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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中唐的经济状况（第1页）

第四节中唐的经济状况

从李隆基天宝元年到李纯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在这个时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虚弱，引起中央政权（朝廷）与地方政权（藩镇）间长期的战争。各个政权尽量向人民榨取财物，黄河流域遭受极大的破坏，全国经济重心，转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权依靠江淮的物力，虽然长安屡次陷落，政权终得免于崩溃。李纯时代，居然削平藩镇，获得暂时的有限度的统一。从此黄河流域经济逐步衰颓、江淮流域逐步发展，中唐正是转变的关键。

天宝是唐朝极盛而衰的时期，致衰的原因是：

变造——天宝初年，仓库积藏粟帛无数。韦坚奏请将江淮各州县租米及义仓存粟变价购买各地轻货输送京师。坚又引浐水到宫苑东望春楼下，漕船数百艘直达楼下。漕船所载轻货，如广陵郡（江苏江都县）船载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江苏丹徒县）船载绫绣，晋陵郡（江苏武进县）船载绫绣，会稽郡（浙江绍兴县）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东番禺县）船载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县）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樽、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县）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广西桂林县）船载蕉葛、蚺蛇胆、翡翠。凡数十郡驾船人，一律南方装束，大笠，宽袖衫，芒鞋。隆基坐楼上受献。杨国忠扩大变造法，奏请全国各州县正仓义仓（备水旱灾）藏粟及丁租地税，都变价改买轻货布帛。变造法使轻货大量流入京师，对工商业和贵族浪费，非常有利，可是仓米既空，官禄兵粮，势必就地向人民征取，名为和籴，实际只是强夺，并不给钱。高力士对隆基说：“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官吏擅利），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农民缴纳租米，官吏变作轻货。再借和籴名义向农民取米。这就是变造法的妙处所在。江淮地区运输用船，北方运输用车，船运便利省费，江淮经济发展，运输工具也是原因之一。

户口——天宝元年户部奏称天下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十三年，户部奏称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最高的纪录。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内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垦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顷（垦田数过分夸大，不可信）。不课户占总户数约五分之二，口数约占六分之五，一户平均有十二口。课户每户平均不到两口。当时安史乱起，繁重的徭役赋税，全由这些穷苦无告的课户负担，豪家强宗，不仅免除课役、广占垦田，并得荫庇贫民充当庄客佃户，供无情的剥削。例如京城附近每田一亩，官税五升，私家收租，每亩多至一石，比官税高二十倍。政府不敢得罪豪强，专力向课户课口榨取财物，农民被迫破产，只好应募当兵，受朝廷及藩镇的荼毒屠杀。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破长安，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逃往灵武，自立为皇帝。第五琦入蜀见李隆基说：“当今用兵，财赋最关紧急，财赋产生，江淮居最多数。请给臣一官，可使军费充足。”李隆基喜悦，封琦为江淮租庸使。琦收江淮租庸卖轻货，经长江、汉水至洋州（陕西洋县），陆运至扶风助军。江陵成转运中枢，租赋堆积如山。李亨终能战胜安史，收复两京，全赖江淮的财赋。当时掠夺江淮人民，不问是否欠租，只要家有粟帛，官派差役围宅搜索，或平分所有，或十取八九，号称白著（无故取财物，犹俗言落空）。稍有违抗，捕送牢狱受重刑。民间唱白著歌道：“上元（李亨年号）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李纯元和初年，土地大半被藩镇割据，朝廷每岁赋税，全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征取，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养兵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加一，大率二户养一兵。至于水旱灾荒，额外调发，不在数内。中唐时代，江淮人民所受痛苦可知，其他州县受藩镇刻剥，痛苦又可知。

从李亨时起，国内战争连绵不绝，朝廷需要大量税收作战费，于是创行各种新税法，向穷苦人民榨取。

榷盐法——唐有盐池十八、盐井六百四十，沿海州郡多设盐场，第五琦做盐铁使，始变盐法，就山海井灶置监院。旧盐户及制盐游民称为亭户，免除杂徭役，使专事产盐。严禁私制私卖。前时盐价每斗十钱，琦加价一百，每斗卖钱一百一十文。李豫用刘晏理财，专用榷盐法。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成本比海盐昂贵。晏收亭户所产盐，转卖给商人，任其自由贩运，罢各州县卖盐官。海盐价贱，产量激增，远过西北池盐。李豫初年，朝廷岁入不过四百万缗，末年，增至一千二百万缗，盐利占半数以上。富贵人费盐少，穷苦人费盐多，这就是说，盐税的最大部分，由贫民负担。扬州是海盐集中地，也是盐铁转运使的巡院所在地，因此成为全国最富庶的都市。唐人称扬一益（蜀）二。扬州产海盐，富庶居第一位，蜀产井盐，居第二位。李适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豪商操纵逐利，市价或增一倍，人民经常淡食，怨苦欲死。

