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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办公桌上搁着一张报纸。一张直接从印刷厂送来的“号外”,标题的油墨还没干。这报纸已经在她桌上搁了五分钟,可她却迟迟没有提起笔来做标记,只是盯着上面的日期看。
1917年4月6日。
标题只有一个词,战争(WAR),字体足足有六英寸大,未干的油墨让字母的边缘看起来毛乎乎的,三个偌大的字母仿佛正在颤抖。
弗兰西眼前浮现出未来的光景:五十年之后,她会告诉自己的孙辈,那一天她和平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在办公桌边坐下,按部就班地开始工作,然后突然看见了开战的消息。弗兰西总是听外婆唠叨,所以她知道人老了以后总爱回忆年轻时的旧事。
可是她不想回忆,她更想生活—要是无法选择新生活,她想再重新体验一遍那段经历,也总比只有回忆强。
她决定把生命中的这一刻牢牢记下来。或许这样她就能守着它,把它当成活生生存在的事物,而不是让它只变成一段回忆而已。
弗兰西的视线移向办公桌面,仔细地观察着那木板的质地。她的手指摸索着探进桌上放铅笔的凹槽,努力把那触感牢牢印在脑中。她拿起刀片,在纸卷的铅笔上按刻度切下一段,又拆下裹着铅芯的纸皮。她把那段盘成一团的纸皮搁在手心上,用食指轻轻摸了摸,用心记忆着它盘卷的模样。然后她又把它扔进金属废纸篓,数着它下落所用的秒数。她认真聆听着,甚至不愿错过纸皮落在桶底那几乎听不见的细小声响。她把手指紧紧按在报纸油墨未干的标题上,认真看了看指尖的油墨,然后在一张白纸上按下指印。
虽然第一版和第二版上可能会出现客户的名字,弗兰西却毫不在乎地把第一版裁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折成长方形。用拇指压出折痕来,把报纸塞进单位用来寄剪报的蕉麻纸信封里。
弗兰西打开抽屉拿出自己的皮包,她突然留意到了抽屉开合的响动,仿佛是她头一次听见一样。她还认真听着皮包暗扣打开的咔嗒声,抚摸着外层的皮子,嗅着它的气味,端详着皮包黑色的丝绸衬里上印的水波纹。她读着零钱包里硬币上的日期,发现有一枚1917年铸造的新币,就也拿出来放进信封里。她打开口红盖子,用口红在纸上的指印下面画了条线。口红的质感、香气和明艳的红色都让她心情愉快。然后她又逐一翻检起皮包里的其他东西:粉盒里的香粉、指甲锉上的纹路、不能折叠的梳子,还有手帕上的线头。她包里一直装着张破旧的剪报,一首从俄克拉荷马州的报纸上剪下来的诗歌。诗人在布鲁克林生活过,念过布鲁克林的公立学校,年轻的时候还在《布鲁克林飞鹰报》当过编辑。她又读了一遍这首诗,认真咂摸着每一个词,哪怕她之前早就读过不下二十遍了。
我既年轻又年老,既聪明又同样愚蠢;
我不关心别人,而又永远在关心别人;
是慈母也是严父,是一个幼儿也是一个成人;
充满了粗糙的东西,也同样充满了精致的东西(6)。
弗兰西也把这片破烂的诗歌剪报装进信封里。她对着粉盒的小镜子照了照,看着自己编成辫子的长发盘在头顶,突然发现自己又黑又直的睫毛其实长短不一。然后她认真打量着自己的鞋子,伸手摸摸腿上的长筒丝袜,第一次意识到它摸起来不怎么光滑,反而有点儿毛糙。裙子布料上一道道布纹就像是细线编的绳索,她把裙边翻过来,发现衬裙上那道窄窄的蕾丝绲边带着菱格纹样。
“如果我能把这一切全都照着原样记住,那我也就能把这个瞬间永远留下来了。”弗兰西想着。
她用刀片割下一绺头发,用那张带指印和口红记号的纸包起来,折好塞进信封。然后给信封封了口。她在信封表面写道:
1917年4月6日,弗兰西丝·诺兰留,时年15岁零4个月。
她想着:“等我五十年之后再打开这个信封,那时候的我就能再次经历现在这个瞬间,就像是我从来没有变老一样。可五十年真的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得有好几百万个小时呢。不过从我坐下到现在也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少了一个小时可活……一辈子的时间里又少了一个小时。”
“亲爱的上帝啊,”她开始祷告,“请让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不会在空虚中度过吧。不论是让我欢喜还是悲伤,让我感觉寒冷还是温暖,让我忍饥挨饿还是……完全不愁吃喝。让我衣衫褴褛也好,打扮光鲜也好;让我真诚也好,狡诈也好;让我诚实也好,撒谎成性也好;让我光荣可敬也好,罪孽深重也好……无论如何,请让我在蒙您恩赐的每一分钟里都能体验些什么吧。哪怕是我睡着了,也请让我睡眠的每一分钟都做着梦,让我不会浪费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送报小工跑了过来,又往她桌上扔了份报纸。它的大字标题只有四个字:
宣布参战!
