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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下

第四章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北宋

九六〇年—一一二七年

第一节北宋的政治制度

柴荣募全国壮士，选择武艺尤强的充禁军，称为殿前诸班。命大将赵匡胤统率，官号殿前都点检。显德六年六月，柴荣死，子宗训（年七岁）继位。第二年，周君臣正在朝贺元旦，忽然镇、定两州来了一个北汉、契丹合兵南下的急报，朝廷没有考察虚实，即刻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出去抵御。匡胤早有野心，与禁军将领石守信等结拜兄弟，号称十兄弟，军行到陈桥驿（开封北），石守信等拥匡胤做皇帝。匡胤回军开封，篡周自立，国号宋。原来镇、定急报是假的，也许就是匡胤布置的阴谋。

赵匡胤来回五天的工夫，获得帝位，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后专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这是他和他的后代坚执不变的国策，因而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时代。

（一）兵制

赵匡胤登位的第二年，定计解除石守信等兵权，某次他召守信等酣饮，乘醉说道：“人都愿意富贵，无非想多积金钱，纵情享受。你们为什么不辞去军职，选繁华地区做节度使，买上等田宅，广置产业，多蓄歌儿舞女，饮酒欢乐，君臣间两不猜疑，永保富贵，不很好么？”石守信等只得叩头从命，交出兵权，做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去。

赵匡胤取得全部兵权，建立新兵制，分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兵是皇帝的卫士，挑选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高度适中（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体力强健的军民充当禁军，犒赏特别优厚。禁兵驻守京城，轮流到外州县就食，号称就粮军。边防要地，派禁兵镇守，各镇守兵每年移动防地，浪费时间精力在道路上，名义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是要兵没有固定的将，将没有熟悉的兵，不容易联合叛变。厢兵是各州守军，只供官厅役使，从不训练武艺。乡兵是点抽壮丁充当地方守军，藩兵是招募归顺部落充当边境守军。乡兵、藩兵不常有，厢兵不训练，全国武力只有禁兵一种。

募兵的来源是无赖、罪犯、饥民、营伍子弟。黥面吃粮，骄惰无用，人民憎恶军士，称为赤老（军籍称赤籍）。募兵以外，朝廷时常借口防边，下令籍民为兵（抽壮丁），或三丁抽一，或两丁抽一，五丁抽二，官吏到乡间按户搜索，照梅尧臣《田家诗·汝坟贫女诗》所说，连老翁小孩也被拉去黥面当兵，留下妇女、跛盲残疾人，不能耕作，造成田地荒芜、人民饿死的惨灾。

据旧史记载，北宋兵额，赵匡胤有兵三十七万八千，内禁军十九万三千；赵光义有兵六十六万六千，内禁军三十五万八千；赵恒有兵九十一万二千，内禁军四十三万二千；赵祯（仁宗）有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内禁军八十二万六千。从赵匡胤到赵祯七八十年间，兵额增加三倍强，禁军对总兵额从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中央政权显然更趋巩固，同时也就更趋腐败与空虚。

这样庞大的军队，坐费衣食，纪律废弛，当时已有“将骄兵惰，空耗赋税，竭天下之财，养无用之兵，兵愈多而国势愈弱”的定论。军官出钱收买人头，报功受赏，或用茶叶向敌国（西夏）购回人头，算作战功，已成军中公开的成例，朝廷并不禁止。赵恒时，四川夷人常来寇掠，边将不敢出战，送给夷酋米券一张，约定世世凭券领米，停止侵犯，别部酋长效尤骚扰，照例获得米券。酋长们争券数多少，见边将自陈某酋长只杀若干人，领得一券，我杀兵民比他多几倍，理该多给几券。边将不得已，按照酋长们凶暴程度发给米券，到赵顼时前后凡发四百余券。强迫人民出米奖励夷人来杀掠，只有极端腐败的军队才能这样做。

赵顼用王安石做宰相，行保甲法，想渐废募兵制，改用民兵。赵煦以后，募兵、民兵都成空名，巨大兵饷，供文武官员分肥中饱。金兵南侵，如入无入境地，朝廷下哀痛激切的诏书，促四方文武官起兵勤王，可是无兵可用，偶有些乌合队伍，在怯懦贪鄙的军官统率下，援河北就在河北溃散，援京师就在京师溃散，赵佶、赵桓父子屈膝降金，中原不战沦亡。这就是赵匡胤养兵防内的效果。