两税法——李适（音括）用杨炎议，改庸租调为两税法。初唐赋敛，称为租庸调。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户出调。天宝末年，户籍法废坏，户口数目不实。李亨以来，内战剧烈，横征暴敛，急似星火，多设税收机关，各随意自立名目，凡数百种。旧税不除，新税又加，富户丁多，为官为僧，得免课役。贫户丁多，无法隐避，上户优游，下户劳疲，官吏乘机蚕食，尽量刻剥，贫民不胜穷困，只得弃家逃徙为浮户，土著百无四五。杨炎建议行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需上供及地方费用，量出制入，按人民丁数及财产定等第高下，分两次收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不问主户客户，依现居地为断，不问中丁（十八岁以上）、成丁（二十三岁以上），依贫富为差。商贾居地不定，依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当年增为十分取一）。租庸调及杂徭，悉数革除，只按丁额收税。田亩税依李豫大历十四年垦田数由纳税人民均摊。两税法规定收现钱，农民生产只有布帛，官吏任意折价，豪家大商乘机放债操纵，物贱钱贵，农民困穷。自李适到李纯四十年间，税额不变，人民实际负担增加三倍。天宝以来，自由兼并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调法不得不改为两税制。

茶税——豫章郡出产茶器，想见初唐饮茶风习已经流行。李亨时张巡、许远守睢阳城，粮食匮乏，将士用茶纸、树皮充饥。李豫末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赠宦官邵光超黄茗二百斤。江淮人用茶作饮料，传入中原，浪费量因之加增。诗人陆羽嗜茶，创煎茶法，著《茶经》三篇，饮茶风气更盛。李适贞元九年，行茶税，按市价十分取一，岁得钱四十万缗。

酒税——酒税从李豫时开始。李适加税，酒每斗收税一百五十钱，当时酒价每斗三百钱，税率重至百分之一百。淮南等地税曲不税酒。此后酒税收入益增，晚唐李昂时每岁得钱一百五十六万缗。

青苗钱——李豫广德二年，创行青苗钱，供百官俸料。有苗田每亩收税十五文，又征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永泰元年，百官请纳还职分田充军粮。大历五年，废地头钱，改青苗钱每亩三十五文。百官职分田让给拥兵的武将，另向人民榨取至少与职田同数量的钱作俸料，苗已生长，农民不得不纳税。

借富商钱——李适建中三年，每月军费百余万缗，府库不能供，下诏借富商钱，朝廷原议以为天下财货尽聚富商家中，凡资产超过一万缗，可借其余充军用。借一二千家，可支数年的军费。后来大索长安市中商贾所有货物、田宅、奴婢，估价仅值八十八万贯。又搜括僦柜（典当），所有钱帛、粟麦，都四分借一。封闭柜（藏布帛）窖（藏粟麦），不得擅移。商人怨怒，罢市反抗。计共借得二百余万缗，远不及预计可得五百万贯那样大，当然许多是隐藏了。

间架税、除陌钱——李适借富商钱不能完全成功，改行两种新税。间架税是每屋两架为一间，上等屋每间税钱二千文，中等税一千，下等税五百。吏执笔握笄，入人家查验房数。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密人钱五十缗。除陌钱是公私付款及买卖，每缗官扣取五十钱，用货物相交换，折钱照扣。敢隐钱一百，杖六十，罚二千文，赏告密人十缗。赏钱都由被告发人付给。

以上各种剥削的对象，主要当然是农民，只有借富商钱及间架、除陌二税，不利城市中富商大贾，因而激起罢市风潮。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部下五千人乘机在长安兵变，大呼道：“你们不要恐慌，不夺你们商货僦柜了，不税你们间架、除陌了。”李适逃往奉天（陕西乾县），朱泚被变兵、市民拥护，据长安称帝。

货币——钱是统治阶级剥削人民财物的重要工具。李隆基时，贵戚大商到江淮收买恶钱，良钱一换恶钱五，载入长安，照良钱同价行用。中小商及平民不胜困敝，宰相李林甫奏请禁止，贵戚大商不以为便，隆基听从杨国忠的话，允许恶钱照旧流通。隆基设九十九炉（三十炉在绛州），每炉铸钱三千三百缗，雇工匠三十人，用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铅、锡混合物）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成本七百五十文。全国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李亨时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一钱当十钱用。琦又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每缗重十二斤，一钱当五十钱用。钱价轻贱，物价飞腾，斗米贵至七千钱，贫民饿死满路。京师豪强镕化小钱及佛像，私铸乾元钱，人民愈益穷困。李豫改令两种乾元钱与开元通宝钱等价行用，豪强又毁钱改铸器具，乾元钱从此废止。

