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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沙之缘2（第2页）

在哈特拉斯角和卢考特角的海滩，江珧蛤开始大量出现，但它们也可能大量栖息在佛罗里达的墨西哥湾海岸。我曾在萨尼贝尔岛的海滩上，见到它们成千上万地聚集（甚至在寂静的冬日里）。猛烈的热带飓风对这种薄壳软体动物的破坏，实在教人不敢置信。萨尼贝尔岛与墨西哥湾之间约有15英里的海滩，有人估计，在这处海滨，一次风暴就能带来上百万的江珧蛤，它们被来自海底30英尺的巨浪扯开。江珧蛤脆弱的壳在风暴的巨浪下互相撞击，许多都破裂了。但就算碎裂的程度没有这么严重，它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大海之中了，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和它们共生的豆蟹好像知道这点似的，纷纷由壳中爬了出来，就像传说故事中，老鼠弃沉船而去一样。成千上万的豆蟹在大浪中，茫然地四处乱游。

江珧蛤吐出固定身体用的足丝，这些足丝闪着金色的光泽，与众不同。古代人用地中海江珧蛤的足丝编织金色的布料，柔软到可以穿过指环的布料。这样的产业在意大利爱奥尼亚海滨的塔兰托依然兴旺。人们以这种丝线编织手套或其他小衣物，作为仿古玩或供游客收藏的纪念品。

一只“天使之翼”（海笋蛤）能完好无损地在上层海滩的冲积物中幸存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它看起来非常脆弱，其瓣膜是最纯的白，其内的生物活着时，可以穿透泥炭或坚硬的土层。“天使之翼”是力量最强的钻孔蛤，有极长的虹吸管，可以和海水保持接触，也能够深深掘穴。我曾在巴泽兹湾的泥炭层中发现它们，也曾在新泽西海岸暴露出泥炭层的海滩上找到它们，但在弗吉尼亚北部，很少见它们。

这么洁净的色泽，这么精致的结构，一生都埋藏在黏土中。“天使之翼”的美似乎注定要被埋没，直到它死后，壳由海浪冲出，带到沙滩上，才得以见天日。“天使之翼”在幽暗的囚牢之中，隐藏了更神秘的美——在没有敌人的威胁，又避开了其他所有生物的情况下，这种动物散发出奇特的绿色光芒。为什么呢？要给谁看？有什么原因？这些都无从知晓。

海滩的漂浮物中，除了贝壳之外，还有其他形状和纹理都很奇特的物体。大小、形状各不相同，扁平如角或宛若贝壳一般的盘状物，是海螺的厣板，是这种生物缩回壳内时，覆盖在开口上的保护门。有些厣板是圆的，有些如叶片状，有些则像细长弯曲的匕首（南太平洋一种称为“猫眼”的海螺的厣板，其表面一边是圆的，如小男孩玩的弹珠一般平滑光亮）。各种海螺厣板的形状、质地和结构各不相同，用此来辨识在其他方面很难区分的种类，是非常有用的。

在潮汐漂浮物中，也可找到许多伴海洋生物度过初生岁月的小小空卵囊。这些卵囊各有不同的形状和质地，黑色的“美人鱼的钱包”属于鳐鱼所有，是平坦角状的长方形，两端各有两个长而卷曲的叉状物或卷须伸出。鳐鱼就是用这种叉状物把装有受精卵的小包附在近海海底的海草上，幼鳐鱼成熟孵化之后，其“废弃的摇篮”经常被冲上海滨。黑线旋螺的卵囊好像一种开花植物的干种荚，是一团薄如羊皮纸的容器，附着在中央茎上。那些槽型的蛾螺或把手形的蛾螺的卵，是一串长而呈螺旋状的小小囊状物，质地也如羊皮纸般。每个扁平而呈卵形的胶囊中，容纳了数十个蛾螺宝宝。它们的壳虽小，但具体而微小的形状，教人叹为观止。有时候，在海滩上还可以发现一些小螺留在卵囊内，在卵囊的硬壁中嘎嘎作响，好像干豆荚中的豌豆一样。

所有能在海滩上发现的物体中，最令人困惑的可能是玉螺的卵囊。就像用细砂纸裁剪出玩偶的披肩一样，各种各样的玉螺家族制造出的“领子”大小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异。有些边缘平滑，有些则呈扇形，各个种类的卵囊的排列方式也略有不同。玉螺这种奇特的卵囊容器是由足部底下推出的黏液在壳外塑造成形的，结果形成了领形，卵就依附在已经沾满沙粒的领子底部。

和零碎的海洋生物混在一起的是人类入侵海洋的证据——船桅、绳索、各种各样的瓶子、桶子和盒子。如果这些物体在海中漂流的时日够久，那么也会带来海中的生物。它们随着海流漂浮，成了浮游生物幼虫所依附的坚实物体。

