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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发展中的经济（第2页）

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乡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富裕，他们需要各种消费品，来满足各人的欲望，因此商业在北宋有高度的发展，商税也成为岁入的大宗。

商税——赵祯时，朝议减轻商税，范仲淹独以为不可。他说：“国家费用既不能减，不取商贾，必取农夫，农夫将受更重的剥削。应该先省国用，次宽租赋，最后才宽商贾。”官员们的消费品，依靠商贾来供给，减轻商税，自然对官员有利。现在减税不成，他们只好私营商业，非正式享受免税的权利。例如江淮转运使李溥借进贡名义，自率大船多艘运东南名产入京，单是两浙笺纸就满载三大船，他物数量，可以类推。赵煦正式承认官员免税经商，名义是品官本家服用物免税。开封税官捉得冒苏轼官衔漏税人吴味道一名，苏轼当时出守杭州，税官押吴味道去见苏轼，轼替他改题封条，平安回到开封。赵佶因臣僚以宫观寺院经商大盛，影响税收，限止马、牛、驴、驼、骡不入服用例，后来又令税关搜查。这只能给税吏更多受贿的机会，并不能阻碍权贵的谋利行为。

一般商货抽税的规则，名义上是过税（过路税）值百抽二，住税（到市出卖）值百抽三，官府需要品值百抽十。事实上税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吴味道在建阳（福建建阳县）买得纱二百端，价一百贯，路上经过场务（税卡）陆续抽税，到开封不存半数。货物如布帛、杂器、香药、宝货、羊猪，都得抽税，此外如农器、纸扇、草鞋、薪炭、谷菽、鹅鸭、鸡鱼、螺蚌、果蔬、瓷器、瓦器，一切细碎交易，都不能免，甚至空船往返也要纳税，称为力胜钱。税官私招一批专拦人（巡丁）沿路拘拦商旅到场纳税。起初每税钱百文提出十文给专拦人，称为事例钱。后来改为商人纳税百文，别纳事例钱十文。所收税钱不及十文，也纳事例钱十文。如苎麻一斤收税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税五文，却要问客人别要事例钱十文。这种苛税，给农民极大的苦痛，往往与专拦人互扭骂道：“我官钱十文纳了，你却问我要什么事例钱？你拿出章程来，我才给钱。”税官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改事例钱为市利钱。私行的事例从此变成法定的市利。

全国商税，赵光义时岁入四百万贯，赵恒时增加一倍，赵顼时京师商税五十五万余贯。全国总数超过一千万贯。

商市——国内市场首推东京（开封）、成都、兴元（陕西南郑县）三处，每年商税各在四十万贯以上。第二等市场（商税二十万贯以上）五处，都在四川境内。第三等市场（商税十万贯以上）多数也在四川。五代时最大市场扬州降在第四等（商税五万贯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税三万贯以下），这是国内市场很大的变动。海外贸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县）居次位，广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进口，税率值百抽十，官买蕃货十分之三，其余听自由贸易。赵祯时，三处收税总数五十三万贯。泉州（福建晋江县）、密州（山东诸城县）两处有时也设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头一人。宋时凡商店必须入行，原因是官府为便利科税索物，需要有行的组织。不问出卖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途，如医生、卜人、仵作（葬敛死人业）等业，都该立行听候呼唤。赵顼借口体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种物品时商人枉费高价购求应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计算每年需用物品数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钱，官府用行商钱收买货物，一年中随时取用。如年终不用，即令出卖，官收二分利息，特给免行（在一定时期内，免再供应官差）权利。赵顼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钱，并非真要体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贩，不得在街市做买卖，必须报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才准交易，不报官私自投行，查出处罚。令下十余日，京城街上提瓶卖茶人都投充茶行，挑水、担粥以至卖草鞋、头髲（音被（1），假发）人无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压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别出钱，却要平均负担，富商称幸，小商叫苦。当时有些朝臣反对这个新法，赵顼不得已改令每月纳免行钱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贩，准免纳钱，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五）货币

北宋工商业发展，因之货币流通额也特别增大。唐铸钱每岁约数十万贯，宋每岁五六百万贯，唐末渐用金银，宋时金银成为通行的货币，中唐始有飞钱，宋时交子（纸币）用途很广。宋人有一首破钱诗说：“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钱是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货币数量愈大，也就是阶级剥削愈益剧烈。

