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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野草时代的任正非（第2页）

2018年，北京，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采访新东方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徐小平讲了一个投资案例：

他投资了一位在某个领域数一数二的科学家。一年后，这位科学家来到徐小平的办公室，说要用自己的这项技术做一个商业模式。

徐小平听完，对这位科学家说：“听你讲完，我恨不得打自己耳光。”

其实徐小平不是想打自己，而是想打那个科学家，因为他提出的商业模式简直愚蠢透顶。

那位科学家是科学上的巨人，却是商业上的侏儒。

作为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主要投的就是“人”，看对眼就给钱。这是他跟无数创业者打交道培养出的直觉。他看人的标准有三个：学历、经历和魅力。这位科学家有学历，也有魅力，但是他没有商业经历，所以他是商业的绝对门外汉，如果去做了，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即便是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当他踏入新的领域，也比白痴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

任正非显然不是那种随便跨进一个领域就可以做得如鱼得水的天才。

现实给任正非补上了一堂至关重要的社会实践课。

虽然从小到大饱尝艰辛，但当兵后任正非还算顺风顺水，并慢慢崭露头角。人生直跌谷底，这对任正非而言还是生平第一次。

那时候，内地城市人均月工资不到100元，按购买力计算，这200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在南油集团的铁饭碗保不住了。任正非被南油集团除名，任正非苦求留任，却遭到了拒绝。

远在贵州的父母听说了任正非落难的消息，不远千里赶到了深圳，陪伴着他。

已进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背负200多万元债务，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赡养，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还要兼顾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他们一家人挤在深圳的棚户区，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连做饭、吃饭都只能在阳台上解决。为了节省开支，父亲任摩逊从不上街买香烟，只吸从贵州老家带来的劣质香烟；母亲程远昭只在集市上买死掉的鱼虾，因为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只在晚上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

多年后，已经回到贵州的父亲母亲相继意外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任正非悲痛万分，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的父亲母亲》，心中的悲怆、辛酸、内疚和悔恨几乎溢出纸面，痛恨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这一年，任正非的婚姻也出了状况，妻子离开了他。

工作和婚姻，人生两大支柱同时折断，前行之路陷入无际的迷茫与昏暗，任正非内心的郁愤可想而知。

但福兮祸兮两相依，工作上碰壁、婚姻上的变故，让任正非开始反思。他慢慢改变过去的孤傲，学会了妥协，学会了灰度哲学。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不知绊倒了多少创业者，其中不乏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企业家。

1988年，同样是转业军人的32岁的王遂舟也选择了下海，去郑州亚细亚百货广场担任总经理。很快，极具商业天赋的王遂舟就把亚细亚做成了郑州的标志品牌，亚细亚的广告响遍全国。然而几年之间，这个商业天才一意孤行，四处扩张，“大雾天里纵马狂奔”，硬生生毁掉了一手创造的亚细亚奇迹。

在最后一次集团董事长会议上，王遂舟语气沉重地反思道：“这次回来，看到商场大楼，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主帅无能，累死三军。由于我的盲目、草率、想当然，带来大批的干部、员工累死累活，而且效果不好。自己在不惑之年，才真正明白社会的复杂、人世间的残酷，搞一个企业真的太不容易，我心里非常惭愧。”

这就是“后车之鉴”。

任正非终于在痛苦中实现了思维的转变。后来，他有感而发，说：“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

这时候的任正非，还在承受双重痛苦的煎熬，没有时间去悲伤和怨艾，他必须尽快想办法赚钱，给家里人提供生活来源，用他一贯的韧性把这个家撑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几次合作之后，这个已经错过最佳创业时期的44岁中年人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日后改变中国乃至世界通信的华为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