在大西洋沿岸，刮完东北风或热带风暴过后的日子，是寻觅大海漂流物的好时机。我记得有一天夜里，飓风刮过纳格斯赫德海面，第二天依然风大浪高，海滩上涌来了许多流木、树枝、厚木板和船桅。其中许多都长满了茗荷儿，是开放海域的鹅颈藤壶。一块长长的木板上布满了如老鼠耳朵般的小小藤壶，在其他的浮木上，有些藤壶已经长到一英寸或更长，还不包括长柄。浮木上的藤壶大小，约略可以作为船桅在海上漂流时间的指标。几乎每片浮木上都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藤壶，教人不由得惊讶于在海中漂浮的幼虫数量。它们时刻准备抓握住在流体世界漂浮的任何坚实物体，因为没有一只能够单独在海中完成发育，这真是奇特的讽刺。这些奇形怪状的小东西，每只都有长着纤毛的附属肢，必须要附着在坚实的表面上，才能转变为成虫的形体。

还有柄藤壶，生命史上类似岩石上的橡子藤壶。在硬壳内的是小小的甲壳动物躯体，长有满附纤毛的附属肢，可以把食物扫入嘴里。其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壳长在肉质茎上，而非牢固地附着在海底的平坦基部。这种生物不觅食的时候，会把壳紧闭起来，就像藤壶一样；而当它们开口觅食之际，附属肢也有同样韵律的扫掠动作。

我在海滩上见到一截显然已经漂流很久的树干，其上满布藤壶褐色的肉质茎柄和橡牙色调的壳，染着少许的红蓝色彩，中世纪的人会误把这种奇特的甲壳动物冠以“鹅颈藤壶”之名。17世纪，英国植物学者约翰·杰拉德（JohnGerard）以自己的经验，这样描述“鹅树”或“藤壶树”：“我在我们英国多佛和如美之间的海岸旅行，发现一截腐朽的老树干。我把它拉上岸，在腐树干上发现了成千上万深红色的囊状物，另一端长着一只贝壳动物，外观如小小的贻贝。打开之后，发现其中有**的生物，形状如鸟，其他壳里，则是如长满柔软细毛的鸟。壳半张开，鸟儿也好像要掉出来一般，这无疑是称为‘藤壶’的雁鸟。”

杰拉德充满想象力的眼睛显然把藤壶的附属肢看成了鸟儿的羽毛。他根据这样薄弱的立论，提出了如下的无稽之谈：“它们在三月或四月之间产卵孵化，五月或六月小鹅成形，接下来那几个月小鹅长满羽毛。”因此在许多违反自然的古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树木上生出形如藤壶的果实，其中有小鹅孵出，破壳飞去。

被抛在海滩上的旧船桅和泡在水里的浮木上遍布着船蛆的痕迹，圆筒形的长通道出现在木头的各个部分。虫子本身已无踪影，只偶尔留下小块的钙质壳碎片，说明了船蛆虽然躯体细长宛如蠕虫，但其实是软体动物的一种。

早在有人类之前，船蛆就已存在；然而人类在居住于地球的短短期间，却助船蛆大量繁殖。船蛆只能在木头里生存，如果船蛆幼虫在某个关键时期找不到木材，它就会死亡。海洋生物这么全然受制于来自陆地的物体，似乎非常奇特而不妥。在木本植物演化登陆之前，可能没有船蛆，它们的祖先可能是如蛤一般的生物，在泥或黏土中挖掘，用掘出来的洞穴作为基地，吸取海中的浮游生物为食。而在树木进化发展之后，船蛆的先驱适应了新的栖地——由河流带入海洋的少数林木，但它们的数量一定很少。直到几千年前，人们以木制船航海，在海滨建造码头。船蛆在这所有的木制建筑物中，找到更大的生存范围，却因此造成人类的损失。

船蛆在历史上早有记载。罗马战舰、航海的希腊和腓尼基人、新世界探险家，都为此烦恼。18世纪，它们在荷兰人建的海堤上蛀蚀了蜂窝般的洞孔，威胁荷兰的存亡。（荷兰学者最先对船蛆展开大规模的研究，对他们而言，了解这种生物攸关自己的生死。1733年，史奈利斯[Snellius]首次提出，这种生物是如蛤般的船蛆软体动物，而非蠕虫。）船蛆在1917年左右侵入旧金山港口，人们还来不及察觉它们的侵蚀，渡船码头就崩塌了，码头和满载货物的车辆都陷入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船蛆是隐形的大敌，尤其是在热带海域。

