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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检讨会（第1页）

三、生活检讨会

我们一共有四个监房——“号”，每号住着十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一九五一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一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便佳”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

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夺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真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向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焘手疾眼快把他按住，才没有出大事故。所方因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押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

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你听见×号房里出现了他的不够流畅的甚至还有点羞涩的声音，你不要认为他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地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

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

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条意见：

“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

“什么药水啊？”老光摸不着头脑。

“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啦？”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

“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地考虑考虑。”

听他说得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得用不了的老振就说：

“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格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

检讨会结束之后，老振跟老邦聊天：“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不错，我还懂得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哈哈！”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服药味，直翻眼珠，不笑了。

老振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九·一八”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做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得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正，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正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老正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正私交很好的老振在旁开口了：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正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对啦！”老正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老邦吃了这服药，于是又翻了一阵儿眼珠。如果老正是这服中药里的君药，老振正好是一味臣药。

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数“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了。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坐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糕，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学习时打吨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吨儿，他咆哮了一阵儿，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

“坐着还能睡觉？”

“你不是闭着眼吗？”

“闭眼是休息啊！”

“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

“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

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儿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

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

“我坐牢，真是陪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静水，都是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

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的那套：“我同意××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振不大给我“吃药”，老正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

不擅长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正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正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一起的还有肃亲王善耆的儿女，金璧辉就是一个）。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