金银——唐末，威胜（浙东）节度使董昌每十天发一纲（一批）贡品，内黄金一万两、银五千铤。浙东不是最富地区，每月能输出金三万两、银一万五千铤，想见全国积存金银总数不少。宋初，赵匡胤、赵光义赐吴越国王金器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十万八千八百余两，吴越国进贡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余两。赵恒初年，银价每两八百文，金价每两五千文，后来用途愈广，十余年间金银价腾贵数倍，连赵恒也诧异起来。赵佶时，各路每年贡品（皇帝生辰进贡及南郊进贡）金银外，别有折银钱一万八千余贯，当时折价不可知，但外州县存银似已被朝廷逐年吸取，渐就枯竭，所以有折银的名目。赵桓亡国时，在围城中（金兵围开封）大括金银，金价每两涨至五十贯文，银三贯五百文，比赵恒时金价高十倍，银价高四倍。

铜铁钱——自西汉至隋通行五铢钱（西汉刘彻造），自唐至五代通行开元通宝钱（唐李渊造）。这两种钱的重量和质量最为适中，没有过重（如值百钱、值千钱）过轻（如榆荚钱、三铢钱）的弊病。宋铸钱务求得多，体质恶薄，远逊开元钱。有些地区，如四川及西北边郡用铁钱，价比铜钱更低。全国铸铜钱凡十七监，铸铁钱凡九监。铸铜钱用原料八十八两（铜六分余，铅、锡三分余）得钱千文，除火耗净重八十两。铸铁钱用原料二百四十两，得钱千文，除火耗净重一百九十二两。宋初，每年铸钱七万贯，赵祯时增至三百万贯，赵顼以后，岁铸铜钱五百余万贯，铁钱八十八万余贯。

便钱——宋初，依唐飞钱旧制，京师置便钱务，令商人缴现钱入务，扣汇费八分之二，领券到各州县兑钱，当日给付，不得留难。赵光义时收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赵恒时增至二百八十万贯。后来诸州钱悉输送京师，商人到当地不能领得现钱，官吏随意给予他物，便钱信用丧失，制度因而败坏。

交子钱引——四川通行铁钱，不便输运，商人私造钱券，称为交子（纸币），发行归富商十六户主持。朝廷见有利可图，禁商人私造，有四川、潞州、陕西等处，设交子务，官印交子。赵祯时交子分二十二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发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赵顼更造二十五界。交子始有前后两界。赵佶改交子为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钱引一贯，仅值现钱十余文。除福建、江浙、湖广免用钱引，其余各路普遍行用。

（六）工业

北宋工业发展，各地都有作坊制造器物。官办作坊规模较大，民间作坊大小不等。依据零碎偶存的记载看来，这些作坊多数是小手工业生产，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场的组织。

军器——军器制造，京师有南北作坊院，又有弓弩院。诸州各置军器作坊。弓弩院岁造角弝弓等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具，诸州岁造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余万具，产量可称巨大。赵顼设军器监，总管京师诸州军器的制造。招募军器专家，精究器械法式，成书一百一十卷。内分辨材、军器、什物、杂物、添修、制造、弓弩式等类。监中作坊有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炉作（冶锻）、皮作、麻作、窑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只许工师诵习，不许流传到外间。火药不知何时发明，赵恒时张存能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石炮只能拋远，火药能向上冲（金人南侵，有火炮名震天雷，也只能爆炸，不能射远），旋风得名的原因，当是宋初已用火药放炮。猛火油就是石油，边塞要地掘大池储油，能烧敌人营垒。北宋军备渐重火器，是一个大进步。

铸钱——蕲春铁钱监工作程序分三部，先是沙模作，次是磨钱作，最后是排整作。每日雇工人三百，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年工作九个月，得钱二十七万缗。大致本钱（包括原料工资）四文可铸十文，铁炭贵时，本钱六文可铸十文。旧制铸钱工人是招募（强迫）贫民，刺面隶属军籍，近乎奴隶的待遇。赵佶因军工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募民间铸私钱人充铸钱工匠，官造房屋（称营屋），许工匠一家人在营屋居住，自由出入。官发给物料，让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铸，按产品多少给与工资。此后，军工与募工兼用。

制茶——唐人饮草茶，不知焙制法，北宋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福建制最精洁，先蒸研，再编竹为格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蜡面茶价比上等片茶较贱，最精制的龙凤团，一团值钱四十千。

