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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2（第2页）

“嗬！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

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地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种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地离开大路，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教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忽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地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柏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

“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路克或是一个拿破仑（32）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33）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地笑了。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汪达尔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34）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班圣·格雷哥里的子孙（35）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的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稚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德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而获免。（36）

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37）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地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地，深信不疑地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佻的罪过，例如奥贝与阿唐之流，还有那人也疯魔、音乐也疯魔的柏辽兹。（38）现在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虔敬，为一班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确是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巴赫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易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地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骇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决不会像波恩的大熊（39）一般，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地惊动邻居。他们制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弱音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

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它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40）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巴赫，有些帕莱斯特里那，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霉腐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煞的也一样地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就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凡是前进的思想都被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巴赫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规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班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浓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41）他们所称扬的是一种贵族派的折中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么其成绩一定像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来，把在地球上各处搜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决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好比莫里哀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佩服，最有性格地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奏鸣曲、四重奏，或交响曲……——“奏鸣曲啊，你要怎么呢？”——它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阕奏鸣曲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像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的德行。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益，但是非常厌烦。

嘿，外边的天气多好啊！

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班人才能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班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机。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现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那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

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

“是的。”

“那么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啰。”

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

“没有东西，”克利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

他又听下去。慢慢地，作品露出一点儿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瓦格纳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儿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贪逸恶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瓦格纳派的巨制。至于唱词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他认为歌词愈求真切，愈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和。）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它一反瓦格纳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43）似乎很俏皮地讲究含蓄，要用低声喁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号。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像嘴唇轻轻一抿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地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你才会发现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练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地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犷野如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她听。这当然不是瓦格纳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44）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啊”“白鸽啊”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她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调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

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佩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现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班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两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绝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身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婀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评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地捧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涌的时髦，影响只及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做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做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像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地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词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铺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像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像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道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47）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像本多派教士一样耐心地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风。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嗬！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像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做“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地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地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做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力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班读者，这班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地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儿，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溷浊的浪漫主义（48）搅得头昏脑涨；等到他踊身跃出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像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郎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