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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钱氏家难（第3页）

寅恪案：瞿四达此揭所言钱朝鼎豪霸恶迹，即就以解任已久之封条封闭芙蓉庄一事，可为明证。至牧斋之殒命，亦因朝鼎遣仆登堂，朝暮逼索所致。然则朝鼎不但逼死河东君，亦逼死牧斋矣。朝鼎在乡何以有如此权势，恐与四达《揭》中所云“朝鼎挽腹亲，王曰，俞解其事”等语有关。“腹亲”二字，疑为“福晋”之别译。即满文“王妃”之义。以当日情事言之，汉人必不能与满洲亲王发生关系。疑四达所指之王，乃尚可喜。据道光修《广东通志·四三·职官表·三四》载：

钱朝鼎，顺治十年任广东提学道。

张纯熙，顺治十三年任广东提学道。

《清史列传·七八·尚可喜传》略云：

尚可喜，辽东人。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奎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崇德元年封智顺王。七年，锦州下，赐所俘及降户。可喜奏请以部众归隶汉军。于是隶镶蓝旗。八年，随郑亲王济尔哈郎征明。顺治元年四月，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击败流贼李自成。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赐金册金印。统将士征广东。携家驻守。十三年，赐敕记功，岁增藩俸千两。是时粤地皆隶版图。（康熙）四年谕曰：近闻广东人民为王属下兵丁扰害，失其生理。此皆将领不体王意，或倚为王亲戚，以小民易欺，唯图利己，恣行不法之故。自今务严加约束，以副委任。

可知朝鼎任广东提学道之时，在可喜“统将士征广东，携家驻守”之期间。岂朝鼎为平南王之亲戚，故习于“唯图利己，恣行不法”耶？俟考。

《虞阳说苑·乙编·后虞书》云：

瞿知县四达比较钱粮，即过销单，必加夹打，云以惩后。

又云：

瞿知县杀诸生冯舒于狱。邑中各项钱粮，惟舒独知其弊。诸生黄启耀等，合词上瞿贪状。瞿以贿饰。疑词出舒手。故杀之。

今若揆以《常昭合志稿》所载朝鼎事迹，则为能“端士习，正文风”“归橐不名一钱”及“执法持正”之人。而《后虞书》则谓瞿四达乃一贪酷之县官。由是观之，明清间之史料，是非恩怨，难于判定，此又一例也。

《家难事实》附各台《谳词》“督粮道卢，为伐丧杀命等事批”云：

钱谦光以宦门宗裔，甘作无良，乘丧挟威，逼柳氏投缳，命尽顷刻，诚变出意外也。尤可怪者，钱曾素以文受知太史，宜有知己之感，奈何亦为谦光附和耶？审讯犹哓哓申辨，如诈赃一百廿两，银杯九只。据张国贤供称，陆奎经收分受，则光等之婪赃杀命，律有明条，该县徇情玩纵，大乖谳法。但人命重情，必经地方官审究真确，方可转报。仰常熟县再将有名人犯各证严加讯究，并分赃确数，致死根由，依律定拟入招解道，以凭转解抚院正法，移明学道革黜。事关重案，该县务须大破情面，赃罪合律，毋得徇纵，复烦驳结，速速缴。康熙三年又六月十九日。

寅恪案：《有学集补·卢府君家传》云：

（綋康熙元年）壬寅奉命督粮苏松，建节海虞。

可知“督粮道卢”，即上引《江左三大家诗钞跋》之作者卢綋，亦即上引《孝女揭》中“复控粮道，仰系审解”之“粮道”。澹岩《跋》云：“易箦之前二日贻手书，以后事见嘱。”可知牧斋早已预料其身死之后，必有家难。（此点可参上引瞿四达《揭》文“当夫子疾笃卧床，（朝鼎）即遣狼仆虎坐中堂，朝暮逼索，致含愤气绝”等语及寅恪所论。）故以后事托卢氏。今观澹岩批语，左袒河东君，而痛责钱谦光、钱曾等，可谓不负其师之托，而《河东君遗嘱》（详见上引）云：

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

据此，澹岩乃河东君垂绝时，心中所认为牧斋相知之一无疑。斯又可证澹岩《跋》中“不可谓不知己”之语诚非虚构矣。又各台《谳词》“盐院顾，为乘丧抄逼，活杀惨命事批”云：

钱宦弃世，曾几何日，而族人遽相逼迫，致其庶室投缳殒躯，风俗乖张，莫此为甚，仰苏松道严究解报。

寅恪案：此“盐院顾”，当即上引梨洲《思旧录》中之“顾盐台”及《柳南续笔》之中“鹾使顾某”，亦即求牧斋作三篇文之人。此人既欲借牧斋之文以自重，其批语亦左袒河东君，殊不足异。但其人与牧斋似无深交，非如澹岩受业于牧斋者之比。故其批词亦不及澹岩之严厉也。

复次，观上引钱氏家难三文，当日河东君被迫死之情状，已甚了然。唯其所谓“三千金”或“银三千两”者，与《虞阳说苑·甲编》冯默庵（舒）撰《虞山妖乱志》中所言钱曾父裔肃有关。默庵之文（可参同编据梧子撰《笔梦》末两段所载及《河东君殉家难事实》顾苓、归庄《致钱遵王》两札）略云：

