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糟糕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145年年末。就在这一年,这座基督王国的边境小镇埃德萨落入萨拉森人的手中。率领这支土耳其军队的首领叫赞吉(Zenghi),他是一位强大且有进取精神的统治者。在他过世后,他的儿子努尔赫丁(Nourheddin)继承父职。他的性格和父亲一样。努尔赫丁带领大批军队打败企图夺回小镇的埃德萨伯爵,接着,土耳其人在埃德萨进行大屠杀,并摧毁了城镇的防御设施,耶路撒冷彻底失去了埃德萨这道防守。至此,通往主城的门户打开,所有基督徒都胆战心惊。努尔赫丁此时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来攻克耶路撒冷。此时的十字军虚弱、分裂,根本无力抵御外敌。所有的神职人员内心都充满了哀伤与警惕,不断写信给教皇与欧洲的统治者们,恳求他们派出新的十字军。当时,巴勒斯坦的牧师大多是法国人,因此他们第一个寻求帮助的对象自然是法国。告急文书接二连三地传到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手中。保卫基督诞生地开始成为法国骑士们的话题。那些没有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欧洲君主开始蠢蠢欲动。这时,一个与当年的隐士彼得一样善于激发人们参与战事热情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圣伯纳德。
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相比,第二次东征时人们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事实上,这种狂热在隐士彼得时代达到**,之后便节节消退。第三次比第二次弱,第四次又比第三次弱,以此类推,直到再也无人愿意加入。而到那时,即使耶路撒冷回到老主人的手中,基督世界也毫不在意。
关于这个现象有多种解释,最常见的是欧洲人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战事,再也不愿意“因亚洲受苦”。但基佐在其精彩的有关欧洲文明化的演讲中,质疑了这个解释,同时给出了更让人满意的见解。他在第八篇演讲中说道:“人们经常说欧洲厌倦了不断侵略亚洲。我非常不认可这种说法。对于人类来说,他们不能完全感受到祖先所经历的苦难。厌倦是一种个人情感,不能继承。也就是说,13世纪的人感受不到12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疲惫。他们的改变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观念、情感与社会状况等的极大改变,让他们不再具有祖先的渴望与需求,因而他们也就不再相信那些说服祖先的故事。”
在英格兰,十字军的风靡程度远远比不上欧洲大陆。这倒不是因为英格兰人不像邻国人民那样热情,而是他们必须处理危及国情的重大问题。当时,英格兰人民沉浸在国土被侵的痛苦中,顾不上远在巴勒斯坦受苦的基督教徒。因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英格兰人是缺席的,第二次也只有少数人参加。这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也往往局限于诺曼底骑士和他们的封臣,鲜有撒克逊小地主和平民参与其中。自顾不暇的他们深深懂得“对别人好之前,应先对自己好”的道理。
在这件事情上,德意志拥有更多的热情,在第二次东征时,他们仍然高举十字军的旗帜,向东方输送无数奔腾的野马。当其他国家对东征不再有那么多热情时,他们依旧保持狂热。与周遭国家相比,德意志人相对野蛮,很久之后,他们才从自己的偏见中走出来。事实上,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军力几乎都来自德意志,他们派出的兵力丝毫不少于第一次。
当教皇尤金尼厄斯被叙利亚基督教徒的紧急求援信打动,并命令圣伯纳德募集第二拨十字军时,欧洲的整体社会状况正如上述所说。圣伯纳德绝对是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他拥有当时最了不起的口才,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让听者泪流满面、破涕为笑或热血奔腾。生活中,他严于律己,即便想造他的谣,也不可能找到下手的地方。他当时已经辞去自己在教会中的高位,在克莱尔沃修道院担任院长一职。他只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时间针对他所发现的弊端进行布道。只要见到不义之事,他一定会义正词严地进行谴责。在他面前,没有任何人高贵到让他不宜开口,也没有任何人卑贱到不适合他去关心。就像隐士彼得一样,他正是时代所需之人;与冲动的彼得相比,他更理智一些。彼得号召了一群乌合之众,而他招募了一支军队。这两人具有同等的热情与坚忍,不同的是一人出于冲动,一人出于信念——只要能让教会的势力变得更大,圣伯纳德甘愿做一块基石。