（二）官制

宋官制全部承袭唐和五代，有台、省、寺、监、院、部等名号。这些官并不管事，只依品级领受禄俸。此外又有阶有勋有爵，也都是领受禄俸的一种名义。实际管事的称为职或差遣。中央最高职员有三：宰相居中书省（后称尚书省），管理政务，正相称同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枢密使居枢密院，管理军务，与宰相分主文武，并称二府；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管理财政，地位比二府低一等，号称计相或计省。

外官仍唐制，有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观察使、节度、留后、大都督等名号，都不管事。实际管理地方军民的官员，算是朝廷临时差遣。全国分十五路（后增至二十六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重要地区加经略名号，通常只称安抚）。路下分府、州、军、监，长官称判某府（州、军、监）或称知某府（州、军、监）事，副职称通判，最低级地方官称知县。安抚使下每路有转运使管财政，提点刑狱管刑法，提举常平茶盐管仓谷、茶、盐，其中转运使职权最广，几乎无事不管。

以上只是极简单的叙述，这一架官僚机关的重叠、庞大，也就约略可见。它保存唐、五代留下的无数官位，又设置事实上必需的职和差遣，可是恩荫出身的任子、科举出身的进士逐年增加，官职固然多，做官的人数更多，因而有一官五六人共做的怪象。赵佶时，每一州郡添差归明官（降人做官）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至十余员。真是重叠又重叠，庞大又庞大。

做官必食俸禄。俸禄的种类有官俸（最高月俸四百千，另给绫、绢、罗、绵各有差），有禄粟（最高额每月一百石），有职钱（最高额每月一百千），有公用钱（最高额每年二万贯），有职田（最高额四十顷），有茶汤钱（无职田处给茶汤钱），有给券（文武官出差路费），有厨料（有些官每日给酒五升至一升，有些官加茶、米、面及羊肉），有薪炭诸物（最高额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炭每月二百秤，盐每月七石，喂马刍粟二十匹），有傔人（仆役）衣粮（大官用仆役最高额一百人。每人粮每斗折钱三十文，衣料绸绢每匹一贯，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绵每两四十文）。不论官职大小，只要身入仕途，钱米杂物以及仆马费用，都得按时支取，一生丰衣足食，享受不尽［最廉洁的名臣范仲淹，做参知政事时，出恩例（例赏）俸赐买苏州近郊上等田一千亩，赡养同族人，号范氏义庄。其他官员田产广大可知］。

官员们领受俸禄，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因此贪污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有官缺出，部吏公然评价发卖。长官们自己也买过缺，不便禁阻，连赵光义也主张弊窦像鼠穴，不须堵塞，只要不妨害官利，一切可以不问。大小官员公开讨论某处有职田、某处供给丰厚，想法寻求好处去做。神泉县（四川安县）知县张某到任，标榜廉洁政治，某日张贴告示说“某月某日是本官生辰，诸色人等不得献送礼物”，众吏到时各献财帛，知县表示感谢，悉数收下；并说“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你们切莫再献”，众吏到时献财帛，知县又悉数收下。全国吏人例不给禄食，准他们收受贿赂，往往致富。赵顼熙宁三年，始制吏禄，单是京师诸司，每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逐年增加，至熙宁八年，每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贯，受贿依然如故。官吏各式各样贪赃，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宋朝定制，对待官员非常宽厚，无论如何不法（反叛除外），极少处死刑和籍没财产（赵匡胤立誓约，誓不杀大臣）。内官有罪失职，或贬出做外官，或提举宫观（管理供奉神仙的道宫、道观），罪大恶极的也只窜恶远军州安置。赵顼因对西夏用兵失利，御笔亲批令斩一转运使，被蔡确拦阻。又改令刺面窜远恶处，又被章惇拦阻。赵顼叹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官员们互相庇护，无所畏惧，乐得纵情贪污，享受声色。例如中书舍人刘攽，好色不倦，晚年得恶疾，须眉脱落，鼻梁断坏，秽苦不可言。又某官年六十余，须发斑白，置幼妾数人。他教妻妾镊须，妻镊黑须妾镊白须，不久黑白倶空。大抵官员们多需要**，道士游客，向大官献秘方，有效时往往获得重赏。

