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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鸦片战争前的国际贸易（第2页）

（三）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待遇

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官吏订立合同，英商得在广州自由通商，并得若干商业上的便利。五十九年，广东商人组织一种机关，称为公行，业务是规定出口货的价格，保证卖货人的利益。经外商提出抗议，公行暂时停止。

清朝指定广州是唯一的外国通商口岸，其他口岸偶来商船，抽税极重，驱使归向广州。广州官（上自总督，下至税吏）抽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商税以后，又勒索贿赂，毫无限止，外商屡求减轻，甚至提出停市作要挟，清官吏有恃无恐，全不理会，外商只好忍受贪官的虐待。

乾隆二十五年，公行又正式成立。三十六年，公行大半破产，政府下令解散，并令偿还欠东印度公司债务银约十万两。当时广东借债利率，通常月利五分，暂借二分或三分，有确实担保品的借款，月利一分。英商由印度运来大量银钱，贷与广东商人，积累至四十七年，华商欠英商三百八十万先令。政府认为事态重大，令华商从速清偿债务，禁止再借外债，并设立一种介在官府与英商中间的经理机关，名称仍是公行。

公行数凡十三，有约束外国商人、传达官府命令、代官吏勒索贿赂等权利。公行设有商馆，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居住馆中，凡雇用司账员、仆役、厨夫、船夫等，全由公行经手绍介，不得自由行动。

广州苛待外国商人，可看下列几条规定：

（1）外国妇人不得居住商馆；（2）不得用中国仆妇；（3）不准坐轿，必须步行；（4）不得乘船游行江上，更不得游行街市，每月只许初八、十八、二十八天三天，入花园游玩，但必带同翻译，翻译负责监视雇主的行为；（5）不得直接向官府进禀，凡各种请愿，必须由公行代禀；（6）所有住商馆外人，必须受公行管束，不得随意出入，购买货物，由公行代办；（7）通商时期已过，禁止在广州居住，应载货归国或往澳门。

外国商人忍受中国官吏无情的榨取和无理的待遇，百折不回，定要开辟中国市场。乾隆十六年停泊黄埔（公行商馆所在地，外商只许到黄埔，不准入广州城）的商船，计英船九艘、荷船四艘、法船二艘、丹麦船一艘、瑞典船二艘，共十八艘。乾隆五十四年，英船六十一艘、美船十五艘、荷船五艘、法船一艘、丹麦船一艘、葡船三艘，共八十六艘。英国对华输入品，二分之一以上是鸦片，四分之一是印度棉花；中国对英输出品，茶叶占五分之三，丝占五分之一，棉织物也输出不少，促成广州附近棉织工场的发达。

（四）英国与广东地方官的交涉

道光十四年，英国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商业特权，决计与中国直接通商，先一年，英王派遣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为副监督，罗宾臣为第三监督，来中国管理并发展英国商务。十四年七月，律劳卑等到澳门，改乘商船到广州，送公函给广东总督卢坤，说明自己受英王命令，来华办理英国商务，要求与总督会面。总督不认律劳卑有平等地位，拒收公函，令照旧例具禀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与卢坤间，因公文程式大起纠纷，公行被官府逼令设法驱夷酋（律劳卑）离广州，公行无法应付，倡议停止商务。凡英商货物，一概拒绝运载。九月，总督斥责律劳卑愚钝顽迷，不遵中国法律，下令停止英国通商，所有契约，一概无效，商馆雇用人（翻译、仆役等）一概告退，中国人供给英人食物，处死刑，外国人供给英人食物，处重罚。律劳卑受辱不可再忍，令战舰两艘冒炮火强航至黄埔，保护商馆，总督也派军队包围商馆，断绝水路交通，形势危急。律劳卑突患热病，自动退回澳门，不久病死。卢坤解除通商禁止令。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继任为商务总督。总督卢坤命令公行，传谕英商推选大班（商人首领），不许再有所谓监督官。在华英商上书英王，要求派遣军队，直接与清政府交涉。德庇时主张采取静默态度，等候英政府的训令。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德庇时辞职，罗宾臣继任。第三监督义律因阿柔号水手十二人被海盗虏获勒赎，持公函向地方官交涉，路上遭清官吏袭击倒地，大受侮辱。义律声称：“我这公函，关系十二人生命。”清官吏说：“我们只受禀单，不知有公函。”

广东总督奉清帝命，加重压制外国人。道光十七年，义律继罗宾臣为商业监督，得英政府许可，放弃静默政策，决用超寻常手段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

义律上书英政府，指陈鸦片贸易早晚必起冲突，请派兵增援。英政府令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马他仑爵士（SirFrederid）带队往中国，出兵名义是保护英人在华的利益。道光十八年，马他仑到广东，义律通知广东总督，请派员来见马他仑，总督令公行退还公函，说非禀单决不收受。总督下令搜查外国船，大声盘问：“你们船里载有马他仑么？载有妇人及水手么？如果载这类人，不准你们航行虎门水路。”马他仑率战舰三只，要求总督说明理由，并称庄严的英国不能忍受这侮辱。总督见情势危急，惊慌无策，令广东某提督出面调停，交换相互平等的礼仪，英舰退还铜鼓湾。总督见英舰退去，又大发文告，令公行及翻译负责管教外国人，使学习文明礼貌，禁止外人宿娼****，外人带眷属不得同坐一船。这一类侮辱告示，张贴公行正门上，激动外国商人愤怒更甚。

