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酒精中毒和肺炎。”
“人家说他是因为肺炎死的呀。”
“这是最直接的死因。不过造成这个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急性酒精中毒,实际上这才是导致他去世的主要原因—如果您真的想听实话的话。”
“我是希望您别这样写,”凯蒂缓慢却坚定地说,“我希望您别写他是喝酒喝死的。您就只写他死于肺炎吧。”
“太太,我得记录真实情况啊。”
“他人都死了,对你们来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法律规定……”
“是这样的,”凯蒂说,“我家里有两个很好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虽然有这样一个……因为您说的那个原因而丧命的父亲,可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如果您能让我跟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只是因为肺炎去世的,那您就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神父也插了一句:“您完全可以这么写,医生,”他说,“这么写既对您没什么损害,还对别人有利。这个可怜的家伙人都死了,您也就别再和他较真儿了。只写‘肺炎’一项也不算是撒谎,何况这位太太日后肯定一直念着您的好处,祈祷的时候也会想着您的,”他最后又相当现实地补充了一句,“何况这事也不用您担什么风险。”
医生突然之间想起了两件事:一是神父是医院董事会的成员;二是他想做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
“好吧,”医生让步了,“我就这么写吧,不过可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我是看您的面子才这么写的,神父。”他在“死因”一栏上写下了“肺炎”。
于是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证明约翰·诺兰死时是个醉鬼。
凯蒂用那二十五美元买了丧服。她给尼利买了一套配长裤的全新黑西装。骄傲、快乐和痛苦在尼利心中激烈地交锋,因为这是他第一套配长裤的正式西装。凯蒂给自己买了顶新的黑帽子,还根据布鲁克林的风俗配了三英尺长的寡妇面纱。她给弗兰西买了新鞋,因为她本来也早就该换新鞋了。他们决定不给弗兰西买黑外套了,因为她长得太快,今年买的冬衣明年就该穿不了了。妈妈说可以把自己旧的绿大衣给弗兰西穿,袖子上扎一圈黑纱就可以。弗兰西有些庆幸,因为她讨厌黑色,所以本来就有点儿担心妈妈会让她穿一身全黑的重丧服。买完衣服之后,剩下的一点儿钱就放进罐头“银行”里去了。
殡葬承办人又来了,他说约翰尼在他的殡仪馆,已经全部收拾停当,晚上就可以送回家。凯蒂厉声制止了他进一步讲述更多的细节。
然后又一记重击落了下来。
“诺兰太太,您得把土地的地契交给我。”
“什么地?”
“墓地的地契啊,我得拿着地契才能开挖墓穴。”
“我还以为这也包在那一百七十五美元里面了呢。”
“这可不行!我已经尽量给您打折了,光是棺材就花了我……”
“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凯蒂用她那典型的直率态度说着,“我也不喜欢你这一行,可是话说回来—”她接着用那种异常超然的口气补充道,“有人死了就得有人埋。墓地要多少钱?”
“二十美元。”
“我上哪儿去弄这—”她的话戛然而止,“弗兰西,拿螺丝刀去。”
一家人撬开了罐头“银行”,里面总共有十八美元零六十二美分。
“不够啊,”承办人说,“剩下的一点儿我出吧。”他伸手作势要收钱。
“我会把钱凑出来的,”凯蒂说,“可是不拿到地契,我就不交钱。”
那人大惊小怪地争了半天,最终还是答应了先拿地契,出门去了。妈妈打发弗兰西去茜茜家借了两美元。殡葬人把地契拿回来了,凯蒂想起母亲十四年前说过的事,就把地契慢慢地仔细读了一遍,还让弗兰西和尼利也拿去认真看过。承办人站在一边,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向另一只脚。等诺兰家的三口人都看完,确定地契没有问题,凯蒂才把钱递了出去。
“您说我骗您干吗呢,诺兰太太?”承办人一边仔细地把钱收起来,一边故作哀怨地问道。
“这世上谁真的有理由去骗别人呢?”凯蒂答道,“可他们该骗人还是一样骗。”
锡罐头“银行”戳在桌子中间,这个罐头用了十四年,上面的金属条都破破烂烂的了。
“妈妈,我把它钉回原来的地方好吗?”弗兰西问。
“不用了,”妈妈慢吞吞地说道,“咱们用不上这个了。你瞧,咱们现在有块地皮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折起来的地契搁在造型笨拙的锡罐头上。
棺材运进外屋以后,弗兰西和尼利就一直在厨房里待着,甚至连睡觉都在厨房里。他们不想看见父亲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凯蒂似乎能理解这一点,她也不强迫孩子们进屋去看看他们的父亲。
家里到处都是鲜花。虽然约翰尼死前一个星期刚被侍者工会扫地出门,但如今工会送了个巨大的白色康乃馨花圈来,上面斜搭着一条紫色的缎带,用烫金字样写着“致我们的兄弟”。辖区的警察念及诺兰家逮捕谋杀犯的事迹,也送来了一个十字架形的红玫瑰花束。麦克舍恩警官送了一束百合花。约翰尼的母亲、罗姆利家的其他成员和邻居们也都送了花。还有十来个约翰尼的朋友送了鲜花来,而凯蒂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酒吧老板麦克加里蒂也送了个人造月桂树枝编的花圈。
伊薇看了看花圈上的卡片,愤怒地说道:“我要把这玩意儿扔进垃圾桶。”
“不用,”凯蒂柔声说,“我也怨不着麦克加里蒂先生。毕竟也没人逼着约翰尼去他店里。”
(约翰尼死前还欠着麦克加里蒂三十八美元,可是不知为什么,酒吧老板对凯蒂只字未提,还自己悄悄把这笔账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