李纯时因钱少，准许十缗以上交易，参用布帛。河东节度使王锷利用拒马河水力铸钱，大省工费。李纯命刺史李听效王锷法起五炉，每炉月出钱三十万文。纯又规定文武官僚并公主、郡主、县主（三主都是皇室贵女）中使（宦官）下至士、庶、商旅（行商）、寺（僧寺）、观（道观）、坊、市（商家）私藏现钱，并不得过五千贯，余钱勒令收买别种物品。当时京师市上存款，多是藩镇将帅如王锷、韩弘、李惟简等人的钱财，每人所积至少在五十万贯以上。其他富豪，依托左右军（禁卫军）官钱的名义，官吏不敢追究。李纯命令在武将豪商联合势力下无形取消。

李纯时始有飞钱，俗称为便换。商贾至京师，纳钱诸路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到外路贸易，就官府合契券取钱。朝廷想收飞钱的利益，禁止进奏院等私相授受，令商人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收汇兑费百钱，后又改为照数付钱，不收汇费。商人始终不愿与三司交易，钱贵帛贱如故。农民不得不用低价的帛向商人换钱，缴纳两税。

上述各种剥削方法，名义上还算是国家合法的正式收入，人民还可以勉强忍痛贡献。可是按之实际，人民额外负担，远比这些正供繁苛得多。统治阶级每一分子，都有特权掠夺财物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下面简单地叙述些当时额外的剥削：

功臣——天宝以来，内战不绝，拥护朝廷的武将，都成为功臣。其中声名最好的郭子仪，月得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可计数，库中珍宝山积，奴仆三千人，自黄峰岭到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子仪家的田地。其他功臣，大致类似。

官吏——官吏经常一万人左右。初唐一品官月俸不过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一千斛。中唐大官月俸至九千缗，州不分大小，刺史（州官）月律一千缗。月俸以外，贪污尤甚，李豫没收宰相元载家产，单是胡椒，多至八百石。李纯没收堂后主书（小官）滑焕家产，值数千万钱。官吏不分大小内外，无不受赃致富。

宦官——宦官奉令出使外州县，公然行文求贿赂，与征取赋税同算合法。每出使必饱载回来。外官不厚赠宦官，反被疑为不敬皇帝。

佛寺——李豫信佛，为母吴太后造章敬寺，穷壮极丽，京师现有材料不够用，拆官殿旧料充数，费逾巨万。宫中经常养僧百余人，遇有变乱，请僧讲仁王经，求佛力保祐。胡僧不空出入宫廷，弄权纳贿，京城内外良田厚利，多被僧寺占有。豫又下令人民不得侮辱僧尼。五台山造金阁寺，全用涂金的铜瓦，费钱万万，宰相王缙令五台僧数十人，带政府公文到四方求钱。从此佛教大盛，政刑更乱。李纯迎佛骨至京师，留宫中三日，送各寺院轮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礼布施，一国若狂。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纯大怒，愈几乎被杀。

胡客——李亨借回纥兵力，平安史叛变，收复两京，对回纥人待遇特优。回纥留居京师常千人，其他胡商冒名杂居又千人，都给与衣食财帛。他们贪横放纵，官吏不敢过问。胡客置产业，开第宅，有利商业，多归胡客经营。李适时久居长安的胡客，娶妻生子，买田宅，放高利贷，不愿归还本国的多至四千人，唐朝停发给养，每岁省钱五十万缗。

在上述各式各样的剥削下面，户口大量耗损了。据旧史所记，李亨至德二年，有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口数失记）。乾元三年户口总数，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内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内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首尾仅五六年，户口骤减十之七八，战争给与人民的灾祸，严重如此。不课户口竟占极大多数，无限的赋税、徭役、杂课，都由占少数的课户、课口来负担，更显示了阶级待遇的绝对不平等。

不课户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朝廷无法获取充分财赋，供应费用。李适建中元年改行两税，就是补救这个困难的新方法。当时有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平均四户养兵一人。

李纯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江淮民户占一百四十四万。朝廷费用全赖江淮，平均两户养一兵。

中唐初期（天宝）与末期（元和）比较户口赋税，略数如下：

天宝总户数八九百万，内课户五百余万，元和江淮税户一百余万，比天宝仅得四分一稍强。天宝租税庸调每年总计布、绢、丝绵、钱、粟约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布一端长六丈）、匹（绢一匹长四丈）、屯（丝绵）、贯（钱一千）、石（粟一斛），元和两税榷酒盐利茶利总计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天宝约得四分三稍弱。四分之一的户口负四分之三的税赋，元和时人民生活的惨苦可以想见。

李豫时独孤及奏称：“天宝以来，兵乱已十年，人民生产破败，衣食空乏。拥兵将帅第宅连街道，奴婢厌酒肉。贫人瘦饿服役，剥肤敲髓。官乱职废，将骄兵暴，纲纪毁坏，如沸粥乱麻，长安城中，白昼掠夺，人民含冤，无处申诉。”这是中唐内战初期的情况。

李纯时李吉甫奏称：“天宝以来，国家养兵八十余万，其余官吏、商贾、僧道不耕而食的占人口十分之五六，强制三个劳筋苦骨的农民供养七个待衣坐食的游手。”这是中唐长期内战的结果。

中唐农民破产了，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却很大地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