备着的德性。我们希望长寿与富贵，但是，我们有不论怎样努力也不能积蓄财产及保持长命的场合，这是因为生命与财产，是存在于“我”之外的，能不能得到，是由运命决定的。反之，仁、义、礼、智这四德不是存在于外部的，是我们的心中具备着的德，所以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直觉到及实行它的。

依着这一段话来看，孟子的所谓善，是仁、义、礼、智的四者，把能够直觉到它及实行它的能力，叫作良知、良能。因为在人的心中，先天地具备着能够直觉到它及实行它的能力，所以主张人性是善的。

据孟子，以为人性是善的，恶是耳目受了外物的刺激，引诱了心，使发生了欲望而起的。就是，当心内省的时候，不发生任何的罪恶，到一为物所诱，便发生了恶，因此，心是善的，恶是由于外物而起的。所以，人类的修养，这两个方面都是必要的：一、积极方面，努力发挥良知良能的力；二、消极方面，努力使耳目顺从心的命令。为达到第一个目的，倡“存心”；为达到第二个目的，倡“求放心”。所谓“求放心”是：

依据这一段话，便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因为所谓放心，是指心为外物所牵累，便不能作正当的判断；所谓“求放心”，是使心不为外物的欲望所遮蔽，换句话讲，便是寡欲。所以，孟子说：

寡欲，是为求放心的努力；求放心，是使不失人类的本性。其次，关于“存心”：

细味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存心便是自反。自反，换句话讲，是反身而使诚。所以，又说：

这里，“诚”与“恕”是对用的，这与《论语》中所谓思想是同一的意思，“诚”便是“忠”的意思。因此，所谓诚，是自己内省自己的心而不虚伪。孟子以为人类道德的法则都是“我”的主观具备着的，所以，人由于反身而诚，便能直觉到善恶。这道德性，是由天赋予的，所以能够说：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总之，存心的本性，发挥良知与良能的积极的努力，是诚；据御本心的放失的消极的方法，是寡欲。“诚”的努力，是继承孔子的“忠”的，儒家本来的修养法；至于寡欲说，是历来的儒教中不曾看到过的一点，实类似道家的主张，孟子或者参酌了道家的说法也未可知。

孟子以为人是先天地具备着道德性的，直觉到它及实践它，便是人类的道；他以为，政治也是应该本诸这道德的。因此，他的政治论，以为陶冶人类的心性，保持和平的心情，实比改造社会以增进人民的福利，更其要紧。于是，他在见梁惠王的时候，竭力地讲应该丢开利而依据仁义；其次，对于齐宣王，也排斥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说应保民而王。所谓保民而王，便是以德治民，不一定非借大国不可。于是，孟子在齐、梁两大国不得志之后，想借滕文公来实行他的理想。对文公宣示政治的大纲：第一，兴学校，教人伦；第二，实施井田法，减轻租税。他最重视这两端。关于第一项的教育，以契为尧之司徒，教以五伦（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为理想；第二，井田法以文王之治为理想。

总之，孟子是反对风靡当时的杨朱、墨翟之学，祖述孔子，而使其学说发展，而成一家的人。他在思想史上的功绩有两点可以列举出来：第一，是分析孔子的“命”的概念为“性”与“命”两者，主张性善论，对孔子的道德论建立了基础；第二，是对于孔子的以周公为理想，他以文王为理想，显示明确的政治抱负。

第三节春秋之学

关于孟子，还有一点得注意的，是他的尊重《春秋》。据《论语》，孔子当作经典而引用的，只有《诗》与《书》两经；孟子，却于《诗》《书》之外，又称引《春秋》。据《孟子》，《春秋》主要的是记述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历史，原本是成于史官之手的记录，孔子加以修改，成了在隐微之间，用褒贬的话以寓儒教的大义的了，孔子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是因为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续起，有臣弑其君的，有子弑其父的，孔子为要加以举诛，所以作《春秋》。孟子的时代，也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所以孟子继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说要开先圣之道，距杨、墨，放**辞，正人心。（《孟子·滕文公下》）由于这一段话，可知孟子一生的努力，全是继承《春秋》的精神的，他的尊重《春秋》也可以知道了。孟子居留得最长久的，是齐国，所以，在齐国传布了《春秋》之学。

据《汉书·艺文志》，解释《春秋》的传，有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的五家，其中公羊与邹氏，我以为是齐国产生的《春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