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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做点正经生意咋就这么难呢（第2页）

大一统王朝本质上都是成功实现李逵“杀奔东京，夺了鸟位”梦想的暴力集团。他们依靠暴力秩序建立的王朝又往往只能玩变换切蛋糕模式的“零和游戏”。

在这种游戏中，必然有大量人口因为没有分得足够的蛋糕而挣扎在生存线上。于是，底层之间的暴力就无处不在，逼迫他们不得不结成祝家庄式的宗族，或梁山式的帮会来以暴力自保。而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最高暴力集团，也就是朝廷的高度警惕，逼迫着其进一步强化法家的驭民逻辑。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暴力秩序的自激循环当中。而在这种生态里，最难做的，其实就是遵循商贸秩序的“张顺”们。

当整个社会上下都是想靠着拳头硬“把两尾鱼来与我”的李逵时，商人集团自己也必须像张顺拜宋江一样，主动接受暴力秩序，投效于其门下。

于是，粟特商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安禄山，想靠叛乱换一个对他们更友好的朝廷；蒲氏阿拉伯商人动员了亦思巴奚军，试图实现地方割据。

然而，这些商人求存的投机，最终都归于失败。因为一旦商人们参与到暴力游戏中，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积蓄的那一点财富，相比中国这个如此庞大、幅员辽阔的帝国而言，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无论宋江还是朱元璋，都不会把投效自己的张顺或沈万三真的当成“入股股东”去尊重，所以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自身的悲剧，是注定的。

但另一方面，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的消逝，对大一统王朝来说也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中国土地实在太广大，人民实在太勤劳，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商贸秩序，将自己变回一个全然封闭的小农社会。

同时，一个大一统帝国想要成功，也必然需要接纳商贸秩序。

正如唐王朝之所以能成功经略西域，成为世界帝国，是因为有粟特商人、昭武九姓的协助，一旦没有了他们，“巨唐”立刻沦为“残唐”。

而已近垂暮的明朝之所以跟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打得有来有回，也是得了郑氏集团的协助，一旦清廷剿灭了他们视为大患的郑氏，开始压抑本国商贸集团，清朝离各种麻烦也就不远了。

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讲，就是当张顺“魂归涌金门”，宋江与江淮牙商集团掰了交情之后，梁山的战斗力立刻就开始走下坡路。小说最终结局特别耐人寻味，当宋江打完方腊，受诏获封时，江淮牙商们对这份刀尖上拼出来的功名是“坚辞不受”，共推了他们团体中的二号人物、盐贩出身的混江龙李俊，“投化外国而去”，最终成为暹罗国之主。他们成为《水浒传》中唯一“解套”、结局也最好的一批人。

我觉得小说在这里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无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从开始的矛盾，到后来的合作，再到最后的分道扬镳。

总之，古代中国似乎总难达到一个平衡点，让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和平互融，成就国家持久的强大与繁荣。

而在这里，张笑宇先生提出了一个“正增长”的概念。他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了零增长社会和正增长社会，并指出，中国古代整体上是一个零增长社会，每一次战火之后，社会被破坏殆尽，于是人们从头开始积累财富，然而财富刚积累完毕，便又被战争全部毁灭。

商业与暴力集团之间互信机制的缺乏，导致人们无法长期积累财富。这种零增长的结果，是康乾时期的人并不比汉唐时期的人更好过，社会总在无穷无尽的治乱循环中消磨。

三

在点破了这个中华的千古难题之后，《商贸与文明》接下来谈的，是近代的西方怎样最终在博弈中促成了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之间互融，最终破局飞升为现代社会的问题。

在张笑宇先生的描述中，西方建立这种互融机制其实同样历尽艰辛，最早是发现了美洲和新航线的西班牙，之后是荷兰（尼德兰），它们都曾做过类似的尝试。

但这两次尝试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依然是暴力秩序（王权）与商业秩序（商权）之间无法达成一种互信的平衡。

但相比同时代的中国，西方的好处是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王权相比于商人阶级都相对弱小，所以双方合作的尝试时有发生，这就让西方可以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碰”出一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平衡。

最终，这种平衡在英格兰出现，并稳定了下来——国王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关进了宪法的牢笼。

暴力被商贸所说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促成了社会环境的持久稳态，大量像张顺那样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向上增长的人从惨烈的暴力厮杀中金盆洗手，上岸做起了生意。不再执着于争夺“切蛋糕”的刀子，而是一起琢磨将蛋糕做大的“正增长时代”，终于在西方社会拉开序幕。

《商贸与文明》一书认为，这种平衡的达成和延续，其实才是人类文明真正最为划时代的创举。一个商贸与暴力相结合、达成契约、互不干犯的社会，即是现代社会，而工业革命则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礼。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世界，不过是这个创举的省略号中的一段。

是的，正是因为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达成了持久的平衡，现代社会才成为一个稳定维持正增长的社会。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增长似乎是天然的、必须的，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哪个国家如果哪一年的GDP增长率跌为负数，就会被怀疑是治理失败。

但人们常常会忘记的是，我们视为“天然”的这种正增长，在古代社会并不那么天然，因为那是一个零增长社会。生活在贞观之治时期的小民的生活水平与千年后“康乾盛世”的小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前者比后者可能还要好一些）。

那时的人们像生活在乱纪元一样，每天都要祈祷自己的生意能照常做，祈祷李逵不要打上门，祈祷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此次的偶然合作，能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四

德国、日本等国都曾经享受过他们高速“正增长”的黄金年代所带来的红利。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是因为他们在内部找到了一种制度互信，让商贸与暴力、权力，在不打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合作来寻求发展。只要这种制度互信还在，国家就能够发展。

可一旦这种互信的基础消失了，那么国家很可能要进入下一场颠簸了。

所以，人们急需反省的一件事是，从黄金时代里总结出经验，将这种平衡维持下去，让“正增长时代”保持下去。

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张笑宇先生之前写的该系列的前作《技术与文明》。

简单说两句他的这个系列。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生成的，张笑宇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张笑宇是做政治学出身的，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思想运动，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革命，是一套很完整的内部脉络，他察觉到有大量的技术要素被学科内部的视角所忽视，这也是他写《技术与文明》的一个原因。

之后，张笑宇试图回到另外两个特别重大的因素中寻找文明发展的答案：一个叫商业，一个叫产业。

于是，就有了三部曲的概念。“文明”三部曲是一套另辟蹊径，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现代社会诞生史的作品，它将我们过去熟知的一些史料，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或许这更有利于我们得出某些新结论。

所以，该系列的第二本书叫《商贸与文明》。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练的叙事线：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正增长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