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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3（第1页）

第五章复明运动3

此札言慎可家事颇详，自是致维枢者。编辑误列，不待详辨。至牧斋与梁化凤之关系，俟后论之，兹暂不涉及。

又，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谮，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妇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岂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

前论牧斋所以得脱黄毓祺案牵累之故，疑与梁维枢有关。惜今尚未发见确证，故难决言。检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载有：

柳如是家信稿（原注：“十六通。自写。”）一本。牧斋甲申年日记一本。又乙酉年日记一本。

又记豫王下江南事迹一本。

又被累下狱时与柳如是信底稿（原注：“内有诗草底稿。”）一本。

等数种。若非伪托，而又尚存天壤间者，则实为最佳史料。唯未曾亲睹，不能判其然否，殊深怅恨也。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者，即牧斋之脱祸，由于人情，而不由于金钱。今所见载记，如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七》附《芸窗杂录记》“顺治四年丁亥事”略云：

海虞钱牧斋，名谦益，中万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矣。乙酉岁，北兵入南都，率先归附，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朝大功臣也。然臣节有亏，人自心鄙之。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未几即令驰驿归，盖外之也。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

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几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

及计六奇《明季南略·九》“黄毓祺起兵行塘”条附记云：

（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

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兹略征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愈，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不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三十九通云：

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

检《有学集·一七·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己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晋相见。牧斋作此札，尚在黄案未了结之时。然则叶、计两氏所言之非信史，更可见矣。

又，叶、计两氏所以有此记载，盖据当时不明牧斋经济情况者之传说。牧斋虽不以富名，但家藏珍本书籍，平时服用，亦非甚俭薄，然则其何术以致此耶？

明末苏松常镇之士大夫，多置田产，以供其生活之费用。清室因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江南士大夫多响应者，发起奏销案以资镇压。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奏销案》一文，可概见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云：

双白来，得手教，谆谆如面谈。更辱垂念，家门骨肉道义，情见乎词。可胜感佩。近日一二枭獍蜚语计穷，谓寒家户田欠几万金，将有不测之祸。又托言出自县令之言，簧鼓远近。试一问之，户有许多田，田有许多粮。若欲欠盈万之额，须先还我逾万之田而后可。小人嚼舌，不顾事理，一至于此。此言必有闻于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门高枕，却苦脚气缠绵，步履艰涩。此天公妒其安闲，以小疾相折抵也。

寅恪案：此札虽不知致谁者，但据“家门骨肉”之语，知其人为牧斋同族。“双白”者，指王廷璧，见《明诗综·八十·上》等。牧斋之免于奏销案之牵累，当别有其他原因，然其田产无论有无，纵或有之，亦微不足道，观此札可以证知。牧斋既不依田产收入为生，则其家计所赖，唯有卖文一途。《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孝女揭》略云：

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茕茕女子，蓄积几何。

此虽指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由北京还常熟以后事，但黄案之发生，即在此年之后。此数年间，牧斋遭际困顿，自不能置田产。由是言之，牧斋丙戌后之家计，亦与其前此者无异，皆恃卖文维持。赵管妻之语，固指丙戌以后，实可兼概丙戌以前也。今所见资料，足资证明此点者殊多，不须广引。考牧斋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见黄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李北海“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见《杜工部集·七·八哀诗》之五及《旧唐书·一百九十·中·文苑传·李邕传》），韩昌黎谀墓之金（见《新唐书·七六·韩愈传》附《刘叉传》），其故事可举以相比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五通》，其第五通云：

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尚有一二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

同书同卷《与遵王三十通》，其第五通云：

岁行尽矣，有两穷为苦。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甫老寿文，前与其使者以望日为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时候也。一笑！

牧斋所谓“苍头”，当即指钱斗辈而言，俟后论述，暂不之及。兹以两札所言，颇饶妙趣，并足以实写其生活状况，故附录之。《东坡集·一三·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受之之语，殆从苏句得来欤？

关于牧斋与介子是否如马国柱所谓“素不相识”之问题，兹检《牧斋尺牍·中·与木陈和尚（寅恪案：木陈即道忞）二通》，其第二通云：

《密云尊者塔铭》，十五年前，已诺江上黄介子之请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辞。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尔时或得围绕猊座，觌面商榷，庶可于法门稍道一线，亦可以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其第一通略云：

丧乱残生，学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补造《密云老人塔铭》，以偿十五年旧逋，每一下笔，辄为战掉。次后著语，颇为老人施十重步障。窃自谓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澜翻，千喙剥啄，亦可以譬诸一吷，付之一笑。

及《有学集·三六·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略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补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祓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事，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殁，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属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忞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亦反其往日畏葸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补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抑更有可论者，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二·邓起西墓志铭》略云：

君名大临，字起西，别号丹邱，常熟人。起西幼孤，稍长即能力学，从游于江阴黄介子毓祺。岁乙酉，江阴城守不下，介子与其门人起兵竹塘应之。起西募兵于崇明。事败，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来书，为人告变，捕入金陵狱。起西职纳橐饘。狱急，介子以其所著《小游仙诗》圜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当事戮其尸。起西号泣守丧锋刃之中，赎其首联之于颈，棺殓送归，有汉杨匡之风。起西师死之后，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遂佗傺而死。闻者伤之。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精舍馆我。款对数人，张雪崖、顾石宾皆其道侣也。随访熊鱼山于鸟目，访李肤公于赤岸，皆起西导之。（寅恪案：可参梨洲《思旧录》“李孙之”及“熊开元”条。）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杨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为怀。然不意其从此不再见也。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讦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