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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停雨住（第1页）

风停雨住

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杨绛《我们仨》

人生若是一段段旅程，那么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的旅人，有时风雨，有时天晴。颠沛流离大半生后，钱锺书和杨绛终于在暮年，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

1977年1月的一天，学部办公处的人递给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到三里河国务院新建的宿舍去看房子。这对钱锺书和杨绛而言，是意外的惊喜。他们早已做好准备，打算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度过余生，甚至买了很多过冬的蜂窝煤，一层层地堆在走廊里。办公室旁边有一间小屋子，他们想着，如果可以申请来用作放置衣物的储藏室，那就再好不过了。

杨绛和钱瑗去三里河看了房子，看完后，她们很满意，收拾了家中的书籍和衣服等物件，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搬进了新居。因为担心灰尘引发钱锺书的哮喘，杨绛等搬家完成后，才将钱锺书接到新家。这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此时，钱锺书和杨绛都已年过六十五岁，钱瑗也已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中年园丁。

三里河的新居共有四间屋子，钱锺书和杨绛把最大的一间当作工作室，兼做客厅。像以往家中的布局一样，工作室里摆放两张书桌，钱锺书和杨绛各占据一张。其余三间屋子，一间是夫妻二人的卧室，一间是女儿的卧室，另外一间当作餐厅。小区的环境清幽雅致，院里有高大的乔木和青翠的草坪，从窗子就可以望到。钱锺书和杨绛十分欣慰，曾言：“始愿所不及。”

杨绛还曾感叹：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两位老人对居住条件要求并不高，他们的一生却时常处在搬家的状态中。因工作、求学、战乱、时局，他们一次次迁徙。钱锺书对友人说：“我不买书，因为我怕搬家。”他读书，大部分是从图书馆借来，读完后再还回去。

新居对他们而言，更像是历尽艰难之后的一种尘埃落定。他们住得小心翼翼，并不知道是哪位领导体恤，才分配给他们这么好的居所。有一次，胡乔木前来探望，说了几句关切的话。杨绛通过只言片语猜测出，是他照顾老同学，帮忙分配的房子。

住进新居后，外面的风风雨雨也渐渐平息。一切好像又恢复了最初的宁静，但那些发生过的事，尤其是那些苦难和伤痛，是无法忘怀的。

钱锺书和杨绛深知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不能沉浸在过往里。他们将苦难和伤痛埋葬在心的一隅，继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钱锺书开始校订《管锥编》初稿，杨绛也再次全校《堂吉诃德》翻译稿。

《管锥编》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用文言写成，是一部笔记体著作。“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在《韩诗外传》中有：

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古人曾用“管锥”指代“笔”，与钱锺书的笔名“中书君”意义相同，“管锥编”就又有钱锺书笔记汇编的意思。这部著作的论述范围是从先秦到唐前，钱锺书在序言中写道：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

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著作，不仅贯穿了文、史、哲领域，还贯通了东西方文化，论证浩瀚。胡乔木很是赞赏，极力支持出版。在他的帮助下，钱锺书在1979年把历经十多年写就的手稿交给了中华书局出版，因为是繁体字，还专门从上海调来了编辑人员。为使著作更加完善，也因为治学严谨，钱锺书在之后的很多年又数次加以修补、增订。1994年，《管锥编》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是对这位在艰难困苦中也未曾忘记治学的老人的最好赞誉。

一直相伴的杨绛也没有放慢自己的治学脚步。

她在1958年，即自己四十七岁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连续两年多，无一天遗漏。她从最浅的《西班牙文入门》学起，等到能流畅地阅读西班牙文小说时，开始翻译《堂吉诃德》。她选了国际上盛行的五种英法译本加以比较，认为：“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她对于翻译有自己的想法，她说：

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原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

在翻译初期，由于要参加各种会议和运动，她只能抽时间，一点点地累积翻译。在“**”初期，她好不容易翻译完成了大部分初稿，却被红卫兵没收了。几经辗转，在“**”结束后，她拿到最初的译稿，想要续接翻译，完成最后的部分，却因为相隔太久，接不上了。她没有气馁，又从头译起，前后二十多年，终于完成了七十二万字的译稿。这是我国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本书籍。

她将译稿交递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4月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杨绛被邀请参加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西班牙贵宾，并将翻译者杨绛介绍给他们。

令人感到甜蜜的细节是，钱锺书和杨绛开始在彼此的作品上相互题签。他们以后的作品也都沿袭了这一习惯。

工作之外，他们也很注重身体健康。

杨绛看邻居在练大雁功，便也去学习，每次都练得浑身大汗。钱锺书笑她，她就说：“我是为你学的。”便开始教钱锺书怎么做。钱锺书学得又快又好，但很淘气，他揶揄道：“Monkeysee，monkeydo。”（有样学样。）大雁功效果很好，杨绛坚持了很多年。他们还重新捡起年轻时“探险”的习惯，常在附近寻找奇趣。

一家人把每个人见到的琐碎事件记下来，起名“石子”，比喻大浪消退后留在沙滩上的石子，也称作“备忘而代笔潭”。

三人中，无论是谁出远门或留在家中，只要有所见所闻所感，便琐碎地记下来。等到一家人团聚时，便把那些“石子”拿出来赏玩，热闹异常。

1978年后，钱锺书曾随团访问意大利，钱瑗也曾公派出国学习。他们回到家中时，总会带回很多“石子”，这是他们一家独有的乐趣。

钱锺书在意大利参加的是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这是十年动乱后，中国学者首次出现在欧洲学术论坛上。

在演讲中，他充满**地呼喊：“olongerkeepsalooffromEurope。”的确，中国不再远离欧洲了。演讲结束后，各国学者前来提问，钱锺书用英语流利地回答，并夹带着很多欧洲文学典故和谚语，引发阵阵赞叹。法国《世界报》报道：

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的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的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

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说：“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是不完整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项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参会的日子里，钱锺书没有像往常那样，给杨绛寄去一封又一封家书。他把每天的见闻记到本子上，当作“石子”，带回家当面交给她。

杨绛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过两次。一次是去法国，她青年时期曾在巴黎短暂停留，也算是故地重游。有翻译解释不清楚的名胜古迹，杨绛就代为解释。吴敬琏赞扬：“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

另外一次是去西班牙。在塞维利亚档案馆，馆长得知杨绛翻译过《堂吉诃德》，就特意把馆藏的塞万提斯手稿复印了一份送给杨绛。杨绛自然也带回家很多“石子”。

三人是家人，也是朋友。钱瑗总是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

钱锺书童趣盎然，喜欢恶作剧，经常进女儿的房间“捣乱”，把女儿的东西藏起来。杨绛总是充当居中调停的角色，女儿和丈夫都很依赖她。

他们仨，是最亲密的家人，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世间难寻这样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