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隋唐以来文化概况
第一节佛经的翻译
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经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文化。佛经的流传,全赖翻译事业的成功,翻译的成功,又全赖翻译技术长期的改善。从东汉到唐朝是佛经输入时期,译经家大体分直译、意译两派。
(一)直译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竺法兰(中天竺人)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总摄佛学要旨,文义通显,梁启超证明它是后人伪造书,绝非东汉译本(印度并无原本)。这就是说,东汉到东晋,所有译出经典,全是直译,没有意译,《四十二章经》是著述,不得误认为译本。
东汉末年安清(安息国人)译出经论三十九部,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同时支谶(月支国人)译经十余部,也被称为“深得本旨,毫不加饰”。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都是照原本直译,所谓“弃文存质(实),保存经意”,成为译家共遵的规律。
三国时代胡僧东来愈众,译经也愈多,文辞朴质,只供佛徒诵习,不为士大夫所称道。西晋初,法护通西方三十六种语言,译经一百六十五部。法护是华化的外国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郡),又得信士聂承远参正文句,删除烦杂,虽然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言的胡僧照原本直译,确已改进了一步。
前秦苻坚时,秘书郎赵政开始有组织地翻译经典,他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胡人)口诵经本,昙摩难提(胡人)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言)宣译(译成汉言),敏智(中国人)笔受为汉文本。又译《婆须蜜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佛念(中国人)宣译,惠嵩笔受,道安、法和二人共同校定。因翻译精当,二经流传历久不废。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政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政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文直译。道安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中国文法;(2)梵语朴质,中文华美(佛经输入,正当骈体文极盛时代),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语同一意义,反复再三,不嫌烦复,译时不得不删去(通常翻译,总要删削三分之二);(4)梵文结尾处,要把前文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话已说完,要说别事,又把已说的话重说一遍,译时不得不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恰当;(2)古圣深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精通;(3)阿难(释迦的弟子,释迦死后,阿难结集佛说成经)等(大迦叶及五百大罗汉)造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译述,难得正确。因为“五失本”、“三不易”,所以道安主张严格地直译,尽可能保存梵文原来的语意。
(二)意译派
直译派对翻译事业态度是忠实的、严谨的,可是译出的经典晦涩难读,很少人能通达真意。道安死后不久,后秦姚兴时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大译经典,意译派盛行,佛学因此广泛地流传起来。
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新疆库车县)人,通大乘(大乘说一切都空)学。姚兴尊其为国师,创译新经论(罗什以前,各译本称古经)凡三百余卷。罗什主张翻译不可能,曾对弟子慧叡说:“天竺文体华美,与音乐配合,翻译以后,只存大意,失去真美,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但无味,反使呕吐恶心。”因为译经“只存大意”,所以凡罗什所译,文辞流便(流丽圆通),全改旧译“古质”的风格。他临死发誓:“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虽然意译,态度仍非常忠实和严谨。
罗什著名弟子竺道生、释道融、释昙影、释僧叡等多人,及南北朝胡僧、梵僧,继承译事,无一人敢与罗什立异,直译完全绝迹。隋时释彦琮作辩证论,综合各派论译意见,指出译人应具备八个条件:
(1)诚心爱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
(2)品行端正,不使旁人讥疑;
(3)博览经典,通达义旨,毫无滞惑;
(4)涉猎中国经史,擅长文学,辞能达意;
(5)度量宽和,虚心求益,切戒武断固执;
(6)深爱学术,不喜名利,不想出风头;
(7)要精通梵文;
(8)要懂中国文字学。
意译派的理论,到彦琮已经完成。唐朝译经甚多,翻译技术愈益纯熟,梵、胡、华著名译人十余人,其中最著的是三藏法师玄奘。玄奘游历五天竺凡十七年,博通佛学,在五天竺称第一。贞观十九年用二十匹马,载回经、律、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东汉以来,这是佛经第一次大输入。玄奘居长安弘福寺(后居慈恩寺)终身从事翻译,翻出经、论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与罗什同称最大的译家。
(三)译场组织
译场组织至玄奘时大备。译场有证义十二人(全国著名通经僧徒),缀文九人(全国能文僧徒),字学一人(擅长文字学),证梵语梵文一人(精通梵文僧徒),笔受(记录)、书手(抄写)若干人。太子太傅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奉李治(唐高宗)命看阅经文。唐宋两朝宰相照例带“译经润文使”衔,从玄奘译经始。
北宋初,天息灾(印度迦湿弥罗人)等受赵光义(宋太宗)命居译经院(又名传法院,院分三部,中部译经,东部润文,西部证义。译经院附设印经院,译出经典,即时开雕),翻译经典。天息灾定译经仪式:第一译主,正坐面向外,宣读梵文;第二证义,坐左旁,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右旁,听译主高声读梵文,是否有差误;第四书字,听梵语写成文字;第五笔受,翻梵语成华语;第六缀文,整理记录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梵华文字,使无讹谬;第八刊定,删削烦冗,订定句义;第九润文官,朝南坐,润饰文字。北宋佛学已衰,译场组织虽极详备,译经成就却远逊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