矿业——全国置矿冶二三百处，有淘、采、烹、炼等工程。有些矿完全官办，有些矿听人民开采，出产物卖给官府。当时开矿技术幼稚，或开采不久就枯竭，或开采岁久，所得不够费用。赵煦时陕西开铜矿，募南方工人到陕西筹备，择地造冶，似乎南方技术比北方较胜。石炭矿山西开采最多。怀州（河南沁阳县）石炭多运往开封做燃料，徐州石炭多做冶铁用。石油在西汉时已用作燃料。班固注《汉书·地理志》高奴县（延安县东）说，有洧水（源出安塞县），水上浮肥膏，可烧火。西晋张华作《博物志》，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都有石油的记载。北宋沈括作《梦溪笔谈》，记石油事较详。照沈括说，鄜州（陕西鄜县）、延州（延安县）居民采石油点灯，出烟极浓。采法是在河边沙石间，用雉尾挹取入瓦缶中，色如厚漆，因烟浓熏坏帐幕，所以很少人用它。

冶铁——徐州东北利国监是北宋最大的冶铁地，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余，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采石炭和冶铁两部。用石炭冶铁，据苏轼《石炭诗》说，造兵器极精锐。磁州（河北磁县）锻坊炼钢最好，取精铁锻百余火，每锻一次轻一次，锻到斤两不减，就成纯钢，色青黑有光。

印刷——雕版印书起源隋朝（杨坚开皇十三年，诏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唐、五代渐盛行，北宋印版书完全代替了手抄书。印刷技术杭州最好，四川较次，福建校勘不精，销路却最广，号称麻沙版。开封不亚杭州，但纸质差些。活字印书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发现木刻畏兀儿文草书体活字，足见中亚细亚国家先已通行，渐次传入中国，可是没有被中国刻书家采用（2）。直到赵祯时，毕昇始制中国活字版，用胶泥刻字，薄如钱沿，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板上铺松脂、蜡、纸灰等物；要印书，用一铁范置铁板上，铁板中排好字印，铁板下缓火微温，待药稍溶解，用一平板按铁范面，字印平固，就可印书。一板正在印刷，别一板已排成可用。活字版的发明，是文化上一大贡献。清朝“天禄琳琅”有宋本《毛诗》，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活字版在印刷业上的通行。

指南针——利用指南针（罗盘）航海，最早的记载是朱彧写的《萍洲可谈》。他说舟师识地理，夜间观星，白昼观日，阴晦时观指南针。沈括《梦溪笔谈》说，方术家（道士一类人）用磁石磨针锋，就成指南或指北针。针腰缀芥子大的白蜡，用细丝悬无风处，一端系住白蜡，针常指南。磁石能制指南针，北宋已经发现了。

上述几种工业外，造纸业、造瓷器业也有极大的发展。又如定州、单州、亳州纺织纱绢，备极轻巧。还有些日常用品如医生用刺针，女工用缝针、绣针，耒阳（湖南耒阳县）制造最精良，运销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条一头染硫黄，黑夜有急事，不及点灯，取火寸触火即燃烧发光，宋初已有人制火寸到市上贩卖。街上挑担卖小手艺工匠有钉校匠（铜匠）、补鞋匠、锢漏匠（修破器匠）等，想见当时小手工业的发达。

（七）户口

赵匡胤令诸州每岁奏报男丁人数，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女口不计，据宋朝户口记载，一户平均只一二人。这固由于人民逃避丁口税、衙前役等苛暴剥削，设法隐漏人口实数，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户等（户分九等，上四等应役，下五等免役），同时不计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赵匡胤时，全国户数在二三百万间。赵光义时，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万。以后逐渐增加，赵佶时，达最高度，计有户二千一万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万七百六十九，平均一户有两口。有些地方如德州、霸州平均三户四口。当时朝臣都说检查不实。自然，隐漏的人口一定有很大的数目。沈括《梦溪笔谈》载阳翟县（河南禹县）人杜五郎隐居事。五郎与兄同居，有田五十亩，后兄子娶妻，耕地不够赡养，五郎让田给兄，自率妻子别居，垦田三十亩。杜家未分居前至少有四男二女，分居后一家有二男二女，一家有二男一女。如果这是民间户口一般的情况，每户平均应有三四人至四五人。通计妇女口数与男丁大体相等，一户平均两口，加上妇女实际当有四口。再加上逃户隐口，北宋末年人口，应该将近一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