指挥十字军的大权落到圣伯纳德的头上,但他明智地拒绝了这个完全不符合自己喜好的职位。在圣丹尼斯,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宗教仪式,正式任命路易七世为讨伐军首领。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地,劝说人们加入圣战的行列。圣伯纳德的品德受到了赞誉,有人甚至说他是先知灵魂附身,还有人说他具有创造奇迹的能力。许多妇女被他动人的口才和美好的预言所鼓舞,抛下丈夫和孩子,女扮男装参加圣战。
圣伯纳德写信向教皇描述这里的成功,并说许多城镇甚至没有留下一名单身男子,到处可以看到为远行的丈夫流泪的妻子。但除了这些狂热的地方,整体上从军的人并不多,不足以与第一次的十字军相比。但鉴于最多也只能征召二十万士兵,伯纳德所述的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减少到如此程度,是有些浮夸了。
路易的大臣苏格竭力劝阻他留下来处理政务,而不是挺身犯险。但国王的良心因维特里大屠杀而深受谴责,希望能用当时宗教认可的唯一方式洗清自己的罪孽。此外,他还想向世界证明,当教会的权力侵犯到俗世的统治权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抵抗,但当两者的目标利益相同时,他还是愿意顺从教会神圣的法令。苏格的劝说没有取得效果,路易七世在圣丹尼斯接受法旨后,已经为朝圣之旅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与此同时,圣伯纳德来到德意志,他的鼓动取得了相同程度的成功。他的名声与品德早已为人所知,因此所到之处他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成千上万根本听不懂他所用语言的信众,团团围着他,争相一睹这位圣人的庐山真面目。大量的骑士更是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并从他的手中接过象征东征的十字标志。但人们的狂热已经比不上葛索时期,因此我们并没有看到二三十万大军有如蝗虫般急切地穿越国土。但人们依旧非常激动,各地的人民都相信这位牧师能创造奇迹。据说,只要他看一眼,邪恶就会被消灭;只要他碰触一下,疾病就能痊愈。最终,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也被这股狂热感染,宣布愿意追随十字架的使命,参加圣战。
此时的希腊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不仅继承了王位,更继承了阿莱克修斯的政策。新来的十字军让他感到畏惧,深为对方可能瓜分自己的国家,威胁自己的王权而担忧。弱小到无法拒绝借道给十字军的皇帝,因内心的不信任而无法诚挚地欢迎对方。战争的结果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因此也不愿意佯装出要交朋友的姿态。于是,希腊皇帝一开始就惹恼了德意志人。
他的臣民仗着自己高度发达的文明,称德意志人为野蛮人;而德意志人认为自己即便是野蛮的,至少保留了诚实与坦率,并称希腊人为骗子和叛徒。双方冲突不断。一路上对军队管理有素的康拉德,也无法压抑追随者心中的怒气。当时的历史学家水平有限,因此我们只知道,当希腊人做出某些侮辱性的行为后,愤怒的德意志人闯进皇帝富丽堂皇的游乐花园——那里豢养着国王搜集来的各种珍禽异兽,还有各种树木、洞穴、小溪,每样东西都保留了它的天然状态。暴怒的德意志人发挥了“野蛮人”的实力,大肆**这个美丽的场所,所有的动物不是被他们杀死就是被放走。
据传,曼努埃尔看着这一切发生,满腔怒火,却无力抵抗。最后,他决定仿效阿莱克修斯的做法,找机会摆脱这些令人厌恶的客人。他派人致函康拉德,邀请对方入城会面。德意志皇帝担心入城后他的尊严与安危会受到威胁,而曼努埃尔也不愿意屈尊出城与德意志人会面,而且也不安全。因此,双方花了几天的时间进行讨价还价。最后,曼努埃尔同意派遣向导,带领十字军通过小亚细亚。康拉德率领军队通过海利斯邦海峡(5),军队的后翼则由英勇的弗莱辛汉(Freysinghen)主教带领。
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相信,老谋深算的希腊向导有意让德意志人置身险境。最明显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带领德军经过小亚细亚水源充足、粮食丰产的区域,反而带领他们行经卡帕多细亚的荒野。在那里,德意志人除了很难找到补给,还遇到塞尔柱土耳其苏丹率领的大批军力的突袭。那位显然通敌的向导,在瞥见土耳其人的身影后,立刻飞也似的逃走了,留下基督军在危险重重的荒野中和敌军展开不公平的对战。拖着大批辎重的德军,根本抵挡不住土耳其轻骑,他们一下子扑在众人身上,下一秒就无影无踪。当时的德军腹背受敌,灵敏的敌人不断向他们发射弓箭,诱使他们追进沼泽与流沙中,在这样的攻势下,德军只能求自保,根本无法杀敌。经历这样一场战役后,德军丧失了原本的动力,掉头回国。由于德军在来的路途上遭遇了缺乏粮草的情况,所以虚弱的军队总是轻易被敌军追上。德军中最英勇的将领伯恩哈德伯爵和自己带领的军队被团团包围,所有人都没能逃过敌人的弓箭。皇帝自己也两度受伤,严重的伤势差点让他命丧异国。土耳其军一路穷追猛打,十字军没有半点回击之力,惨败的康拉德在抵达尼什后,发现原先的十万步兵和七万骑兵只剩下五六万残兵败将。