钱裔肃者，故侍御岱孙，宪副时俊子也。岱罢官归，家富于财，声伎冠一邑。裔肃亦中顺天乙卯举人。诸孙中肃资独饶。有女伎连璧者，故幸于侍御，生一女矣，而被出。肃悦之，召归，藏玉芝堂中三年，而家人不得知，与生一子，名祖彭，为县庠生，其事始彰。万历丁巳，侍御举乡饮，将登宾筵，一邑哗然。监生顾大韶出檄文讨其居乡不法事，怨家有欲乘此甘心者，（钱）尚书（谦益）素不乐侍御，口语亦藉藉。钱（裔肃）乃大惧，遽出连璧。已而侍御死，宪副亦殁。诸兄弟皆惎裔肃，有为飞书告邑令杨鼎熙，言连璧事者，杨以谂尚书。尚书答曰，此帷箔中事，疑信相参。书似出匿名，盍姑藏弆之，当亦盛德事耶？有钱斗者，尚书族子也。素倾险好利。裔肃以尚书相昵，故亦亲之。遂交构其间，须三千金赇尚书。裔肃诺。斗又邀其家人赍银至家。斗居城北，其邻有徐锡策者，称好事。诇得裔肃[imgalt=""sragesad0016。png"]赇事，遂讼言告人。银未入尚书家，而迹已昭著不可掩。裔肃族人时杰者，又白之于巡按御史。尚书亦唯唯，无所可否。于是其事鼎沸。时杰得贿，几与尚书等。裔肃始以其事委尚书，出重贿，要万全。已而尚书不甚为力，故怨之。裔肃诸弟又日以宪副故妓人纳之尚书，裔肃不得已亦献焉。凡什器之贵重者，钱斗辈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是时抚吴为张公国维。尚书辛丑所取士也。以故府县风靡，无不严重尚书者。裔肃所费既不赀，当事者姑以他事褫革，而置奸祖妾不问。邑人自此仄目尚书矣。

然则《河东君遗嘱》所谓“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孝女揭》所谓“奉族贵命，立索柳氏银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及赵管《揭》所谓“必要银三千两，如少一厘，不下事”等语中之“三千金”，疑即此文裔肃赇尚书之“三千金”。而遵王向微仲索取之“香炉古玩价高者”，恐即指钱斗向钱裔肃“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之贵重什器也。如此解释，是否合理，仍俟更考。

又《虞阳说苑·甲编·过墟志感》一书，虽为伪讬，但其中用语，可与《孝女揭》相参校者，如称钱曾为“兽曾”之类是也。至刘寡妇以其家资全付与其婿钱生者，殆常熟风俗，妇人苟无亲生之子，例以家资付其女及婿。此所以钱朝鼎、钱曾等由是怀疑河东君以牧斋资财，尽付赵管夫妇，因而逼索特甚，致使“进退无门”，且叱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门”。故《过墟志感》虽为伪托之书，于当时常熟风俗，仍有参考价值也。

复次，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二》及同治修《苏州府志·一百》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兹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又《家难事实》载严武伯（熊）《负心杀命钱曾公案》文云：

窃闻恩莫深于知己，而钱财为下。罪莫大于负心，而杀命尤惨。牧斋钱公主海内诗文之柄五十余年，同里后学砚席侍侧者，熊与钱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肉未寒，反颜肆噬，逼打家人徐瑞写身炙诈银三十六两。今月廿八日复诬传族势赫奕，同钱天章虎临丧次，立逼柳夫人惨缢。亘古异变，宇宙奇闻。熊追感师恩，鸣鼓讨贼。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诉，少效豫让吞炭之意。

王渔洋《感旧集·一二》“严熊”条，卢见曾《补传》云：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鸿集》。

《小传·下·》附宋琬《安雅堂集·武伯诗序》（可参陈寿祺《郎潜纪闻·八》“虞山钱宗伯下世”条）云：

钱牧斋先生常顾余于湖上，语及当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严生武伯者，纵横跌**，其才未易当也。”后与武伯定交吴门，先生已撤琴瑟再闰矣。武伯身长八尺，眉宇轩轩，骤见之，或以为燕赵间侠客壮士也。酒酣以往，为言先生下世后，其族人某，妄意室中之藏，纠合无赖，嚣于先生爱妾之室，所谓河东君者，诟厉万端，迫令自杀。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其罪。其人大惭，无所容。聆其言，坐客无不发上指者。呜呼！何其壮哉！又一日饮酒，漏三鼓，武伯出先生文一篇示余，相与辨论，往复不中意，武伯须髯尽张如猬毛，欲掷铁灯檠于地者再，厥明酒醒，相视而笑曰：“夜来真大醉也。”虽狂者之态固然乎？而其护师门如干城，不以生死易心，良足多也。

龚鼎孳《定山堂集·四二·（康熙丙午迄庚戌）存笥稿·严武伯千里命驾且为虞山先生义愤有古人之风于其归占此送之七绝五首》云：

清秋纨扇障西风，红豆新词映烛红。扣策羊昙何限泪，一时沾洒月明中。

死生胶漆义谁陈，挂剑风期白首新。却笑关弓巢卵事，当时原有受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