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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第1页）

第二期

牧斋未见河东君之前，经过朱子暇、汪然明、姚叔祥及惠香诸人先后之介绍，机缘成熟，于是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有一月，杜兰香、萼绿华之河东君，遂翩然来降于张硕、羊权之牧斋家矣。今读《东山酬和集》，其惊才绝艳，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兹取《东山酬和集》与牧斋《初学集》及钱遵王此集诗《笺注》，并《列朝诗集》所选程孟阳、沈景倩诗等参校。以遵王不注河东君之作，故本文主旨在专释证河东君之诗。至牧斋之作，则非与解释河东君之作品及其情事有特别关系者，多从删略。其余牧斋之诗通常典故，以遵王之《注》征引颇备，故亦不赘述焉。

《东山酬和集》首载沈璜序及孙永祚《东山酬和赋》。沈璜本末见《列朝诗集·丁·一三·下·小传》。同治修《苏州府志·八七·沈璜传》即取材于《列朝诗集》，无所增补。孙永祚本末见同治修《苏州府志·一百》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十》本传。沈《序》末题“崇祯十五年二月望日”，孙《赋》末题“岁在壬午孟陬之月”，似此集诸诗，有刻成于崇祯十五年二月之可能。但检《牧斋初学集·二十·东山诗集·三》（原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载《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此四首诗《东山酬和集》并未收入。据沈氏《序》云“壬午元夕，通讯虞山，酬和之诗，已成集矣”，可知此集诸诗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前实已编定。牧斋自和之《合欢诗》，既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后，自无从收入此集。孙《赋》题作“壬午孟陬之月”，则其作成之时间，当与酬和诸诗编定之月日相距不甚久。因孙氏为常熟人，与牧斋同居一地，往来近便故也。

《牧斋尺牍·二·与孙子长》第二通云：

《茸城》诗和章盈帙，不必更烦仁兄。求作一小赋，冠于集端。以赋为序，少变缘情之法，亦词林一美谈也。改诗乞即付下，但略更字面可耳。

寅恪案：牧斋此札不载年月，当是崇祯十五年正月所作。于此可见孙氏作赋时，酬和诸诗皆已编定矣。至“改诗”云云，不知所指之诗是否与酬和诗有关，词语简略，未敢断定也。

又，《列朝诗集·丁·一六》所选沈德符诗中有《钱受之学士新纳河东君作志喜诗四律索和本韵》即和牧斋《合欢诗》者，亦未收入。当是沈诗寄与牧斋时日过晚，已不及收入矣。所可注意者，《催妆词》及《合欢诗》不载河东君及程孟阳之和作。此俱不可以时日较晚、居处较远之故，未能编入为解说。岂河东君以关涉己身，殊难著笔，既不能与牧斋及诸词人竞胜，遂避而不作耶？若孟阳者，其平生关于牧斋重要之诗，几无不有和章，独于此二题阙而不赋，其故当由维生素丙之作用。关于此点，前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中已言及之矣。

今观沈《序》孙《赋》，古典今事，参错并用，颇为切当。读者取此集中钱、柳诸诗以证其本事，则知两文之经牧斋赏定，殊非偶然也。沈、孙之文，今虽不暇详释。但沈《序》中“隃麋史笔，长傍娥眉。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孙《赋》中“掌记纾忧于行役，援桴贾壮于从军”诸句，则请略言之。“隃麋史笔，长伴娥眉”可以不论。“掌记纾忧于行役”，则用《唐诗纪事·五八》“韦蟾”条，亦可不多述。“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援桴贾壮于从军”，则俱用梁红玉事。推原沈、孙二人所以同此取譬者，盖两氏下笔之时，皆在崇祯十五年正月以后，当已见及牧斋崇祯十四年《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其结句云“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及同年十一月牧斋与河东君偕游镇江，所作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俱见《初学集·二十·东山集》）。此题共八首，其第七首云：

柁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寅恪案：宋韩世忠墓在苏州灵岩山（见钱遵王《初学集诗笺注》此诗条，同治修《苏州府志·四九·冢墓·一》“吴县”条及《金石萃编·一百五十·韩蕲王碑文》并跋语），诗之结语指此。牧斋既以梁红玉比河东君，则璧甫子长用通知兵事、亲执桴鼓之杨国夫人典故（见《初学集·四四·韩蕲王墓碑记》。下文当更详论），亦非无所依据也。沈《序》、孙《赋》俱是佳文，而孙《赋》尤妙。寅恪深赏其“芳心自许，密讯方成。犹有留连徙倚，偃蹇犹夷。乍离乍合，若信若疑”等句，最能得当日河东君之情况。子长殆从《洛神赋》摹写美人形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语，而改为摹写美人心理“乍离乍合，若信若疑”之辞。白香山《花非花》曲（见《白氏文集·一二》）云：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程孟阳赋《朝云诗八首》，以摹写河东君，除因当时河东君以“朝”为名外，实亦取义于香山此诗。非仅用巫山神女及东坡侍妾之名。松圆与河东君甚有关涉固不待言，雪屋执贽牧斋之门，又家居常熟，自必有所耳闻目见，故能描绘入微，曲尽其妙，真能传神写照，不致见笑于周昉，如前引牧斋《黄媛介诗序》中之所言者也。

综合《东山酬和集》所收之诗，共计七十七题，九十七首，皆是经牧斋所欣赏而裁定者。牧斋平日最喜评诗论文，《列朝诗集》及《吾炙集》即其例证。然此两集俱选于忧患穷愁之中，非若《东山酬和集》为半野翁快心得意之际所编定者可比。盖自天启元年牧斋任浙江主考，衡文取士，镂刻《浙江乡试程录》以来（见《初学集·九十》），逾二十余年，无此赏心悦目之事久矣。且此集有杜少陵“几个黄鹂鸣翠柳”之乐，而无钱千秋“一朝平步上青天”之惧（见《阁讼记略》）。文采风流，传播朝野。牧斋于此，岂不足以自豪哉！

兹于笺证《东山酬和集》中钱、柳诸诗及略评其他和作之前，先取世传河东君诗文有倩人代作之事及黄陶庵不肯和柳钱之诗两问题，稍论述之于下。

关于第一事，据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三首云：

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原注：“吾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吾友宋辕文有《破钱词》。”）

范锴《花笑庼杂笔·一》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乂庵白牛道者题云：

柳氏幼隶乐籍，侨居我郡。与钱生青雨称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诗若书，皆钱所教也。已而归虞山，钱生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钱岱勋，当与白牛道者所言之钱青雨同是一人，不过胜时称其名，而道者举其号耳。宋辕文之《破钱词》今未得见，故此人本末无从考知。寅恪前论河东君与李存我及陈卧子之交好，已言及河东君之书法诗词皆受其影响。盖河东君当日之与诸文士往还，不仅狎昵之私，亦得观摩之效。杜少陵《戏为六绝句》之六所谓“转益多师”者（见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一二》），殆即此义欤？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关于第二事，据钮琇《觚剩·一·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嘐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阳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橐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櫋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适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沮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一四·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概，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向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麇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茏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棠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关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钮、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兹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决定也。今《陶庵集》附有陈树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一六·和陶诗序》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二一《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

昔岁登龙忝，郎君丽泽专。南坨灯火屋，北畔宴游船。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厌贫将嫁卫，蹑屩遂摩燕。

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灯火屋”者，陶庵授孙爱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二十》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畔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屩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午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三二·黄蕴生经义序》云：

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师之文乎哉？而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