官员的利益既是这样优厚，谋官和做官的方法，自然也特别讲求。饶州朱文锡因中神童科得官，乡里欣慕，小儿五六岁，置竹篮中，高悬树上，聘教师授五经，每教一经酬教师钱若干，昼夜不休。小儿多病死，学做神童的还是很多。军官彭孙替太尉李宪（宦官）洗足，赞美道：“太尉的脚真香呀！”李宪举足踏彭孙头顶道：“奴才未免太谄了。”彭孙得宠在许州造大宅，私招逃军三百人充奴役，无恶不作。这是为了谋官不爱子孙不要颜面的例证。赵恒时，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某次子弟们告诉他厨子偷肉，旦问“你们规定食肉多少”。答，每天例肉一斤，可是只得半斤。旦说，此后每天给肉一斤半，让厨子得半斤。他对任何政事都避免招怨，当时称为著名贤相。赵煦时宰相吕公著口不谈是非。某次甲乙二客见公著，甲客说，某人家规欠好，公著不答。客惭愧告退。乙客说，相公度量大，刚才甲客说人坏话，实在可恶。公著又不答，乙客惭愧告退。公著归内宅，子弟请问甲乙两人是非，公著仍不答。章得象的做官法，是默默无所作为，遇排挤坚不引退，终于做到正宰相。王珪的做官法是上殿进呈公文说取圣旨，皇帝批示后，说领圣旨，下来谕众官，说已得圣旨，官员们称珪为三旨相公。田元均做三司使，权贵家子弟亲戚请托营求，元均每和颜强笑，好言应酬。他对人说：“我做三司使几年，整天强笑，直笑得面似靴皮（皱纹）。”宋朝用人，最重老成稳健，遇事镇静，只求维持现状，唯恐改革生事。何朝宗年十八应进士试，赵匡胤说此人还没有髭须，欠老成，且让回家读书。赵恒有意用寇准做相，却嫌他年纪轻些。寇准赶快吃药，须发全白，果然拜相。暮气沉沉，是宋朝政治的特色，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那样想改革旧习，就被满朝攻击诬陷，不驱逐出朝，决不甘休。

朝廷大开仕途，尽可能让人有获得官职的机会。已经做官的照例得荫子孙亲属及有关系人（如门下客、医生）入仕。这种恩荫制度，意在维持旧门阀，骑着竹马玩的小孩，往往已经得官受俸。一个大官，可以荫数十人。别一仕途是科举。官员人数陆续增加，赵恒时官一万员，赵祯时官二万员，赵曙时官二万四千员。此后逐代增加。赵佶时也许又增加一倍。北宋土地比汉、唐小，官数却超过远甚。

这样多的官员，主要工作是什么？赵顼改定官制，尚书省（宰相府）分二十四曹（科），繁简极异。当时通行着一个谚语道：“吏勋封考（吏部管官吏升调），笔头不倒（忙）；户度金库（户部管财政），日夜穷忙（富忙）；礼祠主膳（礼部管祭祀典礼），不识判砚（无事可判）；兵职驾库（兵部管军务），典了袯（音拨，穷人衣）裤；刑都比门（刑部管刑法），总是冤魂（贪赃枉法）；工屯虞水（工部管工程水利），白日见鬼。”可知所谓政务，无非做官、聚敛、刑罚三件大事。

皇帝养活大量文武官员，为的拥护自己的政权，可是他对他们并不放心，另养一种称为御史的官员专做监察工作，寻找官员们的过误。准许御史据风闻（无实证）弹人，又限定御史到任一百天内必须奏事，否则罢黜做外官或罚钱充公，称为辱台（御史台）钱。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称为月课。王平做御史将满百日，还没有上奏弹人，同僚私议王端公（御史别号）等机会说话，一定关系什么大政事。果然王平上了一个奏章，是弹劾御膳中发现短发，厨官应该办罪。大家都笑他不弹大官弹小官。官员们畏惧御史，有“宁逢恶友，莫逢故人（指御史）。故人相逢，不吉则凶”（凶多吉少）的谚语，略有良心的人，不肯做这个官。赵祯命余某做御史，余某不肯，人问缘故，余某说，做御史坏心术。因为做了御史，一定要弹人，生人无法说他坏，只好把相识人逐个思量。找别人的过失，充自己月课的材料，不是坏心术是什么。

金兵攻入开封，大捕宋宗室。宋官不遗余力替金人奔走搜索，婴儿、妇女，都不得免。赵佶的幼子赵捷，匿民间已近五十日，忽被宋官发现，捕送金营。官员受朝廷优厚待遇，一朝权势变动，反而陷害如有深仇，人民平日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却藏匿宗室多至七百人。

（三）科举

官员的来源是任子和科举。进士科在各科中最占重要地位。因为进士出身，容易致身通显，录取名额也比唐朝宽几十倍。唐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宋分进士为三等，一等称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身，三等称赐同进士出身，录取总数通常七八百人（应试人通常一万以上至二万人）。正式考试以外，还有特奏的制度：进士应考五次（后改六次），年过五十，诸科应考六次（后改九次），年过六十，得特奏求恩，经过皇帝亲试（殿试）的形式，赐出身资格，就有小官做。这样，士人为求一官，甘心消磨一生在场屋中。而且唐朝科举被士族把持，寒门极难得第，宋朝改用糊名（弥封）、誊录（卷子由别人代写，试官不能认笔迹）等法，只要文章合格，任何家世的人都能录取，更觉前途有望，不死不休。因此宋朝科举制度的笼络作用收效确比唐朝大，方法也比唐朝精，从宋到清一千年，这种制度大体沿用不变。