路易七世刚刚扎营,曼努埃尔就邀请他带一小队人马进城会面。路易立刻接受了邀请,并在皇宫前厅与他会面。尽管曼努埃尔用尽一切花言巧语,引述各种观点来引诱路易交出未来战争中所得的领土,但路易固执地拒绝了。回到军营后,路易明白了这位皇帝绝非可信之人。尽管如此,谈判还是进行了几天,这引起法军极大的不满。当曼努埃尔和土耳其苏丹签订协议的消息传到他们的耳中时,他们的不满变成了愤怒,将领们要求攻打君士坦丁堡,并发誓要将这座危险的城市夷为平地。路易最后拒绝了希腊皇帝的提议,带领军队绕过君士坦丁堡前往亚洲。
到了亚洲,路易才得知德军的悲惨遭遇,并且在尼什城目睹了德意志皇帝康拉德的惨状。两位君主决定联合兵力,沿着海岸线一起前往以弗所;但渐渐地,康拉德对于法军强大的实力感到忌妒,而且他也不希望居于人下,于是不久后他带领自己的全部军力返回君士坦丁堡。面对他的到来,曼努埃尔满面笑容、彬彬有礼。他慰问着德意志皇帝,对他们的损失致以深深的哀悼,并真心诅咒那愚蠢的向导。他的举动让康拉德差点相信他是清白的。
路易继续领兵朝耶路撒冷迈进,并在米安德河岸与敌军相遇。土耳其军掌控着渡河的通路,但法军通过贿赂一名农夫,成功找到一处可渡河的浅滩。法军不费吹灰之力过了河,并对土耳其军队展开突击,来不及布防的土耳其人四处逃散。我们无法判断当时的土耳其军队是真的战败,还是假装逃亡,但从结果看,后者的可能性更高。土耳其似乎是打算引诱追兵进入不利的战斗位置,好让己方士兵可以全力攻击。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成功了。
在首度取胜三天后,十字军进入土耳其军巧妙藏身的陡峭山区,他们对眼前的危险毫无察觉。迈着吃力而缓慢的步伐,十字军向山上攀登,突然,一块块巨大的岩石从山崖上滚了下来,法国士兵一阵恐慌,死伤无数。与此同时,藏在暗处的土耳其弓箭手开始朝脚下的法军发射箭雨,一波攻势就有上百支箭齐发。不过弓箭对穿着盔甲的骑士没什么用,发现这一点的土耳其人转而瞄准他们的战马,十字军连人带马滚落山谷,掉进湍急的溪流中。
在安塔利亚,路易重整混乱与丧气的军纪,并和将领们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在疾病与饥荒的折磨下,众人决定前往安条克——那里是由博希蒙德的继位者控制的自由王国。当时,安条克的统治权在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叔叔雷蒙德手里。凭借自己与法国王后的亲戚关系,雷蒙德努力说服路易国王放下十字军东征的宏愿,转而和自己合作,巩固在安条克城的权力与领土。特里波利亲王也有类似的打算。但两个建议路易都没有接受,短暂停留后,他继续率军前往耶路撒冷。康拉德比路易先期抵达。在君士坦丁堡期间,曼努埃尔向康拉德承诺会给予德军必要的援助,然而援军从未到达,或者说根本就未曾出发。
聚集在巴勒斯坦的亲王与将领们立即召开会议,商讨之后的作战计划。最后,他们决定,为了推动十字军的进程,不选择向埃德萨进军,而是选择围困大马士革,把萨拉森人赶出这个战略要地。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如果能顺利执行,确实可以为战争带来胜利的希望。但这些基督教将领并没有从过往经验中学到团结的必要性,反而各怀鬼胎。尽管所有人都对整个计划没有异议,但在执行上,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特里波利亲王与安条克亲王除了互相忌妒,又同时对耶路撒冷国王有所猜忌。康纳德忌妒法国国王,而路易讨厌所有人。但路易和其他人不同,他出征巴勒斯坦是为了自己的宏愿,他对宗教非常虔诚(或许该说是偏执)。他认为只要有机会为宗教尽一份心,就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围困大马士革的计划开始了,此刻的十字军人数众多、士气高昂,处处都占上风。几个星期过后,十字军从破损的城墙与城内日益减少的抵抗得出结论:敌人已经无力再撑下去。但就在此刻,领导间愚蠢的忌妒再次爆发,冲突不断,这不仅导致围城失败,也让整个东征彻底崩溃。
有一本现代烹饪书在教导读者烹调野兔时说道:“首先抓住野兔,然后杀了它。”这简直是无可争辩的智慧箴言。此刻的十字军将领们可没那么有智慧,他们竟然开始激烈争夺起这座根本还未征服的城市的所有权。除了安条克亲王与特里波利亲王,还有二十人在争夺大马士革的统治权。于是,将领间按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应该获得这份荣誉。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在无尽的讨论中,而这也让敌军有了喘息的机会。经过剧烈的争吵,他们决定,两度征讨圣城的首领——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享有这份殊荣。其他将领拒绝合作,除非他们能得到更多好处。军营中弥漫着猜忌,关于阴谋与背叛的恶毒谣言四处流散。最后,对决议感到不满的将领撤退到城市的另一边。很快,就有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一行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最脆弱、被十字军攻击得不堪一击的城墙,已经无人包围。在这种愚蠢的错误下,敌军赶紧从此缺口获得大量补给,并对城墙进行了修缮工作,而十字军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当他们终于反应过来时,为时已晚。伊斯兰强大的王侯赛义夫·艾丁(SaifEddin)已带领大批军力前来支援这座城市。刚一交战,十字军就溃不成军,他们不得不中断围城计划,灰溜溜地返回耶路撒冷。就这样,愚蠢的十字军没对敌军造成任何伤亡,反而给自己造成重大损伤。
