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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2（第3页）

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

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据《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一三《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岭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既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为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闲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征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两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亦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复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检《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二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并宿于其山房。并同集一九《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至于“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一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皇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二八》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四·陈李倡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城”耳。（可参《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八《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父轨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二九·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九·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四六·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处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至所言“张三作侠”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与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题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昂之传》略云：

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略云：

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惟张冷石先生（等）而已。

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

五月十六日往载（先生）尸。十七日至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贳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执友且姻也。

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侠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佘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现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亦有间接之关系。兹请略言之。或疑前所引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中“张三作侠”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四·乐府·南商调二郎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彦容作二首〉》。同书五《诗余·〈菩萨蛮·和彦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又考《青浦诗传·一二·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佘之北，复构别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居东佘，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殀，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五·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顾彦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郎中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影后身。”又同书一《泖上新居》，后附彦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涉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五·〈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五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佘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并子野《花影集·一·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余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

是佘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佘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溪”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二章所考证。由此言之，凡《陈李倡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分，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为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五首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四九·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六》“拂水山庄”条），其二云：

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碧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赢得诗人绝妙辞。

亦用此歌第二首“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母难辨者。其以音近之故，易“影怜”之“影”为隐遁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二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