朝廷取士，务求宽泛，可是取舍标准却很苛刻。赵光义亲试进士，每赐最先缴卷人第一名及第。孙何、李庶几同有文名，庶几敏捷，孙何迟钝，御史奏称李庶几曾在饼铺与人赌作赋快慢，人品轻薄。庶几最先缴卷，光义大怒叱出，擢孙何做状元。赵恒时有应试人名林虎，赵恒说，此人姓林名虎，一定好怪立异，教他回去罢。赵佶时又有人自称林虎，赵佶嫌他好怪，御笔虎上添竹。这是不见字典的新字，林虎无法，只好改称林箎。不许好怪立异，必须埋头诗赋，诸事无知（欧阳修充试官时，有一考生问尧、舜是什么典故，又有书生不知欧阳修是哪一朝人），这就是科举取舍的格式。

（四）学校

统治者为要用一定的学术思想（儒经）来教育士人，不得不设立学校，同时生徒群聚，批评朝政，又深觉可厌。三国以来，只有初唐曾大规模设立学校，其余各朝所谓学校都是若有若无，名存实亡。北宋学制承袭前朝旧制，中央设国子监，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孙入学，又有太学，收八品官以下子弟及平民入学。这两个学校，仅设学官，并无听讲学生。入学限制也是虚文，生员捐光监钱二千余缗，即得监生名义，作为科举应试的资格。赵顼从宰相王安石议，颁布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每斋容三十人。学生名额，外舍生（低年级）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总二千四百人。外舍生经月考、年考，得升内舍，又经考试，得升上舍。上舍生考列优等，得直接做官，中等得免礼部试（省试）直接应殿试，下等免解（地方试）直接应礼部试。王安石想培养新政人才，定出这样优异的待遇，学生有官可得，争着入学听讲，太学确像一个学校了。旧学官多数反对新政，被御史弹劾，王安石怒，逐旧学官，改用自己亲信人去讲书（安石自注的经书）。学生虞蕃告发学官受贿，考试不公，又引起一场大狱。此后学规更严，条文多至四百一十条，严禁谤毁朝政，并禁止学生谒见教师，免有请托议政等弊端。

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屡率学生及军民（最后一次多至数万人）集朝门，请杀蔡京、童贯等六贼，反对割让河北三镇（太原县、定县、河间县）向金人求和，强迫朝廷召用主战派首领李纲、种师道，坚守开封，声势盛大，给满朝昏君奸臣严正的教训。后来金兵撤退，朝廷想捕陈东等入狱，却怕激起众怒，赐东官职，东又力辞不受，接连上书请杀六贼。奸臣们恨极，正在设法迫害，金兵又来，开封失陷。学生干政，朝廷决不允许，陈东终于被赵构斩首。

州县学校，赵顼以前，也只存有虚名。州县官借口兴学，搜敛民财，富家子弟为免本身徭役，出钱数百缗，买得名额，算作学生。朝廷防止士人谋乱，严禁本地学校收留非本地人入学。所谓州县学校，实际并不存在。赵顼令州县学用三舍法试士，赵佶怕学生群聚，罢州县学三舍法。

除了中央地方官立学校，民间还有私立的书院。北宋初有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应天府（商邱县）书院、潭州岳麓书院，称为四大书院，聚徒讲授，目的自然为了科举。湖州州学教授胡瑗有学生数百人，分设经义、治事两斋，讲求实学，不专重词赋。他这种教授法，不合学生应举求官的需要，虽然曾被朝廷采用，在太学试验，到底谤议纷纷，不能通行。

无论国子监、太学、州县学、书院的学生，他们读书听讲，唯一希望只在得官，得官必须经过科举，所以学校和书院仅仅是应科举的一种预备。

以上列举北宋几个重要政治制度，说明北宋的统一完全依靠分裂的统治政策。第一，兵与将分裂，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第二，官与职分裂，官不一定有职，职不一定常任。第三，科举专取文辞，使言语与行为分裂，朱熹（南宋人）说，今时（北宋也是一样）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第四，学生与学校分裂，学生不入学，学校是空名，后来行三舍法，学生与教师分裂，禁止教师、学生会见谈论。依靠分裂政策的统一，遭遇外力压迫，统一即时解体，不战亡国，就是分裂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