预言十字军大获成功的圣伯纳德,名声因此受挫,并且与许多先知的命运一样,他在自己的国家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更惨的是,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接纳他。不过,也有狂热之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妄图恢复他的声誉。弗莱辛汉主教就当众表示,先知并不是无所不知,且是十字军自身的腐败让上帝为之震怒,是他们咎由自取。在所有替圣伯纳德辩护的话语中,最离谱的莫过于若弗鲁瓦·德克莱尔沃(GeoffroideClairvaux)的言论,他一直扭曲事实,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说,圣伯纳德预言了一个好的结果,而十字军的结果也不能说就是不好的,让天堂住满光荣牺牲的军人,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若弗鲁瓦是一名狡猾的辩护者,一些狂热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但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愚蠢,他们坚持自己的看法,或者说他们更愿意相信事实真相。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讨论第三次十字军与其成形的原因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掀起的狂热丧失殆尽后,欧洲各国人民对其王公贵族的战事变得漠不关心。但在战争中兴起的骑士风度却流行起来,现在正处于鼎盛时期。于是,当普罗大众不再愿意为圣战捐躯时,这些骑士成了主力。第三次十字军的真正成因,不是宗教而是诗歌。诗歌就像是一种奢侈品,空有崇高的情操,却吸引不了平民百姓的注意,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关注。但是骑士们和他们的随从们却兴高采烈地听着吟游诗人和游吟诗人的武侠和情歌,并竭尽全力通过在圣地的英勇表现来赢得女士们的好感。第三次东征可以说是十字军的浪漫时代。当时的人们是为自己而非上帝而战,当然更不是为了维护基督教在东方世界的权力而战。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士兵而非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为了荣光而非宗教而战,他们不为受苦或赎罪,只为获得女士的青睐。
在此,我们不再详述萨拉丁如何成为东方的霸主,又是怎样凭着一连串成功的部署,让伊斯兰教的旗帜再度飘扬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当时,基督教骑士和圣城的其他基督徒,包括照顾穷人的慈善团、圣约翰骑士团、圣殿骑士团,都沉迷在腐败的深渊里。愚蠢的忌妒和无谓的内讧,让他们根本无力抵抗训练有素、聪明机智的萨拉丁大军。但他们失败的消息还是让欧洲的骑士们深感忧伤,因为无论在血缘上或友情上,那些战死在巴勒斯坦的人与许多最高贵的骑士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与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带领着自己的骑士团,全力支持十字军,直到本国的战事与纷争让他们不得不掉头。1188年1月,这两位君王各自带着英勇的骑士和武士在诺曼底的吉索尔会合。提尔的威廉现身,凭着绝佳的口才论证东征的必要性,最后,所有人立下誓约,准备前往耶路撒冷。与此同时,他们也制定了“萨拉丁什一税”,规定所有不能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都要缴交其财产的十分之一作为税金,协助基督军东征。所有领主,无论是否信教,都必须在自己的领地征收什一税;付不出这笔税金的人,将成为领主的奴隶或财产。同时,只要愿意参加十字军,无论什么罪,都能得到赦免;没有人能对犯下负债、抢劫或谋杀等罪行的人进行扣留。法国国王还在巴黎召开议会,庄重地通过了这些决议。同时,亨利二世也在法国的领地鲁昂和英格兰北安普敦郡的盖丁顿执行这些决议。一位古代编年史学家这样描述:“为了圣战之旅,他(亨利二世)召开议会,并用什一税让全国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