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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IPD整合 来自IBM的洋和尚(第1页)

第三节IPD整合:来自IBM的“洋和尚”

1997年,任正非访问了美国IBM公司,深受震撼,明显感觉到了华为自身的局限和改革的迫切。

在任正非看来:“一个企业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十分关心并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推动华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怎么使这些动力长期稳定运行,而又不断地自我优化。”

其实,将这个问题放到整个国家,就是著名的“兴衰周期律”问题,兴衰治乱,往复循环,概莫能外。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华为的盘子越来越大,它的迅速崛起让很多人兴奋、骄傲,任正非却是忧心忡忡,很多原本简单的事情开始变复杂了,千头万绪,根本管不过来。每个人都拼命干活儿,无用的损耗却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低。任正非很清楚,华为根基未稳,头重脚轻,如果不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化,继续胡吃海塞下去,自己会压垮自己。

留给任正非的时间不多了,容不得他犹豫。

唯一能借鉴的,是国外的公司。

IBM之行给了任正非一个明确的答案:脱下“草鞋”,换上一双“美国鞋”,请洋和尚念经,实行IPD。“华为只有认真地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的经验是他们付出数十亿美元的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IPD是“集成产品开发”的简称,强调以客户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驱动力,将产品开发作为一项投资来管理。它涉及一个产品从概念产生到最终发布的全过程,核心是流程重整和产品重整。也就是说,这套系统是建立一条渠道,把每个人无方向的“布朗运动”引导向同一个方向,形成一股合力,减少无用的消耗。

1999年3月,华为的IPD项目正式启动。

为了尽快让公司走上正轨,任正非用了强硬手段,强迫公司跟随自己的脚步,完全照搬,全盘西化,为此不惜“削足适履”,“通过‘削足适履’来穿好‘美国鞋’的痛苦,换来的是系统顺畅运行的喜悦”。

外来的顾问指手画脚,华为内部自然有人不爽,抵触也不少。任正非发了狠:“一切听顾问的!不服从、不听话、耍小聪明的,开除出项目组,降职、降薪处理。……IBM的管理也许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员工也有可能冒出来一些超过IBM的人物,但是我只要IBM。高于IBM的把头砍掉,低于IBM的把腿砍掉。只有谦虚、认真、扎实、开放地向IBM学习,这个变革才能成功。”

任正非的设想是“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前两三年以理解消化为主,之后适当改进,实现中国化,最终固定,成为华为自己的管理模式。

如同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没有实践前,是很难提出有效的改进策略的。只有等到与中国国情结合,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诞生了中国特有的毛泽东思想。

而一旦产生了自己的模式,就同时开启了自我进化的道路,可以主动演化。

果然,接受西方技术容易,接受西方的管理模式就难多了。全盘西化的管理模式骤然代替原有的模式,“削足适履”引起的混乱和带来的困扰虽然没有让华为“大乱”,但新模式的推进还是困难重重,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对此,任正非早有心理准备:“要学会IBM是怎样做的,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要多听取顾问的意见。首先高中级干部要接受培训搞明白,在不懂之前不要误导顾问,否则就会作茧自缚。而我们现在只明白‘IT’这个名词概念,还不明白IT的真正内涵,在没有理解IT内涵前,千万不要有改进别人的思想。”

值得欣慰的是,任正非两年的硬推,还是找出了华为管理上存在的根本问题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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