地板似乎在她眼前旋转起来,花花绿绿的颜色在她眼前闪过,弗兰西低下头,用脑袋抵着那油墨尚未干透的报纸,低声哭了起来。一个年龄大点儿的阅报员从洗手间回来,在弗兰西桌边停下了脚步。她看见了报纸的头条,又发现眼前的姑娘在哭,就觉得自己理解了眼前的情况。
“啊,是打仗的事!”她叹了口气,“容我冒昧地猜测一下,你是有个恋人或者兄弟吗?”她用阅报员特有的刻板言辞问道。
“是的,我有个兄弟。”弗兰西的回答也确实算是实话。
“我对此深表同情,诺兰小姐。”阅报员回自己的工位了。
“我又醉了,”弗兰西想,“这次醉的是报纸标题。而且这回感觉不太妙,我好像哭起来没完了。”
战争那裹着铁甲的手指也触及了模范剪报社,让它的生意日渐衰败。首先,宣战之后的第二天,剪报社最大的客户来了—这人每年都要花上好几千美元订阅和巴拿马运河有关的剪报—他说自己的邮寄地址近期不太固定,所以每天都会亲自上门来取做好的报摘。
又过了几天,两个脚步沉重、行动缓慢的男子上门找老板。其中一个把手摊开杵到老板鼻子底下,老板一看他手上的东西,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从那位大客户的档案柜里拿出厚厚一叠剪报,那两个壮汉翻看了一遍,又把剪报还给老板,老板把它用信封装好收进办公桌里。那两个人走进了老板专用的洗手间,半开着房门,在里面等了一整天。到了中午,他们打发跑腿的小工去买了些咖啡和三明治,就在洗手间里解决了午饭。
下午四点钟,定巴拿马运河剪报的客户来了。老板像慢动作一样,拿出那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他。客户刚把信封插进自己的外套内袋,那两个壮汉就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一个拍了拍客户的肩膀,客户叹了口气,掏出信封交给壮汉。第二个也在客户肩膀上拍了一下,客户并拢脚跟,僵硬地鞠了个躬,被这两位壮汉夹在中间带走了。老板说自己突然闹起了严重的胃疼,也早早回家了。
当天晚上,弗兰西告诉妈妈和尼利,人家在她单位逮住了一个德国间谍。
第二天,有个看着精干利落的家伙拎着手提箱来了。老板回答了很多问题,来人把答案一条条填在表格里。然后就到了让人肉疼的环节:老板得开出一张将近四百美元的支票,这是客户被迫撤销订阅后,老板欠下的余款。精干男子一走,老板立刻冲出去到处借钱,不想让支票跳票。
这件事过后,剪报社的业务一蹶不振。老板不敢再接新客户,不管客户的背景看着多清白都不肯接。剧院的演出季逐渐过去,演员客户的数量大大减少。往年赶上春季图书出版的高峰期,剪报社也会迎来几百个作家客户—他们会临时花五美元订上一个月的相关剪报—和十几家一百美元订阅费的出版商客户。可眼下出版浪潮只是涓涓细流。出版商纷纷搁置了手上的重要项目,打算等局势稳定些再说。很多研究人员担心自己临时应征入伍,也取消了剪报的订阅。而且即便业务量还像以前一样,剪报社也应付不来,因为员工开始流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