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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的批判中他演奏着(第2页)

这种描述也对也不对,只能说,柴可夫斯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和他那个中产阶级爸爸同样的宿命——奋斗了半天,到头来,却依然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要仰人鼻息,要靠贵族老爷们丢下来的残羹剩饭填饱肚子。

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宿命。按《让子弹飞》里的名梗,柴可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追寻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才华)加这个(勤奋),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而柴可夫斯基追寻了半天,得到的答案是:真不行。至少在那时那地的俄罗斯,是真不行。

但我想,最让柴可夫斯基痛苦的,恐怕还不是他经济上的仰人鼻息和不独立,而是他的音乐即便在同文化水平、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中,也缺乏知音。我们今天工作学习之余,放一段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你一听往往会觉得:哇,旋律与思想俱佳,情怀与哲思齐飞。乐评家们写柴可夫斯基,谁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全都是溢美之词。但放到柴可夫斯基还活着的那个年代,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总是被抨击。在当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不被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完全肯定的。

古典乐派认为他的曲子旋律优美却缺乏深度;浪漫派则认为他的曲子拘泥保守、缺乏创新;民粹派认为他的曲子有太多的西化元素,简直是投降主义,是巴结西方;而西方派却觉得,他写《1812年序曲》这种作品,分明是在给俄罗斯腐朽的旧制度张目……总之就是哪边都讨不到好。据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兴冲冲地将自己写好的一份钢琴协奏曲手稿拿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尼古拉·鲁宾斯坦看,结果鲁宾斯坦给回了一句:“已阅,没有任何价值。”

前面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个敏感而多疑的人,这样的众议汹汹,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这些批判让敏感的他心力交瘁,几度濒临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宏观地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困境,与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大势有关,他的困境,也是那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困局。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揍得满地找牙,把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给急死了。

同样是跟英法干仗,同样是被打得怀疑人生,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版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大败亏输,也造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信心崩塌与思想大混乱——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维新”,怎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熊样呢?于是各派都开始想辙:西方派觉得,还是应该拾起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推动俄罗斯实现更加彻底的西方化;民粹派则认为,这是洋奴思维,俄罗斯真正力量的源泉在于斯拉夫传统;保皇派则说,你们这都是瞎嚷嚷,都别添乱,我们还是要跟着沙皇陛下……

在这种各派主张都在大混战的背景下,柴可夫斯基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会被拿出来当靶子说事儿,大家都倾向于用批评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就不幸掉到了坑里。

《1812年序曲》是柴可夫斯基当时最被政治化的一部作品。此外,柴可夫斯基那拧巴的出身和性格,也为他寻觅知音平添了很多壁垒。比如说,作为同一时代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并峙双峰,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有过交往,按说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可是两人的聊天却总是话不投机。柴可夫斯基极为欣赏与自己出身相似的贝多芬,托尔斯泰却觉得莫扎特和海顿才是音乐家们该效仿的榜样。三聊两聊之后,双方都认定对方水平有限,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柴可夫斯基在后来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确信,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点反常的人,同时又直率、善良。尽管如此,除了负担和痛苦,与他结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就像和所有人的结识一样。”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柴与托的话不投机不难理解,前文说了,人家托尔斯泰是年收入一两万卢布的大贵族,而柴可夫斯基却是一个要依靠创作证明自己并维持体面生活的“音乐码农”,两个人的生活层次本就不同,当然对话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是的,撕裂的共识、差距过大的阶层,让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呈现出越来越原子化的趋势,所有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俄罗斯艺术和文学莫大的幸运,却也是这个民族莫大的不幸。而本就敏感而不善交际的柴可夫斯基则是其中最为痛苦的一个,因为他找不到知音。他一生的道路,都是缺少同伴与知音的,哪怕是在生活上。三十七岁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经尝试过结婚,对方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对方公开宣称如果不能嫁给偶像柴可夫斯基,她就自杀。

柴可夫斯基答应了婚事,但结婚没多久就反悔了——与不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时代与性格,将柴可夫斯基与其他人分割开来,他无法与任何人真正相通。

然而仍有一种东西,给了柴可夫斯基的灵魂最终的归宿,那就是他所献身的音乐。

晚年的柴可夫斯基想通了,他不再在乎旁人的评价,而是流连于山水之间,每天早起吃过早饭之后,他都会进行一场“柴可夫斯基式”的散步,一出门三四个小时的那种,中午回来吃个午饭,旋即出门再走。也许只有在这些与自然相处的时候,柴可夫斯基那颗敏感而焦虑的心才会是宁静的,他成了一名隐士,归隐于山林,也归隐于音乐,把那些从自然中汲取的灵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然后在傍晚归家时将它写作成乐章。

当他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外部的评价了。他这样写道:“如果这部作品再次被误解或者被撕成碎片,我也不会感到惊奇,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是我最好、最真诚的作品。我喜欢它。”《第六交响曲》,穿越时代的迷雾,人们最终会发现,它确实是一部好作品。

1893年11月,柴可夫斯基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从音乐上看,晚年的柴可夫斯基其实是更加完满的,他依然在真诚而努力地创作,却不再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只为求得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怎样总结柴可夫斯基的一生呢?也许是时代和阶层的际遇使然,他的一生都在否定、批驳与孤独中度过,来自父亲的、来自同行的、来自社会的,这些批驳与否定曾编成一张网,让他痛苦异常。但凭着才华与努力,柴可夫斯基最终还是破网而出,演奏出了那个时代最难以忘怀的乐章。

终于,他没有辜负音乐,而音乐也没有辜负他。

柴可夫斯基最为壮阔的作品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曾被托尔斯泰评价为“既不让人的灵魂更加高尚,也不让人的灵魂更加卑微,而只让人更加冲动”。

说白了,托尔斯泰其实是在说:“嗯,好听是好听,但我没听懂。”但我想,而今,对柴可夫斯基的人生更能感同身受的我们,也许更能品出这首乐曲的深意吧。

生命,宛如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也许会经过困苦的浅滩,也许会流经挫折的河岸,也许时而因焦虑而湍急,也许时而因沮丧而迟缓,但只要热爱依旧、真诚依旧,你终会奔向那让你梦寐以求的大海,你将在那里,得到你的安宁,你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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