雌性的船蛆把后代留在洞穴中，直到后代化为幼虫的形态，接着，雌蛆把它们释入海里——每只幼虫都是包覆在两个保护壳中的微小生物，看起来就像任何一种双壳类动物一样。在它进入成虫阶段之际，如果遇到木头，就可顺利成长。它伸出细长的足丝为锚，长出足部，壳也变成强而有力的切割工具，外表长出成排的尖锐棱面，开始挖掘洞穴。

这个动物用强而有力的肌肉，以棱线凸起的壳刮擦木头，同时旋转，造出平滑如圆筒状的洞孔。洞孔通常沿着木材的纹理，越伸越长，船蛆的身体也跟着长大，一端依然贴附着接近微小入口处的壁面，它带有虹吸管，以此来与海水保持接触。尖锐的另一端则带着小小的壳，在这两端之间，是一条细如铅笔的身体，可长达18英寸。虽然一块木头上可能爬满上百只幼虫，但洞孔互不干扰。如果有幼虫接近另一只幼虫的洞孔，就必然会转向。它一边钻孔，一边让挖松的木屑通过消化道，有些木头经消化后转变为葡萄糖，这种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在动物世界非常罕见（只有某些螺类、昆虫和极少数其他动物拥有这种能力），不过它们也很少运用这样复杂的技巧，且主要靠流过它身体的丰富浮游生物为食。

海滩上的其他木头则留有穿石贝的遗迹。这些只穿透树皮外缘的浅洞，洞孔宽阔，是标准的圆筒状。穿石贝只是在找庇护所和寻求保护，并不像船蛆一样会消化木头，而只依赖虹吸管吸入的浮游生物为食。

空的穿石贝孔有时候会吸引其他的房客，就像被弃的鸟巢，可能会成为昆虫的家园。在南卡罗来纳州熊崖盐湾的泥岸，我曾捡拾到满是洞孔的木头。强健的白壳小穿石贝曾经住在这里，它们老早以前就已经死亡，甚至连壳都消失不见了。但每个洞孔中有暗色的闪亮虫体，就像蛋糕里塞了葡萄干一样，这是小海葵的收缩组织。它们在那里，在淤泥满布的水和软泥世界之中，找到海葵必须要有的小小基底。看到海葵生长在这么匪夷所思的地方，实在教人讶异，幼虫怎么可能正好就在这里，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住进挖掘得整整齐齐的木头洞孔中。同时，我们也为生命庞大的浪费而感到惊愕，因为每只能够成功找到家的海葵，相对地，也有成千上万找不到栖处的海葵。

于是，在高低潮线上的废弃物和漂流物提醒我们，海面下有奇特而截然不同的世界。虽然我们在这里所见的只是生命的外壳和碎片，但经由它，我们意识到生与死，活动与变化，也理解了生物由洋流和海潮，由风拂波浪而移动转运的过程。

这些不由自主的移栖动物有些是成虫，可能在旅程中死亡。另外有些则被送往新居，在那里发现有利的生活条件，因而能够生存下来，甚至繁衍下一代，扩展这种生物的分布范围。但其他许多移栖生物仍是幼虫，它们能不能安全抵达新家，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幼虫时期的长短（它们能不能在必须蜕变为成虫的阶段之前，抵达遥远的陆地），它们所遭逢的海水的温度，以及可能带它们到生存条件合适的浅滩、抑或把它们带入深海中，使它们死亡的洋流的走向。

因此，我们走在海滩上，心中想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海岸的殖民化，尤其是在沙海中的“岩岛”（或外观似岩石之物）每当人类建造防波堤或突堤，或是为了建造码头或桥梁，把桩材没入海中，不见天日。然而，当这些桩材再次由海床冒出之际，坚硬的表面却覆满了典型的岩石生物。殖民于岩石的动物怎么会在这南北延伸数百英里的沙岸之间出现呢？

我们思索着答案，了解那永不停歇的移栖，虽然注定大半徒劳无功，但确保生命永远在等待着那难得的机会出现。洋流并不只是水的流动，它是生命之潮，永远带着数不清、算不尽的海洋生物的卵和幼虫。它带着强健的生物横越海洋，抑或一步一步地朝远方的陆地移动。它携带生物，沿着看不见的深沉通道，随着寒冷的潮流，沿海床流动。它也带来了生物，在海面新生成的岛屿上落地生根。我们只能认为，这些行为在生命初现于海洋之时，就已经展开。潮流沿着路线行进，我们就可以期待某种生命形式，有可能，或甚至必定会扩展范围，占据新的疆土。

在我看来，这显示了生命力的急迫：这强烈、盲目、不知不觉的生存意志，向前推进，向外扩张。在这种全宇宙的移栖之中，大部分的参加者注定失败，这是生命的奥秘。然而，数十亿的失败之后，必有一些会成功，这更是生命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