（五）鸦片输入与白银流出

明朝鸦片传入中国，价贵同黄金，流行不广。荷兰人制鸦片烟诱爪哇人吸食，清初传至台湾，转传闽粤，吸食渐广。雍正七年谕禁鸦片，凡贩卖及开烟店，处重刑。鸦片流行与官吏受贿，是不可分的，朝廷禁止令只能给官吏更多的纳贿机会。乾隆三十二年，鸦片输入增至一千箱。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由孟加拉（Bengal）、彼哇（Behar）、我利萨（Orissa）等地鸦片的专卖权，开始向中国输送（以前是由葡商输入），逐年增加。四十五年，竟达四千零五十四箱。嘉庆元年，清朝再下令禁止外国输入鸦片及国内栽种罂粟。

鸦片销路逐渐扩大，朝廷又严刑禁止，从中获巨利的自然是广东官吏。英商运鸦片至海边，中国商船出海用现金收买，载回市场发售，在买卖过程中，无一处不是官吏纳贿的机会。嘉庆二十五年，鸦片输入五千一百四十七箱，道光元年七千箱，四年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累增至十四年，达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五箱，十七年，达三万九千箱。大抵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平均每年输入四千四百九十四箱，道光元年至八年，每年平均九千七百零八箱，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每年平均三万箱（每年流出银三千万两以上）。这样剧烈的鸦片输入，同时就是剧烈的白银输出，清政府哪能不设法自救呢？

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称：“乾隆以前，海关则例中，鸦片列入药材，每担抽税三两，附加税二两四钱五分，总计五两四钱五分。嘉庆元年，严刑禁止入口，鸦片变成秘密贸易，交付全用现银，因此银价腾贵，往先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文，现在换一千二百文乃至一千三百文。小民生计穷促，不可终日。从古以来，法令愈严，结果一定贿赂愈多，官吏刻剥愈甚，奸人作恶愈无忌惮。臣请准许鸦片合法贸易，由公行用土货交换，庶几现银可停止流出。”广东总督邓廷桢赞助许乃济，奏请认鸦片贸易为合法，征收关税，允许输入。当时朝臣群起反对，旻宁从众议，再下令严禁。

邓廷桢令公行驱逐外国鸦片商九人出境，义律提出抗议，邓廷桢停止英国通商，表示禁烟决心。一部分官吏却乘机包办，用官船秘密输送，贸易暗中发达，获利极巨。某次偶尔查获鸦片八箱，忽然四箱不见，四箱没入官府，箱内鸦片全变成砂土。这真是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服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

道光十八年，鸦片输入至五万箱以上，清政府愈益感到禁烟的必要了。邓廷桢派官缚中国鸦片商人至商馆前执行绞刑。十九年，又至商馆前执行绞刑，英、美、法、荷诸国商人取下国旗，表示反对，义律提出书面抗议，总督丝毫不让，发出斥责命令，交公行转达义律。

（六）战争不可避免

英国——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依赖于对华的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于这个贸易的偷运性质。如果中国政府允许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贸易，同时允许在华植种鸦片，那么，英印国库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表面上主张自由买卖毒药，暗中却保护自己对于鸦片生产的垄断权。所以英国所谓自由贸易的本质，到处可以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差不多就是垄断。

印度英国政府，它的七分之一的收入是由于出卖鸦片给中国人得到的。印度对英国布匹的很大部分的消费，却是靠这种鸦片的生产为转移的。因此英国政府绝对需要鸦片贸易的顺利进行，而且需要不合法贸易的顺利进行。为保持这种利益，自然只有诉诸强暴的战争。

广东官吏——广东官吏是绝对欢迎英国走私贸易的，同时也是绝对欢迎清政府严厉禁止的。因为鸦片既有命令禁止，关税当然废止，官吏利用职权，私收比关税增若干倍的贿赂，中外商人无不愿意。朝廷禁令愈严，官吏的权力愈大，非法贸易更较合法贸易容易扩张，鸦片愈禁愈盛，这是主要的原因。由于他们是清朝的官吏，不得不应付清朝的命令，在必要的时候，扮演傲慢狂暴、昏顽无知的丑剧，表示自己替朝廷实心办事。所以他们不仅制造祸因，而且还竭力发展祸因。伦敦每日电讯这样写道：“我们应该鞭打每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英）国徽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般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在桅杆上示众，随风飘动，倒能警戒人心。”中国官吏应该鞭打，每一中国人民都有这种权利，但是英国人说这些话，未免忘记自己也是海盗、凶手、坏蛋了。

清政府——湖广总督林则徐奏请禁烟道：“如果鸦片不禁，国日贫日弱，数十年后，不仅无饷可筹，而且无兵可用。”这样最惊心的议论，自然大得旻宁的赞许，因为人民穷到无可剥削，军队失去镇压作用，清朝统治还能存在么？要自救，只有诉诸武力的一途。

英国和清朝都不惜一战，广东官吏又从中扇动战火，鸦片战争不能不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